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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还留下遗言：去帝号，称皇后，葬于乾陵，回到丈夫高宗的身边。半个多世纪以前，守着青灯古佛的她曾在感业寺给热恋中的李治写过一首情诗：“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以后那半个多世纪，不知有多少人拜倒或败倒在她这石榴裙下。直到她脱下这石榴裙，换上帝王的衮冕，也仍然魅力无穷，让人敬畏，让人臣服，让人痴迷。
现在，她又要换上这石榴裙了。她无法对抗那强大的文化。这个一生要强的女人，不得不脱下男装，换上女装，离开男人的世界，回到女人的天地。
武则天未能把她的“革命”进行到底。但，这并不是她的错。
武则天，公元624年生，705年卒，享年八十二岁，是一位长寿的人。
据林语堂先生《武则天正传》，武则天一生共谋杀了九十三人（不包括其受到株连的亲属）。其中她自己的亲人二十三人，唐宗室三十四人，朝廷大臣三十六人（不包括其走狗）。这里面有多少是该死的，有多少是冤案；有多少确为武则天所害，有多少是别人对武则天的诬陷，这笔账，只好留给历史学家慢慢去算了。
武则天的陵前立的是一块无字碑。碑身由一块完整的巨石雕成，通高7。35米，宽2。1米，厚1。49米，重9。8吨。碑上刻着螭（一种蛟龙类神物）和龙，却没有字。也许，武则天的一生，连她自己也说不清。也许，她有意在身后留下一片空白，任由褒贬，随人评说。当然，也许她根本就不在乎别人说些什么。
“没字碑头镌字满，谁人能识古坤元？”信然。
品人录：品海瑞
一、屡被罢官的官
海瑞是一个清官。不过他这个清官，却是以“罢官”而闻名的。
现在四十五岁以上的中国人，大约很少有人不知道“海瑞罢官”的。1966年，以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为导火线，引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弄得海瑞这个名字家喻户晓，而且一提起海瑞，便想起罢官。
海瑞这个人，的确与罢官有缘。海瑞一生，经历了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朝。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4年）十二月十日在福建延平府南平县当教谕，到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十月十四日病死在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任上，他与官场差不多算是打了半辈子交道，其间罢官和请求辞职就有好几回。仅在南京任上的两年之中，请求告老还乡就达七次之多；而赋闲时间最长的一次，竟达十六年之久。这样折扣下来，则海瑞踏入仕途三十三年，就有一半的光阴属于罢官。
如果按照中国普通老百姓衡量一个官员好坏最通用的标准来评估海瑞，他当然是一个好官。这个标准就是清廉。海瑞的清廉是举世闻名的，也是绝对真实的。他晚年职任右都御史（监察部长），官居二品，留下的积蓄竟不够殓葬之资，还得靠同僚们来捐助费用。一个人，做官做到连死都死不起，也算得上“一清见底”了。
更难能可贵的是，海瑞始终如一地坚持着他的清廉。他当知县的时候，饭桌上的蔬菜都是他亲自带人在衙后种的。酒肉之类，大约也很少食用。据说他唯一的一次“奢侈”，是为了给母亲做寿（海瑞是孝子），买了两斤肉。
这样的清官，老百姓当然由衷拥护，官员们却反感异常。他们虽然嘴上不便多言，心里却是说不出的嫌厌和腻味。一想到要和海瑞共事打交道，就更是头皮发麻。可资证明的一个事实是：海瑞调升应天巡抚的任命刚一发表，应天十府官员便几乎快要哭出来。不少人纷纷请求改调他处，有的甚至自动离职，宁肯不要头上的乌纱。这固然说明海瑞的清廉和声威已足以让人闻风丧胆，但也说明他在当时的官场上，其实已很孤立。
海瑞确实是不讲什么官场规矩的。他并不是一个胡来的人。相反，他的原则性很强。他的原则有两条，一条是四书五经阐述的道德准则，一条是洪武皇帝制定的政策法令。这两个东西里面，可都没说过一个官员应该贪污腐化，以权谋私，也都没说过要当官就得学会阿谀奉承、吹牛拍马、迎来送往、请客吃饭。圣人和太祖没说过可以做的，就不能做。圣人和太祖明确规定不可以做的，就更不能做。
海瑞不但谨遵圣贤教诲且身体力行，而且还要和不良风气作斗争，而无论对方职位有多高，来头有多大。海瑞担任淳安县令时，出任总督的是胡宗宪。总督与知县，官阶之别，如同天壤。胡宗宪这个人，又是当朝权相严嵩的党羽，权倾天下，炙手可热，境内官民无不畏惧。然而海瑞却如初生牛犊。胡宗宪的儿子到淳安，耀武扬威，颐指气使，对驿站的款待百般挑剔，还把驿丞倒吊起来。海瑞毫不客气，立即下令将其拘捕，押往总督衙门，其随身所携一千两银子也没收充公。海瑞还给胡宗宪呈上一份公文，声称久闻总督大人节望清高，爱民如子而教子甚严。此人既然品行恶劣胡作非为，其所称胡公子云云必系假冒，其随身所携也必系赃银。胡宗宪心知是自己的儿子不争气，却也不敢声张，只好打落了牙齿往肚里咽。
严嵩的另一党羽鄢懋卿奉命钦差巡视浙江盐务，事先曾明发通令，声称本院“素性简朴，不喜逢迎”。这种官样文章，原本是此类人物标榜俭朴以沽名钓誉的把戏，十足的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所以沿途官员都不当真，接待也极尽奢靡，所费自然都是民脂民膏。海瑞却一本正经地上了一个禀帖，禀帖先是照录鄢懋卿的通令原文，接着又说据悉钦差大人所到之处，接待逢迎与通令所言完全两样。不但要摆酒席，还要供应女人，每席耗银三四百两，连小便器都要用银子打造。因此下官糊涂起来了，不知是按通令的要求做呢，还是照前面的样子做？按通令的要求做吧，深怕简慢了大人；照前面的样子来做吧，又怕违背了大人体恤百姓的好意。因此恳请大人明示，到底怎样做才好。鄢懋卿看了禀帖，一肚子火气发作不得，只好不过严州，绕道而去。
海瑞如此直言抗命顶撞上峰，连钦差大臣都被弄得下不了台，岂有不遭报复之理？果然，就在海瑞接到升任嘉兴通判调令，正准备和新任淳安知县办移交时，袁淳在京弹劾了他。袁淳也是严嵩一党，和鄢懋卿更是狐朋狗友。他作为巡盐御史出巡浙江时，在海瑞那里亲身领教了简慢的招待，还和海瑞大吵了一架，于是便弹劾海瑞“倨傲弗恭，不安分守”。只是由于曾当过海瑞上司的朱衡已任吏部侍郎，极力向吏部尚书严讽推荐，海瑞才在免职后又被调任兴国知县。
按说，像海瑞这样不会巴结上司，还要老去惹是生非的人，能保住七品县令的职位，已经是万幸了。然而海瑞的运气出奇的好。严嵩的倒台终于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人们开始对严嵩当权时的人和事一一进行清理和甄别。中国官场历来就是以人划线的。严嵩一倒，他所扶植任用的胡宗宪、鄢懋卿之流也得跟着完蛋。这些人既然被确定为坏人，那么，当年反对过他们的人也就一律是好人。这也是中国政治斗争中最通用的逻辑，历来如此的。海瑞以卑微之职公然对抗令人谈虎色变的权臣，就不但是大大的好人，而且是大大的英雄了。于是，在担任兴国知县一年半后，海瑞被调往北京，任户部云南司主事，官阶正六品。
户部主事，是一个不大不小、不上不下的职位。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言：“大政方针出自堂官尚书侍郎，技术上的细节则为吏员所操纵。像海瑞这样的主事，根本不必每日到部办公，不过只是日渐一日增积做官的资历而已。”
然而海瑞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想做事的人，喜欢琢磨问题的人，对国家对君主认真负责的人，也是个只知进不知退的人。既然没有小事可做，那他就只好去考虑大事。他现在已经进入中央政府（尽管职位低得可怜，离所谓中枢还十分遥远），不再是一个有局限的地方官，很可以站在历史和全局的高度思考一些问题了。而且，与那些自命不凡、以天下为己任的儒生一样，海瑞认为他应该对时局和朝政发布自己高屋建瓴的见解，而国家的现状又十分地令他不能满意。不但离孔夫子他们设计的唐尧虞舜般太平盛世相距甚远，而且简直就是危机四伏。海瑞觉得自己不能沉默。一股正义感和使命感从他心中升起。他决定发起进攻。这一回，他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当今皇上。
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二月，也就是海瑞进京一年半以后，这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六品司员，向嘉靖皇帝呈上了《直言天下第一事疏》。海瑞深知当朝的这位皇帝是只听得进好话听不进批评的，因此开宗明义就说一个皇帝是否够格关键就在于能不能让臣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接下来，他便对嘉靖本人进行诛心剖骨的批评。他指出，如果拿汉文帝刘恒和当今圣上相比，则圣上的“天资英断”，要远远超过汉文。然而圣上的仁德政绩，比起汉文来，却差得很远。汉文帝创造了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而当今皇帝创造的，却是“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的局面。究其所以，就因为他这个皇帝昏聩多疑（心惑）、刚愎残忍（苛断）、自私虚荣（情偏），既是昏君，又是暴君。他还指出，嘉靖不但从政治的角度看不是好皇帝，从伦理的角度看也不是好男人。难怪普天下的臣民百姓，早就认为你不对了（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也难怪老百姓要以你的年号来表示对你的不满，说什么“嘉靖嘉靖”就是“家家皆净”（一无所有）了！其实，臣民们的要求并不高，无非希望官府的盘剥轻一点，当局的关怀多一点，冤假错案少一点，社会风气正一点。这都是很容易做到的事，“而陛下何不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