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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高拱和张居正这两个人，还不能算是什么坏人，更不是庸才。他们的头脑都很清楚，度量也不算小。他们并不因为讨厌海瑞这个人，就否定他的人品人格和他的正确方向，也不因海瑞已经罢官，就落井下石，穷追不放，非把他说得一无是处不可。两位阁老，真有些“宰相肚里能撑船”的味道。相比之下，海瑞的骂倒一切，倒显得有些小家子气。
高拱、张居正他们与海瑞的分歧，主要在方式方法上。高拱认为他“过激”，张居正认为他“过当”，海瑞自己则觉得还不够。他曾对人既忧虑又愤懑地说：现在医国的，只有一味药：甘草。现在处世的，也只有两个字：乡愿！乡愿也叫乡原，孟子下的定义是：“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人尧舜之道。”可见乡愿就是虚伪、敷衍，四处讨好，八面玲珑，不讲原则，表面上廉洁自律，实际上同流合污。这样的人，开出的医国药方，当然只是甜津津的甘草，治不了病，也治不死人。海瑞却认为应该下猛药。他给嘉靖皇帝上的奏折，就是他下的猛药，药引子则是他自己的生命。他希望这味药能使皇上猛醒，能使帝国振作。可惜，那位皇帝从身体到思想都已病入膏肓，终于一命呜呼。难怪海瑞听到消息要号啕大哭了。他既是哭这位死去的皇帝，也是哭自己失效的药方。
现在，海瑞好不容易才有了一个医国的机会，自然不肯放过。因此他一到应天巡抚任上，便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甚至不怕矫枉过正。本来，徐阶的田一退，他便应该见好就收。因为此事已经产生了影响，大地主沈恺等人见海瑞对徐阶都毫不通融，也只好主动地把侵夺的民田退了出去。这时，诚如黄仁宇先生所言：如果海瑞“采取惩一警百的方式，把徐家或其他几家有代表性的案件广事宣传，以使藉富欺贫者知所戒惧”，那么，“他也许会在一种外张内弛的气氛中取得成功”。然而海瑞似乎并不懂得“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的道理，他的工作热情不但没有稍减，反因初战告捷而倍增。他不满足于坐在巡抚衙门接受投诉（前面提到，这种投诉已达每月七八千件之多），还要亲临府县听取诉讼，一一过问，一一审理，一发而不可收拾，斗争的弦也就越绷越紧。
这样一种工作热情也是海瑞所独有的。他本来就是工作狂，下车伊始，又发现要做的事千头万绪，真可谓百废待兴。海瑞深知，像他这样既非进士出身又没有后台老板的人，能官任封疆，是特例中的特例，唯有拼命工作，才能报答国家，不负皇恩。何况，这时他已经五十好几，能做事的时间已不太多，亦所谓“时乎不待”。因此他有一种紧迫感，很有些韩愈当年“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的味道。另外，他心里也有数：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也没有不下台的官，他海瑞就更是如此，只能在任一天就猛干一天，能做多少事就做多少事，为了加快吴淞江治水工程的进度，他把行署设在工地，并斩杀了三个监工不力的吏员，把他们的尸体用席子卷起埋在行署厅前。结果，工程进展迅速异常。一个本想阻拦、陷害海瑞的巡按御史还没来得及下手，工程便已完成，那个巡按也只好徒唤奈何，叹息说“万世功被他成了”。当然海瑞也让人挖出了厅前的尸体，却是三只肥猪，而那三个吏员则被海瑞转移藏匿在别处。
一项水利工程或许可以这样加紧进行，政治工程可就没有那么简单。现在看来，海瑞当时的处置可能是简单了点。他受理的案件如此之多，事实上也不可能不简单。可是他涉及到的问题，却又十分复杂：丈量土地，清退农田，平反冤狱，整顿治安，兴修水利，遣散募兵，刷新吏治，考核官员，以及推行“一条鞭法”（一种新的赋税制度）等，哪一件不是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然而海瑞的力量却很单薄，既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款，又没有得力的专门机构，仅凭一股政治热情，外加对善与恶的道德直觉，就希望快刀斩乱麻，在一个早上把百年积弊清除殆尽，其不能成功也自不待言。
对海瑞的弹劾几乎与海瑞在应天的改革同步进行，而且同样出手极重，攻势凌厉。给事中戴凤翔甚至危言耸听地说，在海瑞的治下，佃户不敢向业主缴租，借方不敢向贷方还债，民间流传的说法是“种肥田不如告瘦状”。如果不是因为海瑞自己清廉到无可挑剔，他一定会被描述成周兴、来俊臣那样的酷吏。内阁也深为海瑞的做法忧虑。他们想起一个医生，这个医生曾给病人猛吃巴豆，还振振有辞地讲什么医书上说“巴豆不可轻用”，当然要重用了。内阁觉得海瑞就是这样一个医生，应该迅速地将其从巡抚的任上召回，以免我们这个原本就病病歪歪的帝国被他过度的热情医得人仰马翻。
海瑞以身作则，力图以道德来清除积弊，结果怨声四起；张居正锐意革新，力图用法令来振作精神，结果抗拒横生；申时行妥协安抚，力图用调和来维持团结，结果众叛亲离。他们都失败了，正所谓“可怜无补费精神”。显然，他们这个帝国，其实已无药可救。
四、难以成功的事
我们无妨再来比较一下海瑞和张居正。
张居正和海瑞是不同的人。张居正懂政治，且能力极强；海瑞却不懂政治，还有些意气用事。按说张居正是不该倒霉的。他之所以倒霉，就在于他不仅想做官，还想做事，希望对帝国有贡献，这倒是和海瑞相同的。可惜帝国并不需要有人做事。它只想在普遍贫穷的低水平低标准前提下维持所谓长治久安。所以任何想做点事的人在它那里都讨不到好，混日子的则官运亨通。不过，张居正自己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道德水平与海瑞不可同日而语。海瑞表里如一，始终如一，张居正则口是心非、言行不一。这虽不是他死后遭到清算的根本原因，却是其直接原因。
万历小皇帝对张居正本来是极尊重且畏惧的。原因之一，就因为张居正是他心目中道德的楷模。中国古代教育，最重要的是德育。为帝王之师，就更要将德育放在压倒一切的高度。我们帝国是靠道德与礼仪来治理的。如果皇帝本人不能做到有德有礼，则奈天下苍生百姓何？所以张先生对小皇帝的德育抓得极紧，反复告诉他一个为人君者，必须仁爱、宽和、节俭、勤勉，不能随心所欲，也不能玩物丧志。
然而张居正自己又怎样呢？揭发者报告皇帝：他的起居十分排场，生活也极为奢靡。几年以前，小皇帝听说张先生要改建住宅，考虑到老师的官俸不高，曾给了一千两银子做资助，没想到这次装修实际耗银一万两，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何况他这豪华的住宅里还堆满了珠宝和字画，蓄养了许多绝色的美女，这些东西和人又是从哪里来的？小皇帝还被告知：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张居正回乡葬父时，坐的是三十二人抬的轿子，内分卧室和餐厅，还有小童两名伺候。沿途的接待，也耗费惊人。每餐饭要上一百道菜，张居正居然还说没有地方下筷子。至于平时其他种种声色犬马的享受，就算不上什么了。
这一状告得极准。万历的愤怒立即被激发起来。年轻的皇帝想起了许多往事：在张居正当国的这十年里，他虽然号称天子，富有四海，实际上却穷得一文不名。有时想拿几个小钱赏赐宫女，都只能打白条，同几百年后中国最基层的乡镇干部一样。有一次他不过只是和几个小太监做了游戏，让两个宫女唱了小曲（实际没唱），就差一点被废掉，而代之以皇弟潞王。为了表示对母亲的孝敬，他想装修一下太后的宫室，也被张居正阻止，还讲了一大套爱民惜物的道理。然而这个道貌岸然的张居正，却在限制皇帝私欲的同时膨胀自己的私欲，而且占尽了便宜。仅此一项，就该千刀万剐！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海瑞的复出，无疑有着特殊的意义。
万历和申时行对海瑞的再次出山，肯定有所希冀。因为实在地讲，全国上下，像海瑞这样真正清廉的官员，恐怕真的没有几个了。因此他们希望海瑞能够成为一个榜样，一个楷模，至少能成为一个象征，一个点缀。关于这一点，申时行似乎很清醒。他给海瑞写信说：“维公祖久居山林，于圣朝为阙典。”这意思很明显：老兄一直住在乡下，对朝廷和官场的情况并不甚了然。不过既然是政治清明的圣朝，也不能没有老兄这样的清官。潜台词其实也很清楚：做做摆设就好，别惹什么事了！
海瑞对自己的第三次复职也曾有过忧虑。他反复问自己：我出来以后，能做什么，该做什么呢？难道像汉朝的魏恒那样，说些“宫女千数，其可损乎；厩马万匹，其可减乎”之类无关痛痒的话么？多年的阅历，使他对前景已不存乐观。
然而海瑞毕竟是海瑞。尽管不抱太大的希望，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刮起了廉政旋风。除采取种种廉政措施外，他又一次把矛头指向了皇帝。他给万历写信说：如果各省的巡抚都贪污，那贪污还禁得了吗？如果中央各部都勒索，勒索还止得住吗？如果天子脚下的是非对错都辨不明白，反腐倡廉还有希望吗？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