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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七月，曹操在邺城建立了魏国的社稷宗庙；十一月，魏国设立尚书、侍中和六卿，曹操事实上成为一个公国的国君。214年，曹操开始享受王爵待遇。215年，献帝授予曹操分封诸侯、任命太守和国相的权力。216年，献帝进封曹操为魏王，魏国丞相改称相国，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警即警戒，跸即清道。警跸即出行时开路清道，严密警戒，断绝行人，为皇帝出行时之礼。后来又享有冕十二旒等一系列天子才能享用的礼仪。至此，曹操不仅在实际上掌握了汉室政权，而且在形式上与汉天子也没有什么两样，只差一个皇帝的称号了。
但曹操就是不要。
是曹操不想要吗？否。谁不知道当皇帝好，谁又不想当皇帝？那时节，诚如王粲对刘琮所言，“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是曹操没条件吗？也不。北中国基本统一，汉天子早已架空，朝廷内外，上上下下，都是曹操的人、曹操的兵，只等曹操一声令下。
曹操放着现成的皇帝不当，自然有他的深谋远虑，也有他的苦衷。他毕竟是靠所谓“兴义兵，诛暴乱，朝天子，佐王室”起家的。从公元189年起兵开始，讨董卓、伐袁术、杀吕布、降张绣、征袁绍、平乌桓、灭刘表、驱孙权、定关中、击刘备，一直用的是尊汉的名义，打的是讨逆的旗号。迁献帝于许都后，更是“奉天子以令不臣”。这是曹操的政治资本，也是曹操的政治负担。他必须把这个包袱背下去。因为他在扔掉包袱的同时，也就丢掉了旗帜。没有了这面旗帜，他曹操靠什么号召天下、收拾人心？
的确，在政治斗争中，旗帜是非常重要的。袁术丢了旗帜，身败名裂；袁绍举得不高，家破人亡；孙策、吕布、刘表没捞着旗帜，也就成不了气候；刘备仗着自己是皇叔，把旗帜举得高高的，也就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眼前的这些经验教训，曹操不会看不到。
为此，曹操曾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天下人表白：我曹某绝无篡汉之心！顶多也就想当齐桓公、晋文公或者周公。成王年幼时，如果没有周公，管叔、蔡叔不就篡位了吗？现如今，如果没有我曹操，真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是事实，也是麻烦。因为不准别人干的事，当然自己也不好去干，至少不便明目张胆地去干。一贯“讨贼”的自己成了贼，岂非真是贼喊捉贼？当然，贼喊捉贼的事曹操也不是没干过，但窃国毕竟不是偷新娘子，不能不讲政治策略。
而且曹操自己心里也明白，刘备、孙权，还有朝野一些家伙，全都没有安好心。他们有的想当皇帝，有的想当元勋，有的想趁火打劫，有的想混水摸鱼，只是大家都不说出来，也说不出口，都沉住了气，看曹操如何动作。当然，真心实意维护汉室的所谓正人君子也有。他们更是睁大了眼睛，警惕地注视着曹操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倘有不轨，立马就会群起而攻之。自己后院失火，刘备、孙权等就会幸灾乐祸，火上加油，乘机作乱，同朝中反对派联手与自己作对。这样一来，时局就将不可收拾，眼看到手的胜利果实就会功亏一篑、毁于一旦。
曹操实在是太清楚这一利害关系了。好嘛，你们不说，我也不说；你们能装，我也能装。到时候，看谁憋不住，等不及！政治斗争是一种艺术，讲究的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不到火候不揭锅。过早地轻举妄动是一种盲动，引而不发才是高手。曹操是高手，他沉得住这个气。
因此，当孙权上表称臣，属下也纷纷进劝时，老谋深算的曹操只说了意味深长的一句话：孔子说过，只要能对政治产生影响，就是参政，何必一定要当什么呢？如果天命真的在我身上，我就当个周文王好了！
这话说得非常策略，非常有弹性，也留有余地。它既表示曹操本人无意帝位，也不排除子孙改朝换代的可能。至于曹丕他们会不会这么干，那就要看天命，也要看他们的能耐了。干成了，我是太祖；干不成，我是忠臣。曹操的算盘打得很精。
何况曹操是一个务实的人。他有一句名言：“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只要自己实际上拥有了天子的一切，那个惹是生非的虚名，要它作甚！
曹操的策略，是“打皇帝牌”。
皇帝是张好牌。这张牌好就好在它既虚又实。说它虚，是因为这时的皇帝，不要说“乾纲独断”，就连人身自由都没有，完全听人摆布，有如提线木偶。所以，它是一张可以抓到手的牌。说它实，则是因为尽管谁都知道这皇帝是虚的，是个摆设，可又谁都不敢说他是虚的，可以不要，就像童话里谁也不敢说那皇帝没穿衣服一样。皇帝有个什么吩咐，有个什么号令，大家也都得装作服从的样子（事实上有些事还得照着做），不敢明目张胆地唱反调。所以，它又是一张有用的牌，而且是王牌。
曹操原本是没资格打这张牌的。最有资格的是袁绍。
袁绍四世三公，有政治地位；地广兵多，有军事实力。如果袁绍要迎奉天子，别人是抢不过的。而且，袁绍的谋士沮授也一再向袁绍提出这个建议。可惜袁绍目光短浅志大才疏，他身边其他一些谋士，也徒有虚名鼠目寸光。在这些短见的家伙看来，汉王朝风雨飘摇气数已尽，匡复汉室毫无意义。既然并不打算匡时济世，反倒琢磨着乱中夺权，那就没有必要把皇帝接来。把这么个宝贝弄到身边来，天天向他请示，事事向他汇报，实在麻烦。听他的吧，显得咱没分量；不听他的吧，说起来又算是违命，实在划不着。袁绍自己呢，一想到献帝是董卓拥立的，心里就犯恶心，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这实在是不折不扣的井蛙之见。要知道无论是毛玠（音介）建议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还是沮授建议袁绍“挟天子以令诸侯”，都并非真心要匡复早已颓圯的汉室，不过只是把献帝当牌打罢了。只要这张牌是王牌，你管他是哪儿来的？天高固然皇帝远，但那皇帝如果是傀儡，近一点岂不更便当，更便于操纵和控制？请示汇报、磕头行礼当然还是要的。但只要稍微有点头脑，就该知道那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献帝岂能不一一照谁？献帝当时才十六岁，还是个孩子。先是被捏在董卓手里，后来又被王允等人捏在手里，从来就没有真正掌过权。李傕（音决）、郭汜火并，在长安城里兵戎相见，献帝派人两边讲和，谁也不买他的账。可见这位堂堂天子，不要说号令天下，就连当个和事佬都当不成。这样可怜的皇帝，到了袁绍这里，怎么会摆天子的谱，同袁大人过不去呢？袁绍以为远离皇帝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这种思维方法，同落草为寇占山为王的“强人”没什么两样，哪像一个有志于天下的豪雄？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袁绍一犹豫，曹操就抢了先。他有毛玠等人出谋划策，又有曹昭等人牵线搭桥，很快就把皇帝这张牌抓到了自己手里。这一回轮到袁绍大跌眼镜了：曹操迎奉献帝迁都许昌后，不但没有损失什么，或受制于人，反倒捞到了不少实惠。他得到了黄河以南的大片土地，关中地区的人民也纷纷归附。更重要的是，他捞到了一大笔政治资本，不但自己成了匡扶汉室的英雄，有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而且把所有的反对派都置于不仁不义的不利地位。从此，曹操不管是任命官吏、扩大地盘，还是讨伐异己、打击政敌，都可以用皇帝的名义，再不义也是正义的。对手们呢？则很被动。他们要反对曹操，先得担反对皇帝的风险。即便打着“清君侧”的旗号，也远不如曹操直接用皇帝的名义下诏来得便当，来得理直气壮。比如后来袁绍要打曹操，沮授和崔琰便都说“天子在许”，攻打许昌，“于义则违”。诸葛亮也说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曹操捷足先登，占了个大便宜。
袁绍后悔之余，又想出一个补救办法。他以许昌低湿、洛阳残破为由，要求曹操把献帝迁到离自己较近的鄄城（今山东省鄄城县），试图与曹操共享这张王牌。这可真是做梦娶媳妇，尽想好事。曹操肚子里好笑，却一本正经地以献帝的名义给袁绍下了一道诏书，责备他“地广兵多，而专自树党”，没见他出师勤王，只见他不停地攻击别人。袁绍偷鸡不着蚀把米，油水没捞到，反倒挨了一顿训，真是浑身气都不打一处来，却也只好忍气吞声上书为自己辩解一番。袁绍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心理上都大大输了一把。
于是，当曹操以献帝的名义任命袁绍为太尉、封邺侯时，袁绍便拒不接受。因为太尉虽然是全国最高军事长官，三公之一，地位却在大将军之下。而此刻的大将军不是别人，正是被他看不起的曹操。因此袁绍气愤地对人说，曹操早就死过好几回了，每次都是我救了他，现在倒打着天子的旗号命令起我来了，什么东西！这就十分小家子气和小心眼儿了。反倒是曹操大度，知道此时不可同袁绍翻脸，便上表辞去大将军一职，让给袁绍。袁绍这下以为得了面子和甜头，才不闹了。其实，袁绍不在朝中，他的号令也出不了自己的辖区范围，当大将军与小将军没什么两样。何况，这职位是曹操让出来的，也没什么面子，反倒显得自己小气。
曹操却面子里子都占全了。当然，献帝也得到了不少好处。到许昌之前，献帝和朝官们已经与叫花子差不太多。当时在洛阳，尚书郎以下的官都得自己出去挖野菜吃，有的竟活活饿死或被乱兵杀死。曹操却大大地改善了他们的生活，而且在做这些事时，非常地细心，很像一个管家的样子。更重要的是，献帝已不用再流离失所，不用再像一件奇货可居又一文不值的东西在一个接一个人的手上倒手转卖，不用担心害怕随时会被废黜、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