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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地只顾孩子，再年轻一点，她会优先考虑丈夫。现在，她处于两难时间段。我从她的分析中得洋到什么帮助。
母亲提出每月50元的赡养费用，我说服父亲一口答应，当时父亲的月薪只有70多元，但是我采取了手段，第一，我答应每月给母亲送去50元后，再想办法要出钱来转手给父亲，至少退“税”20元，就是说父亲应该负担30元左右的费用给我的弟弟和妹妹，直到他们生活自立为止。第二，我明白，他们二人订的协议并无法律效力，先办了离婚，给父亲以自由，给母亲以尊严，其他的，再说。
父亲就是这样的人，确定离婚了，他似乎依依不舍，和全家，和母亲合影留念，眼泪汪汪，以至于我与姐姐等人以为他不离了，倒是母亲反过来说了点冠冕堂皇的话：这并不是你我个人的问题，谁让我们赶上了旧社会，祝你前途光明远大。
当然，这些事后来办得很麻烦，为此我甚至于向旁人借过债，作为周转金。
然后父亲匆匆结了婚，不久又闹了起来，其火爆程度不亚于过去。然后父亲的潜力永远被压抑着。他常常来到我的工作的地方，大吐苦水：新婚失败，工作成绩不被肯定，群众关系（与周围同事关系）不佳，领导不待见，钱不够花，营养没有保证，缺东少西，邻居不讲礼貌，我的弟弟妹妹拒绝见他，写了文章没有地方发表，没有社交活动……他又善于抒情，讲得阴毒痉挛，颠狂冷笑，活不下去。什么（受到了）凌辱，什么他现在的地位是“次小尼姑”（意指《阿Q正传》中地位最低的人物是小尼姑，连阿Q都敢消遣之），什么他准备退职当“家庭主男”……都很刺激人。我不准备再回忆下去了。我得到一个教训，一个男人，尽量不要诉苦，不要把自己的罪过压力一代一代传递下去，不要搞痛苦与负担的接力传送，转嫁旁人尤其不要把自己的日子过不好告诉自己的孩子。一个男人一定要咬得紧牙关，不论什么处境，自己起码要扛得住自己。
但是父亲有一个特点，至今我也分析不清楚，他当时已因院系调整到了北大哲学系，他几乎对谁都不满意。但是他从来没有忘记歌颂共产主义与马列主义。他读列宁的《黑格尔小逻辑一书笔记》，那种兴奋，那种服膺，那种称颂，堪称感天动地。他读毛主席的“两论”也是称颂备至，他对所有的大事大是大非都坚决听党的听中央的，而且，他对我这样带着激情，带着真情实感来讲，讲一次再讲一次再讲几次几十次，不像是作秀也绝无作秀的必要。
父亲的全部表现中，唯一带点政治上的另类色彩的是他常常从收音机里听到一些重大的场面上的活动的参加者的名单，谁谁主持，谁谁讲话，谁谁剪彩，参加者有张某某，李某某……他会说：“老是一样的名单，多么寂寞啊。”
我的反应差不多是轻蔑地一笑：怎么着，您想上这个台盘吗？
我记不清与父亲谈他的思想情绪工作直到生活经济问题几十次还是上百次，我每次都雄辩地，情理并茂地给以忠言，给以鼓舞，给以严肃的批评。一时会好一点，基本上没有效果。当然，每次临别的时候，特别是如果我们一道吃了点饭，他会再抒正面的情，什么为时不晚，他的资质不差，他要振作起来，要从头做起，从现在努力，正好做出成绩。
我读过巴甫连柯的一个短篇小说《话的力量》，是讲斯大林青年时代信守承诺的故事。而与父亲谈话，我感到的是话的没有力量。
批判胡适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寄给《人民日报》。我开始有点瞧他不起，无法设想人民日报会刊登他的文章。没几天，人民日报把大样寄给了他，他兴奋若狂，怎么样扬眉吐气，怎么样拿稿费请我们吃西餐，都说到了。他根据人民日报理论版的编辑王若水同志的意见反复对文章做了修改，每天等待着大作的发表。一天晚上他突然前来，拿着王的信，就是说最后决定不用他的文章了。于是冷水浇头，全部泡汤。他痛苦得要死要活，比范进、比孔乙己还要狼狈得多。当天晚上他睡在我的房间，半夜腹痛，洋相出尽。我们的团区委当时已迁移到东四北大街靠近北新桥处，我自己一间办公室，并设了床铺。
《王蒙自传》 第二部分十一、终于离异（2）
父亲永远想得很多，知道生活应该是怎么样，他自己本可以是怎么样。同时他永远纠缠于现实种种无聊的麻烦之中。他永远期盼着自己的潜力，他确实感觉到了自己的无穷潜力连十分之一都没有发挥出来，这大致是真的。至于他的潜力到底如何，由于迄未发挥，难以鉴定，死无对证。
我通过区里有关部门，给母亲找了一个小学教员的工作，她大致胜任。有一段她被吸收去听党课，她很兴奋，声称自己“入党了”，不知为什么，此事没有下文——可能与1957年后的形势与我的变故有关。
那时我们住在西四北小绒线胡同，两个微型小院。父亲到前院看我，母亲甚至给他做过饭，符合我的文明离婚的设想。赡养费用的猫腻终于曝了光，改成了35元，母亲也接受了。
直到1956年，母亲得知父亲的后妻怀了孩子，母亲突然大怒，一直对父亲抱咬牙切齿的态度。此后母亲一直是愤愤不平，耿耿于怀，觉得自己是天下最倒霉的人，她张口闭口都是讲一个恨字。
《王蒙自传》 第二部分十二、初恋（1）
那是一个特别无拘无束的年代。许多男女生恋爱，我们只觉得特别美好，从来没有那些学生不能谈恋爱之类的想法。所以，我后来称这个时期为恋爱的季节。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那时的中国是爱情的自由王国。
前边我说到过周曼华，那只是童年的一些遐想。我在区里工作期间，常常和一些女中的团干部打交道，我虽然不是贾宝玉，但我同样有男浊女清之叹。我相信所有的男生都有过近
贾宝玉的想法，《红楼梦》首次把它写得那么夸张和生动，但毕竟不必大惊小怪。这些女生热情、聪明、长得好看，说话好听，都在男生之上。我相信没有青年的积极参预就没有革命，没有女青年的参预，就更没有革命。当你想到苏联的革命者的时候，你难道能够不想到永远的苏菲娅吗？
我对其中一位矮个子的梳长辫子的高材生突然感到非常亲切，一个周末，本来无事，我临时决定到这个学校找她谈谈工作乃至谈谈思想。从小经历的组织生活，参加区委组织的学校支部的党员假期学习，使我已经很喜欢谈甚至自以为很善于谈思想品德修养。
她来了。在她来的那一刹那，我的所有的遐想都消失干净了。她的绝对的纯洁与郑重，使我立即回到了工作中，没有余地，没有空间，没有任何其他念头。
然而与芳就完全不同了。冬天来了，崔瑞芳到区委临时工作，使我感觉快乐。区委。大院子。冬天。三反五反。运动过后一切都会特别纯洁。一个女中学生党员，参加着火热的斗争。这些都令我醉心。头一年，就是1950年夏天，她到由我们团委组织的“暑期生活指导委员会”来开过会。她的笑容与善意十分迷人。那时她是女二中的学生会主席。她从1947年就是地下盟员，1949年夏入党。她还担任过首届的少先队大队长。
到了1951年…1952年冬季，她来到区里做“三反五反”，我们已经是第三次见面了。
每个时期有每个时期的爱情。而我那个时期，我知道的是苏菲娅、喀秋莎，刑场上的婚礼，绝命书……还有苏尔科夫的诗，他的不只一首诗描写小伙子对于美丽的姑娘的追求，而姑娘的回答是要看小伙子能不能得到劳动模范的奖章。
每当我想起瑞芳，我想到的是她从小革命的经历，她在学校担负的繁重的工作，她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她夜夜加班在那里统计“三反”“五反”的战果。她的笑容使整个区委大院光亮起来了。
我把一本薄薄的苏联小说《少年日记》借给她看。她后来说，我当时自己在读《安娜·卡列尼娜》，而给她读的是一本类似儿童文学的书，使她愤怒，她也不想看。
对于我来说，爱情是风，是歌。我才刚往追求瑞芳上动了一下念头，忽地呼呼地，大风、飓风、龙卷风吹得我离了地，在天空逡巡，城市和乡村，星辰和山河都在我身旁旋转。我唱：“从前在我少年时/鬓发未白气力壮/朝思暮想去航海……但海风使我忧/波浪使我愁……”我唱：“我曾漫游过全个宇宙/找不到一个爱人/如今在我的故国露西亚（俄罗斯）/爱情在向我召唤……”我唱“我的歌声飞过海洋/爱人啊你别悲伤/国家派我们到海洋/要掀起惊天风浪……”我唱“唱个歌儿给我听吧/快乐的风啊……”我也唱“正月里闹元宵/金扁绣开了……”有什么办法呢，中国的革命歌曲里头基本不唱爱情，也有几句，“一对对绵羊/并排排走/谁和我相好/手拉手。”和“马里头挑马不一般高/人里头挑人就属哥哥好。”但是，它们未免太简单了，我觉得还夹杂着打趣，无法表达我的感情。
我得知她在班上写的作文《看苏联影片〈她在保卫祖国〉》被老师和同学称道。我得知她走在街道上被解放军的骑兵撞成了轻伤。我在“五·一”劳动节之夜，在人山人海的天安门广场寻找瑞芳，而居然找到了，这一年的“五·一”之夜我们一直狂欢到天明。
初恋似乎还意味着北海公园。漪澜堂和白塔，五龙亭和濠浦涧，垂柳、荷叶和小船，都使我们为城市，为生活，为青春而感动。我们首次在北海公园见的面，此后也多次来北海公园。我们在北海公园碰到过雨、雷和风。东四区离北海后门比较近，常常有团日在北海举行。有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