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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记》里所说的“破烂市”。许多穿着破长衫的人嘴里叫着“买两卖两”兜售并收购银元。穷得发疯的我们家也试过几次，我也学会了辨认“袁大头”什么的。说来也怪，我的印象是，只要我们家进了银元，银元一定落价，只要出手了银元，银元一定猛涨。
所有的这些卑微，所有的这些耻辱，所有的渺小和下贱，在接触到革命以后是怎样地一扫而光了啊。再不会想走路的时候拾到钱包了，再不会祈祷母亲打牌赢钱了，再不会梦想通过倒腾银元发财了。所有的关于不再苦熬地卑贱地生活下去的愿望，关于有朝一日闹翻身的愿望，都因了革命的存在革命的主张而有了寄托了。
何平与李新同志又不同了，他热情、理想、坦率、充满活力。他不遗余力地对我与我的一位好同学，昌平一家农民的子弟秦学儒进行赤化教育，我曾说，何平的家对于我们俩人来说，是一所家庭党校。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令我豁然贯通，无往而不利。华岗的《社会发展史纲》令我参尽天机天条，五种生产方式，历史必然规律，谁能违反？谁能改变？一读此书立即觉得是正义在胸，真理在手。杜民等的新知书店社会科学小丛书，使我遍览天下大事。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使我认识到革命道理的明快简洁，胸有成竹。黄炎培的《延安归来》，使我内心充满希望与对革命的拥戴。苏联小说《孤村情劫》（卡达耶夫著，原名《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虹》（瓦西列夫列夫斯卡娅著）、《妻》（卡达耶夫著）都使我心向往之。尤其是水夫译的《钢铁是怎能样炼成的》，那是青年人革命的圣经：“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立即被我服膺，背诵，令我热血沸腾。朱赫来、保尔·柯察金都是我的偶像，对冬妮亚我也十分喜爱。
何平还带我去位于北新华街的朝华书店，说那是一个进步书店。我在那里看到了以苏商名义经营的“时代出版社”出版的《时代三日刊》，是对开报纸形式，上有延安广播一栏，令生活在国统区的我们耳目一新。后来我又去过多次，估计书店已被旧北平当局封闭，关着门窗，一副永远打烊的样子，令我失落痛惜悲哀已极。
在何平给我的“赤化”书籍中有一本画册《苏联儿童之保护》，应是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发行的宣传品，正是社会主义革命强调解放妇女，大规模开创了托儿所幼儿园的建设。在我少年时代，是把托儿所等视为苏联的发明与提倡的。
另一本名为《苏联纪行》，是由英国“费边社会主义”者们写的。他们高度赞扬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各项成就，但也对他们所说的苏联对于言论自由的限制等状况提出了疑问，这使我看了相当困惑。1987年我以官方身份访问英国的时候，我与英国工党影子内阁的文化大臣费舍尔谈起了我少年时代对于英国费边社会主义者的文字的阅读。什么事都是这样，没有全无意义的阅读和行事，“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一年多后何平中学毕业，就业了，他的地下工作从面向中学改为面向“职业青年”了，他不再与我们联系，而改由职业的革命者，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市工作部学委中学工作委员会委员黎光同志联系我们。用地下的术语，我与秦学儒这两个“进步关系”（因我们当时并无组织身份）由黎光——当时告诉我们的名字是“刘枫”“带”。“带”是指地下党的单线联系的上级对于下级的指导。
刘枫一表人材，坚毅英俊，说话声音有很好的共鸣，许多年后我发现，他的外表很像曾任中央实验话剧院院长的著名演员石维坚。刘枫的形象完全符合我对党的地下工作者的预期，他分析问题从来是要言不繁，切中要害。他的话没有何平那样多，也没有何平那样活泼和幽默，他带给我的革命事业的前景要严峻多了，他是一个严肃矜持的人，你与他在一起，你觉得他永远是胸有成竹，说一不二，坚定正确。
《王蒙自传》 第二部分七、冬天里的春天（1）
1948年底与1949年初，这是一个严寒的冬天。冀高的学生多来自河北各县，由于战争，他们无法回家乡度寒假，省教育厅乃组织了“冬令营”。国民党的省长楚溪春还来了一趟此校。为了迎接解放，我寒假期间也不回家，住在冰窖般的学生宿舍。夜里太冷，我甚至把桌椅板凳也压到被褥上。然后同学们发展到半夜劈了桌椅点火。伙食达到了难以下咽的程度。我懂了，如果没有一点油水，只是白水煮萝卜，煮白菜，放点盐，那菜吃起来相当苦。我从家里得到了极少的一点零花钱，就到地安门附近的老德顺牛奶场的门市部喝一碗牛奶，多么
香甜的牛奶啊，只是喝了这次就没有再喝的钱了。当局发行“金元券”并且限价，不准涨钱，没几天，老德顺干脆打烊了。
一个政权一种社会制度的末日更像是闹剧、喜剧和荒诞剧。物价一天涨几次，租房以几袋洋面计价而不是算钱，学生包围了市党部，并将“国民党”三个字更改成“刮民党”，而报纸上居然登出了要人的讲话，说是这是对国民党的侮辱。不这样登还好，这样一登，真叫我们痛快。在所谓“国民大会”上，蒋“当选”为“大总统”，而江苏某报的头题是蒋当选为“小总统”，后续报道说，由于“受害人”（蒋）未起诉，法院未有计划处理此事。一家亏损太多的报纸，干脆发一个号外，说是共产党的几位司令被俘，当时卖的时候就没有人相信，但是人的心理是即使是谣言也要听听它在说些什么，于是号外卖掉不少。于是“当局”以散布假消息为罪名处罚该报停刊三日，众人分析说，停报三日，它也总算赚了一笔。沿长江一个城市，说是国民党的官太太陪美军军官跳舞，中途停电，然后发生了强奸案。与此同时，盛传四川有个叫杨妹的女子，从生下来就不用吃饭，于是组织了医学专家追踪调查，将杨妹的身体检查情况包括妇科检查情况全部登在报上，最后说是从肛门处检查出了食物残渣，证明人不吃饭还是办不到的。然后报纸上又挖苦，说是当代中国科学研究的一大成果是证明人必须吃饭。
随着解放军在辽沈战役中大获全胜，入关包围了平、津，对立方面自知大势已去，一片萧条。学生中的地富子弟，绝望中贴出布告，搞什么“自救先锋队”，凄厉地号召学生参加“平津保卫战”，垂死挣扎一番，但应者寥寥。而学校原有的中统特务组织社团“暮鼓社”，张贴一些半哀鸣半狂吠半抽搐的怪声怪气的文字，宣传共产党怎么不好，扬言要消灭“匪谍”。
晚上自习时读革命书籍，被一位报名欲参加上述“先锋队”的学生看到，他阴沉地说：“小王蒙，小王蒙，别看你，哼……”
我未动声色。
随着北平和平解放的形势日益明朗，地下组织的活动也就大胆起来。由于我校的一位锅炉工是党员，我们的活动乃以锅炉房为大本营，虽未正式沟通，冀高二、三年级的另一个规模大得多的平行支部的成员已经与我们并肩战斗上了。我们准备了大量标语口号宣传品，并且不约而同地以“晨钟社”（向暮鼓社叫板）学生社团的名义在一个晚上铺天盖地地张贴满学校。而学校的原当局留守班子已经瘫痪，不起任何作用。一个政权垮起来，竟是这样不堪一击，摧枯拉朽，夸张一点，更像是儿童游戏而不像是严峻的斗争。
1949年1月中旬，在解放军正式的入城式前数日，有部分先遣部队入城，路经地安门一带。解放军穿着灰色棉袄，朴素整齐，精神奕奕。我校师生挤在校门口观看。“我们的，我们的！”我心里想。
这时看到一位省教育厅的留守人员，我便凑过去问道：“请问您作何感想？”
他怪笑了一声，只是重复说：“我作何感想？我作何感想？”他的声音尖厉凄惨，哭笑不得。
我想他的潜台词是“我算什么人？我又能作何感想呢？”我为什么要问他这样一个绝非善意的问题呢？我也想不出动机来。可能有好奇心，更可能有胜利者的快意。恶作剧，玩玩爪下的老鼠，这种爱好不仅属于猫儿。
接着以学联名义进行了大量校园内与街道上的宣传庆祝活动。各种标语随便写。不但有“打到南京去活捉某某某”，而且有“打到香港去”，“打到美国去”，“打到英国去”……也有针对性有限的说法：“现在是晨钟的时代，让暮鼓见鬼去吧”。
而街头宣传热闹非凡，锣鼓喧天，我化了装，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件猫皮大衣，反穿在身上。大家先是无师自通地扭秧歌，然后是大锣鼓，然后我们给围观的市民讲演。我相信，跳舞与唱歌一样，也是属于革命属于共产党的，国民党时候，只有阔太太与不正经的女人跳交际舞，而共产党发动了全民跳舞，多么动人！一次我讲什么叫解放，我说，原来人民被捆绑着，现在，共产党把人民身上的绳索解开了，原来人民被反动派监禁着，现在我们放出来了，这就是解放！听众为我的话鼓掌欢呼叫好起来。我体会到了在广场直接向无组织的乌合之众宣传鼓动的风险与乐趣。一次讲话热烈成功，同样内容的另一次讲话可能毫无效果，再另一次讲话也可能被轰下台。这种不确定性也是革命的魅力之一种吧。
此后在学习延安版的《整风文献》时，我读到了本书收入的季米特洛夫的一次讲话《论宣传鼓动》，我很倾心。季米特洛夫在法西斯一手制造的《国会纵火案》庭审中的自我辩护讲演早已经如雷贯耳，我是耳熟能详。后来看了苏联与保加利亚联合摄制的以此为题材的影片，我更是五体投地。我渴望做一个季米特洛夫式的革命鼓动家。我一直梦想着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