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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是你。我早就想警告你要安分，看在你是外国学生的份上，从来不说你，你替我滚出去，我早听说是你在卖避孕药——你这个败类！”
我听见她居然针对着我破口大骂，惊气得要昏了过去，我马上叫起来：“我？
是我？卖药的是贝蒂，你弄弄清楚！”
“你还耍赖，给我闭嘴！”院长又大吼起来。
我在这个宿舍里，一向做着最合作的一分子，也是最受气的一分子，今天被院长这么一冤枉，多少委屈和愤怒一下子象火山似的爆发出来。我尖叫着沙哑地哭了出来，那时我没有处世的经验，完全不知如何下台。我冲出房间去，跑到走廊上看到扫把，拉住了扫把又冲回房间，对着那一群同学，举起扫把来开始如雨点似地打下去。我又叫又打，拚了必死的决心在发泄我平日忍在心里的怒火。
同学们没料到我会突然打她们，吓得也尖叫起来。我不停地乱打，背后给人抱住，我转身给那个人一个大耳光，又用力踢一个向我正面冲过来女孩子的胸部。一时里我们这间神哭鬼号，别间的女孩子们都跳起床来看，有人叫着——打电话喊警察，快，打电话——我的扫把给人硬抢下来了，我看见桌上的宽口大花瓶，我举起它来，对着院长连花带水泼过去，她没料到我那么敏捷，退都来不及退就给泼了一身。
我终于被一群人牢牢地捉住了，我开始吐捉我的人的口水，一面破口大骂——婊子！婊子！
院长的脸气得扭曲了，她镇静地大吼——统统回去睡觉，不许再打！三毛，你明天当众道歉，再去向神父忏悔——“我？”我又尖叫起来，冲过人群，拿起架子上的厚书又要丢出去，院长上半身全是水和花瓣，她狠狠地盯了我一眼，走掉了。
女孩子们平日只知道我是小傻瓜，亲爱的，那个晚上，她们每一个都窘气吓得不敢作声，静静地溜掉了。
留下三个同房，收拾着战场。我去浴室洗了洗脸，气还是没有发完，一个人在顶楼的小书房里痛哭到天亮。
那次打架之后，我不肯道歉，也不肯忏悔，我不是天主教徒，更何况我无悔可忏。
宿舍的空气僵了好久，大家客气地礼待我，我冷冰冰地对待这群贱人。
借去的衣服，都还来了。
“三毛，还你衣服，谢谢你！”
“洗了再还，现在不收。”
每天早晨，我就是不铺床，我把什么脏东西都丢在地上，门一摔就去上课，回来我的床被铺得四平八稳。
以前听唱片，我总是顺着别人的意思，从来不抢唱机。那次之后，我就故意去借了中国京戏唱片来，给它放得个锣鼓喧天。
以前电话铃响了，我总是放下书本跑去接，现在我就坐在电话旁边，它响一千两百下，我眉毛都不动一下。
这个宿舍，我尽的义务太多，现在豁出去，给它来个孙悟空大闹天宫，大不了，我滚，也不是死罪。
奇怪的是，我没有滚，我没有道歉，我不理人，我任着性子做事，把父母那一套丢掉，这些鬼子倒反过来拍我马屁了。
早饭我下楼晚了，会有女同学把先留好的那份端给我。
洗头还没擦干，就会有人问：“我来替你卷头发好不好？”
天下雨了，我冲出去淋雨，会有人叫：“三毛，亲爱的，快到我伞下来，不要受凉了。”
我跟院长僵持了快一个月。有一天深夜，我还在图书室看书，她悄悄地上来了，对我说：“三毛，等你书看好了，可以来我房间里一下吗？”
我阖起书下楼了。
院长的美丽小客厅，一向是禁地，但是那个晚上，她不但为我开放，桌上还放了点心和一瓶酒，两个杯子。
我坐下来，她替我倒了酒。
“三毛，你的行为，本来是应该开除的，但是我不想弄得那么严重，今天跟你细谈，也是想就此和平了。”
“卖避孕药的不是我。”
“打人的总是你吧！”
“是你先冤枉我的。”
“我知道冤枉了你，你可解释，犯不着那么大发脾气。”
我注视着她，拿起酒来喝了一口，不回答她。
“和平了？”
“和平了。”我点点头。
她上来很和蔼地亲吻我的面颊，又塞给我很多块糖，才叫我去睡。
这个世界上，有教养的人，在没有相同教养的社会里，反而得不着尊重，一个横蛮的人，反而可以建立威信，这真是黑白颠倒的怪现象。
以后我在这个宿舍里，度过了十分愉快的时光。
国民外交固然重要，但是在建交之前，绝不可国民跌交。那样除了受人欺负之外，建立的邦交也是没有尊严的。
这是“黄帝大战蚩尤”第一回合。胜败分明。
我初去德国的时候，听说我申请的宿舍是男女混住的，一人一间，好似旅馆一样，我非常高兴。这一来，没有舍监，也没有同房，精神上自由了很多，意识上也更觉得独立，能对自己负全责，这是非常好的制度。
我分到的房间，恰好在长走廊的最后第二间。起初我搬进去住时，那最后一间是空的，没几日，隔壁搬来了一个金发的冰岛女孩子。
冰岛来的人，果然是冰冷的。这个女人，进厨房来做饭时，她只对男同学讲话，对我，从第一天就讨厌了；把我上上下下地打量。那时候流行穿迷你裙，我深色丝袜上，就穿短短一条小裙子；我对她笑笑，她瞪了我一眼就走出去了。看看我自己那副德性，我知道要建交又很困难了，我仍然春风满面地煮我的白水蛋。
那时候，我在“歌德书院”啃德文，课业非常重，逼得我非用功不可。
起初我的紧邻也还安份，总是不在家，夜间很晚才回来，她没有妨碍我的夜读。
过了两三个月，她交了大批男朋友，这是很值得替她庆幸的事，可是我的日子也开始不得安宁了。
我这个冰山似的芳邻，对男朋友们可是一见即化。她每隔三五天就抱了一大堆啤酒食物，在房间里开狂欢会。
一个快乐的邻居，应该可以感染我的情绪。她可以说经常的在房内喝酒，放着高声的吵闹嘶叫的音乐，再夹着男男女女兴奋地尖叫，追逐。那高涨的节日气氛的确是重重地感染了隔着一道薄薄墙壁的我，我被她烦得神经衰弱，念书一个字也念不进去。
我忍耐了她快两三星期，本以为发高烧的人总也有退烧的一天。但是这个人的烧，不但不退，反而变本加厉，来往的男朋友也很杂，都不象是宿舍里的男同学。
她要怎么度过她的青春，原本跟我是毫无关系的，但是，我要如何度过我的考试，却跟她有密切的关连。
第四个星期，安静了两天的芳邻，又热闹起来了。第一个步骤一定是震耳欲聋的音乐开始放起来，然后大声谈笑，然后男女在我们共通的阳台上裸奔追戏，然后尖叫丢空瓶子，拍掌跳舞……我那夜正打开笔记，她一分不差地配合着她的节目，给我加起油来。
我看看表，是夜间十点半，还不能抗议，静坐着等脱衣舞上场。到了十二点半，我站起来去敲她的房门。
我用力敲了三下，她不开；我再敲再敲，她高兴地在里面叫——“是谁？进来。”
开了门，我看见这个小小的房间里，居然挤了三男两女，都是裸体的。我找出芳邻来，对她说：“请你小声一点，已经十二点半了。”
她气得冲了过来，把我用力向外一推，就把门嘭一下关上，里面咔哒上了锁。
我不动声色，也不去再打她的门。我很明白，对付这种家伙，打架是没有用的，因为她不是西班牙人，西班牙人心地到底老实忠厚。
她那天吵到天亮才放我阖了两三小时的眼睛。
第二天早晨，我旷了两堂课，去学生宿舍的管理处找学生顾问。他是一个中年的律师，只有早晨两小时在办公室受理学生的问题。
“你说这个邻居骚扰了你，可是我们没有接到其他人对她抗议。”
“这很简单，我们的房间在最后两间，中间隔着六个浴室和厨房，再过去才是其他学生的房间，我们楼下是空着的大交谊室，她这样吵，可能只会有我一个人真正听得清楚。”
“她做的事都是不合规定的，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你一个人的抗议就请她搬走，并且我也不能轻信你的话。”
“这是你的答复吗？”我狠狠地盯着这个没正义感的人。
“到目前为止是如此！再见，日安！”
过了一个星期，我又去闯学生顾问的门。
“请你听一卷录音带。”我坐下来就放录音。
他听了，马上就叫秘书小姐进来，口授了一份文件。
“你肯签字吗？”
我看了一下文件，有许多看不懂的字，又一个一个问明白了，才签下了我的名字。
“我们开会提出来讨论，结果会公告。”
“您想，她会搬出去？”
“我想这个学生是要走了。”他叹了口气说。
“贵国的学生，很少有象你这样的。他们一般都很温和，总是成绩好，安静，小心翼翼。以前我们也有一次这样的事情——两个人共一个房间的宿舍，一个是台湾来的学生；他的同房，在同一个房间里，带了女朋友同居了三个月，他都不来抗议，我们知道了，叫他来问，他还笑着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我听了心都抽痛起来，恨那个不要脸的外国人，也恨自己太善良的同胞。
“我的事什么时候可以解决？”
“很快的，我们开会，再请这位冰岛小姐来谈话，再将录音带存档，就解决了。”
“好谢谢您，不再烦您了，日安！”我重重地与他握了握手。
一个星期之后，这个芳邻静悄悄地搬走了，事情解决得意外顺利。
这事过了不久，我在宿舍附近的学生食堂排队吃饭，站了一会，觉得听见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