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徙之徒也”的人，能说出如此不凡的话，是很让人敬佩的。陈胜的失败，主要在于太没文化，因而在突如其来的胜利面前，完全不知所措，以为自己真为命运所垂青，不知真正的、最后的胜利其实来之不易，结果只做了六个月的王，便身首异处、一败涂地了，正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但他在不公正命运前的奋起一搏，却像流星一样照亮了天空。虽然短暂，却也辉煌。
项羽的话，则充满英雄气概，说得干脆利落：“彼可取而代也！”那口气，就像囊中取物一样。在项羽眼里，那位统一了全中国的“始皇帝”也没什么了不起，甚至只配称作“彼”，而且随随便便就可取而代之。这是自信，也是自大。自信使他成功，自大使他失败。不难看出，项羽说这话时，是不动脑筋的，也是不计后果的。那家伙（彼）怎么个就可“取而代也”呢？万一取代不了又怎么办呢？这可没想过。他想到的只是要去取代和可以取代。这正是项羽的可爱处，也正是他的可悲处。
刘邦的话就没有那么气派了，有的只是一个流氓无赖对大富大贵的垂涎三尺。“大丈夫当如此也！”换句话说就是有能耐的人要过就过这样的日子。但不能如此又怎么样呢？大约也只好算了。这当然一点也不英雄，然而却也实在。正是因为这份实在，刘邦才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一步一个脚印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从审美的角度讲，我们当然更欣赏陈胜和项羽，但从现实的角度讲，我们又不能不承认刘邦是成功者。
的确，刘邦是实用主义者，项羽则是性情中人。
关于刘邦的实用主义，我们后面还要细讲，但现在其实已不难看出。当刘邦说“大丈夫当如此也”时，他的目的是很明确的，就是要像秦始皇那样活得像个人样儿。至于怎样才像个人样儿，则不甚了然。其实，直到他真的当了皇帝，也还仍不知皇帝是怎么回事和如何当法。丞相萧何为他建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他看了还发脾气，说：“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以至萧何解释说“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时，他才释然。又比如刘邦初得天下时，与群臣宴饮，也仍然和在沛县小酒馆里一个德行。大家都狂嘬滥饮，喝醉了就大呼小叫，打打闹闹，完全不成体统。直至叔孙通制定了礼仪，御前设宴，自诸侯王以下，一个个都震恐肃敬，行礼如仪，刘邦才喜不自禁余味无穷地说，老子今天才晓得当皇帝还真他妈的过瘾！可见先前是不晓得的。他说要活得像秦始皇一样，也只不过是说要活得体面排场一点而已，和阿Q睡在土谷祠里做的“革命成功梦”境界差不太多，都是羡慕那份荣华富贵。不同的仅在于，阿Q见过的最大世面不过是赵太爷钱举人的排场，刘邦则见到了皇帝的仪仗，所以刘邦的目标要定得“高”一些。
项羽看重的却不是荣华富贵，而是英雄业绩。也就是说，他更看重的不是结果（如此），而是过程（取代）。他不是要取代了以后怎么样，也没想到取代了以后会怎么样，而只是要去取代。的确，对于一个真正的英雄来说，战斗本身是要比胜利更令人神往的。“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盼青云睡眼开”，哪个英雄愿在无所事事中消磨自己的一生呢？既然有事可干，那就干吧！别管是干什么，也别管干了以后会怎么样！
这正是性情中人的思路和做派。
最能表现出项羽这一性格的，是他兵败垓下之时。在这生死存亡的最后一刻，他惦记着的是什么呢？是那位名叫虞的美人和那匹名叫骓的骏马。这个有名的霸王别姬的故事是大家都熟知的：夜色已经深沉，四面都是楚歌，王的帐内点起了巨大的蜡烛，帐外燃起了通明的火把。我们的少年英雄饮尽杯中之酒，起身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这最后一句翻译过来便是：小虞啊小虞啊，我可拿你怎么办啊！一个身经百战的三军统帅，一个威震天下的盖世英雄，此刻痛心的不是他的功亏一篑，痛惜的不是他的功败垂成，而是心爱的骏马美人无从安排。他也不考虑怎样才能转败为胜，转危为安，不考虑怎样才能冲出重围，东山再起，可见他一开始就没怎么把那最后的胜利当回事。
胜利与否既然并不重要，则重要的便是战斗本身。在率领八百骑兵冲出重围又在阴岭迷失道路后，项羽毅然引兵东向，期与汉军做最后一决。其时他的身边，已只剩下二十八骑了。然而他的斗志，却也昂扬到了极点。于是项羽决定最后再扮一次酷。他对随扈将士说，我自起兵以来，已经八年，身经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从来就没有打败过。这一回，大概是天要灭我了！那好，我就为诸位痛痛快快再打他一回。一定要打他个缺口，一定要斩他个将领，一定要砍倒他的旗帜，看看是我不会打仗，还是天要灭我。说完，大呼驰下，汉军人马望风披靡，敌将人头纷纷落地。项羽笑了。他回过头来得意地看着将士们说：“怎么样？”扈从将士一起拜倒在地，异口同声地说：“如大王言。”
这就真是孩子气得可以！谁都知道，垓下之战，是楚汉相争的最后一次战役，也是决定最后胜负的关键一战，是不折不扣的“决战”。然而身为统帅的项羽，想到的却不是决战，而是快战。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也就是说，痛痛快快打一仗，速战速决，尽快了结。
的确，诚如王伯祥先生所言，快战和决战是不一样的。决战有胜负难分、一决雌雄的意思，也就是还有求胜的想法。快战则只求痛快于一时，不过逞强示勇而已，完全不计后果。作为统帅，是应该取“决战”呢，还是应该取“快战”呢？当然是前者。因为“胜败乃兵家常事”。战场上的事，瞬息万变，谁也不可能在开战之时即稳操胜券，只有打起来再看。所以，即便兵临城下，敌强我弱，危在旦夕，也不能轻易放弃胜利的希望。苟如此，则没准真能杀开一条血路来。兵法有云：“置于死地而后生，陷于亡地而后存。”依此，则楚军也仍有反败为胜的可能。然而项羽似乎不想再打下去了。也许，打了七十多仗，他已经累了。也许，有这七十多战的战无不胜，他觉得已经够本了。是啊，他原本没把那天下王位太当回事。他只想能够英武豪雄地痛快一生，也只想在退出战场退出人生时有一个精彩的谢幕，能最后再痛快一回。
既然如此，那就让他痛快吧！
刘邦就不会这么傻。
与项羽的战无不胜一路凯歌相反，刘邦一直都不怎么顺。当然，刘邦也不是没打过胜仗。秦都咸阳是他攻下的，秦王子婴是向他投降的。按照当初的约定，“先入咸阳者王”，刘邦原本理所当然地应该为天下之主，至少也该当一个关中王。但是怎么样呢？还不是只好将咸阳拱手相让，一任项羽去烧杀掠抢，自己则忍气吞声地去当汉中王。显然，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年代，有实力才有发言权。刘邦实力不如项羽，因此虽然有“道义”（先入关中，灭秦受降，约法三章，秋毫无犯），也只好闭上自己的嘴巴。
的确，如果个顶个地进行比较，刘邦处处不如项羽。不但家族背景有天壤之别，便是个人素质也不可同日而语。项羽“力能扛鼎，才气过人”，攻城则城池皆破，杀敌则敌胆尽丧。刘邦会干什么？就会喝酒嫖女人。在整个举兵灭秦和楚汉相争的过程中，没有一个计谋是他自己想出来的，没有一座城池是他自己攻下来的，也没有一场战斗是他亲自指挥的。他惟一的本事，就是问张良、韩信、陈平他们，“为之奈何（可怎么办呢）”？可以说，同项羽相比，刘邦一点能耐本钱也没有。难怪项羽会在骨子里看不起刘邦了：这种东西，也配和我争天下？
说起来刘邦的成为领袖，至少开始时有一半是运气和侥幸。二世元年，陈胜起义，天下震惊。各地方豪杰一哄而起，云集相应，“诸郡县皆多杀其长吏以应陈涉”，夺县自立成为一时之时髦，刘邦所在的沛县也不例外。然而杀死沛县县令以后立谁为主却成了问题。依地位、资历、人望，似乎应该立萧何或曹参。萧何是沛县狱椽，曹参是沛县主吏，都是有一定社会地位和行政能力的人。然而萧曹二人都是文吏，比较胆小怕事，心想这领头造反弄不好可是杀头灭族的罪，还是让那天不怕地不怕的痞儿无赖刘小去干为好。万一事败，咱充其量不过是个“胁从”，当不了“首恶”。由是之故，刘邦这才当了沛公。
这个看起来偶然的事件其实有着必然。萨孟武先生说过，在中国历史上，夺帝位者不外两种人。一种是豪族，如杨坚、李世民是。一种是流氓，如刘邦、朱元璋是。文人是没有份的。文人既不敢起这个心，也没那个力。即便参加造反起义，也只能攀龙附凤，跟在豪族或流氓的屁股后面，当个军师，做个幕僚，出点主意，使点计谋，断然是当不了领袖的。所以楚汉双方的首领，只能是豪族项羽和流氓刘邦，不会是萧何、曹参，也不会是范增、张良。
文人为什么当不了造反皇帝呢？因为造反起义，争夺地位，说穿了，是一场豪赌，非有天大的胆子不可。这个胆子，又与本钱有关。本钱特大的敢赌，一无所有的也敢赌。豪族敢赌，是因为本钱大，输得起。流氓敢赌，则是因为没本钱，输不怕。不就是失败了没好果子吃吗？我本来就没吃过好果子。干他一下，没准还能捞他两个吃吃，岂不赚了一票？《水浒传》里写吴用策动阮氏三雄造反，阮小七便说：“若能够受用得一日，便死了也开眉展眼。”因此但凡有此类机会，真正一无所有的流氓无产者都是像干柴一样一点就着的。干嘛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