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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渴望快快下山投入火热的生活的急迫心情。
而长安寺一直是中宣部的一个培训中心，组织干部学习的地方，至今。
1962年秋，我得到邀请，中国文联将在长安寺举办为期两周的读书会，内容主要是反（苏）修。
从1959年下半年以来，中苏关系已经成了仅次于粮食问题的人们关心的话题。我的心情一言难尽。
有什么办法，我是在天真的童年、少年时代毫无保留地，以全部心灵接受了苏联的影响尤其是苏联文艺的影响的。保尔·柯察金直接影响了我的生活道路选择。《喀秋莎》是我第一个学会的苏联歌曲，我的政治意识，青春觉醒，阳光感受，献身愿望都来自这首像“明媚的春光”（出自《喀》的歌词）一样的歌。无论如何，苏联的小说，苏联的诗，苏联的音乐，苏联的歌曲都令我醉迷。由苏联而俄罗斯而乌克兰而格鲁吉亚。由文学与音乐而电影而绘画而芭蕾舞民间舞红军舞蹈而俄语的卷舌音，我都痴迷。我也没有忘记斯大林。我会唱许多歌颂斯大林的歌：“阳光普照美丽的祖国原野……”“在高高的山上有雄鹰在歌唱……”“我们辽阔的祖国日新月异……”1949年刚刚解放，12月份就到处为斯大林贺寿，毛主席其时正在苏联，参加了贺寿大会，还给斯带去了寿礼，包括山东出品的萝卜青菜和河北鸭梨。1953年斯大林逝世时全国哭成一团。
我曾经为中苏友好的词语而感动，首长致词的时候有过这样的话：“中苏友好是万古长青的事业。”万古长青，只这四个字也让我心满意足，阳光灿烂。
斯大林去世后我渐渐感到了中苏关系中出现了新的不确定因素。我的一个心情十分费解，我觉得一个有着费奥多洛娃五姐妹的重唱《田野静悄悄》，庇雅特尼斯基合唱团的合唱《有谁知道他呢》，有柴可夫斯基的《第一弦乐四重奏》，有那么多伟大作家的民族是不可以敌视，不可以战胜的。我可能永远爱他们。
然后首先是我自己的“翻车”。然后中苏斗争愈演愈烈。我知道此事非同小可。我知道此事与中国的反右派之间有一点小小的关系。很可能中国的一部分老“右派”有亲美的问题，而另一部分相对年轻一点的“右派”有亲苏的问题。那么亲美亲苏，都有点冒傻气，政治上太嫩了点。当然还有人因为“反苏”而划为右派，那是顺手锄耘，被划的人硬要自找麻烦罢了。我的许多“不健康”的情绪、“不健康”的思想，都与苏联有关。从小太受苏联的影响，是我的原罪之一。而且这里有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问题，苏联本来就不像想像的那样梦幻，当初苏联老大哥叫得未免肉麻，苏联的麻烦至少不比中国少。从长远看，中国必须摆脱苏联附庸的形象。这些我从一上来就不是不懂。我始终认为这是毛泽东的无法宣示的两大战略举措，为中华民族建立的两大奇勋：一个是一九四九年保留住香港不动。一个是和苏联决裂，摆脱开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走自己的路，最后又和美国开始发展某种往来。
但是我仍有悲哀，我少年时期的精神支柱又塌陷了一角一端。丁玲艾青包括胡风等左翼作家左翼知识分子打倒了，我不免嗒然若失。而苏联现在是往臭里搞，我再明白事理也还是忧心忡忡。
这样的事可不能开玩笑，我必须努力学习文件，反修防修，站稳立场，一直听上边的，就这么斗下去，来不得半点差池。
西山读书会的安排十分惬意，上午读书或讨论，下午看参考影片：《雁南飞》《晴朗的天空》《人与兽》《湖畔》，还有一部描写冷战中分属两个阵营的一男一女之间的爱情的故事片。此外给我们放映了一些记录片，有呼拉圈舞，有西方评论人士对苏联的“新浪潮”的分析和报道。读书会的伙食极好，营养、花色、易消化、光洁素雅，在经过六十年代初的粮食困难之后，能到一个地方连吃两周高级伙食，不能等闲视之。何况秋高气爽，山色宜人，我和“同学”们一起于月夜从二处游到四处五处，树影婆娑，山寺宁静，月光清寒，石路如玉，与白天匆匆来一趟游八大处的感觉完全不同，人生真有美事，学而时飞之不亦说（悦）乎。
各省来的多是当地文艺口头面人物，有文联作协负责人，有刊物剧团负责人等。而北京市来的三个人，一是钟敬文教授，一是画家尹瘦石，一是我，都是有过帽子问题的，不知为何这样安排。
文联学习部王部长，联络部沈部长（女）在这里顶摊，二位都是老延安。沈慧同志能干爽丽，令人愉快。人们说，她是延安时期的几大美女之一，其他还有张颖（曾任剧协党组书
记）和陆璀（曾任对外友协副主席）等。她说起在延安的时期，说：“那是我的黄金时代。”我后来把此话说给父亲，父亲想了想，说，“我在想什么时候是我的黄金时代，我想的结果是我的黄金时代还没有开始呢。”他的话让我感到绝望，1963年，他已经52岁，在我的心目中他已经没有多少未来，他还能等到什么样的黄金时代呢？
文联党组负责人与副主席刘芝明、以及副主席田汉、老舍等来看望学员，讲话聚餐，十分红火。刘芝明曾在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过宣传方面的工作，主持过批判萧军。他到北京后工作并不顺利，他给人的感觉是喜怒不形于色，脸上如戴着面具。而田汉老舍两位大作家则精神奕奕，情绪饱满，位居人上。共进晚餐时，钟敬文老先生向刘芝明同志表示他要好好学习，要控诉赫鲁晓夫，因为他的“犯错误”是上了“赫光头”的当。我也紧接着表示决心，说是对自己的“失足”感到痛心。刘芝明安慰我说：“你还年轻嘛……”他还小声嗫嚅：王某，很聪明嘛。
田汉讲话大骂赫鲁晓夫这个“光头”，他打趣说，“虽然我也是光头……”幽默而又鲜明坚定。能这样讲话也是一种自信和受信任的体现。
老舍也讲反修，说是现在苏联不行了嘛，世界要看中国，要看毛主席了嘛。在这样敏感同时具有核心性复杂性的问题上，他同样讲得同仇敌忾，有一种政治上的坚定与使命感，（被）信任感与光荣感乃至满足感。听到党外高级人士这样心明眼亮地论述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纷歧与前途。我佩服，又略感不安，由他老人家包括田汉同志来论述国际共产主义的运动的争论与前途，似乎不那么顺溜，不那么自然。你又不能不钦佩党的领导的深入人心，怎么指怎么打，万众一心，从来没有疑问。
《王蒙自传》 第四部分二十九、在八大处反修（2）
我听得专心致志，点头称是，心领神会，醍醐灌顶。从反右以后，我深深明了，在咱们这里，没有比领导的态度更重要的了，生杀予夺，吉凶福祸，全看领导对你的印象。我下了死的决心，一定要明白表示，反复证明，王某是最最尊重领导，服从领导的。不信你试试？
我的小组会批修发言受到同组学员赞扬，因为我是钻到这些反面教材作品的创作构思、艺术思维里分析批判的，我断定苏联的这些文艺作品，确实用艺术的语言传播着和平主义、人性论、颓废、消沉，对革命的失望……我确实认为，批修的另一面就是给自己打预防针，就是改造思想，就是弃旧图新，我的发言必须触及灵魂（当时尚无此词通用）。一位外地的老领导鼓励我说，你确有才华，今后只要是方向正确，定能做出巨大的贡献。我很感谢，同时深感方向正确云云，谈何容易。我也奇怪，为什么凡是离文艺界的点距离的，都知道文艺界应该走什么方向，都能敏感到文艺工作的方向问题，丝毫不用费力就能知道该如何纠正文艺工作的方向错误。而凡是搞了文艺的人，从事文艺创作的人，都那么糊涂，那么不争气，老是不知道正确的方向在哪里老是给领导添忧增乱。或许这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看来只有从未上过庐山的人才明白得了庐山的方向。可怜的文艺呀，闹得人失去了方向感，不知道东南西北，更分不清左与右了。
这个读书会上当然有浓厚的政治空气，大家都讲学习，讲政治，讲斗争，讲思想改造。只有一位地方的歌舞团创作员说了几句笑话，说是他们那里的俏皮话是：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条条在手，何愁不受批评……”
众人一笑，没有人认真。
也是在这个读书会上，我第一次阅读了作为反面教材印发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我不觉得他写得多么深刻，但很真实，其中写到舍不得很快将午餐吃下去，因为一天只有吃饭这一会儿属于自己一节，特别真实。连连的跃进加班中，我有过类似的体验。作品还写到被流放者用“小胡子爸爸”称呼斯大林，则是到了新疆才明白的，维吾尔族有这种称呼，布鲁特大大，撒卡拉阿卡（小胡子爸爸，大胡子大哥）都是很普通的、有时带有反讽意味，有时又是很亲切的说法。
全世界的两极对立的冷战格局确实惊心动魄。一边是美帝、苏修、各国反动派，一边是毛主席、中国、阿尔巴尼亚、还有一些国家的加括弧、括弧里另加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政党。你能掉以轻心吗？伊姆雷·纳吉原来是匈牙利的领导人之一，他最后被枪决了，与他混到一起的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卢卡契则只是因为他是个书生，勉强保住了性命，何去何从，能大意吗？我当时常说的一句话是，对于一切教训，王蒙不敢忘记，不能忘记，也不会忘记。
那时候经常自收音机里听到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从一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到九评，当读到苏共言论的引文时，广播员用一种特殊的，不屑的，平板的，反讽的，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