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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两千万元的公款都敢与吴庆五等人私分。可以说，到了最后，我好像就管不住自己了，见了钱不捞，心就痒得慌。”
他要向境外转移现金，一大一小两个箱子，装得还不够满，他就给李军打电话，让高某赶快送50万元来。
欲望越来越大，欲望与时间成了正比，于是，时间也便与金钱成了正比。
所以李真说：“对我的查处，如发生在5 年前，绝不会如此严重；若发生在5年后，肯定比这更严重。”
李真案件查结之后，侯磊曾作出这样的分析：“七情六欲，是人之常情。但欲望有良莠之分，正邪之别。如求知欲、成才欲、事业欲应该提倡；而金钱欲、权力欲、美色欲则要抑制。江泽民多次提及领导干部要‘慎欲’，要‘淡泊明志’，这并不是不允许领导干部有正当的合理的欲望和要求，但关键是要有度，要能够控制欲望、节制欲望，防止私欲膨胀。否则，让膨胀的私欲缠身，就会像雪球滚到半山腰，刹也刹不住，挡也挡不了，只有滚至涧底摔成粉末才罢休。李真就是这样，过度膨胀的私欲，把他送到了沟底。”
山要崩，绳子箍不住。但仍可收拾。
陈晓颖要给“沟底”的李真一种希望和解脱，使他把自己提升起来，振奋起来。
突然，苏轼《前赤壁赋》的句子涌上心头，结合着面前的李真，他被这九百年前的大文豪感动了，苏子说得多么好啊！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但也是永恒的，有什么想不开的呢？欲望再大又有什么意义呢？大自然的清风明月足够你享用的了，你还要额外索取什么呢？
于是他脱口背出：“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听着陈组长毫不”打奔儿“地一口气背完，李真敬佩不已。那优美的古文，那富有音乐感的句式，加上背诵者因为对美文早已烂熟于心，而长长短短、快快慢慢、高高低低、抑扬顿挫地吞吐得那么自如，那么陶醉，他彻底地被感染了。不用渔夫引，怎得见波涛。他走入了那种超然而美好的境界之中。
在这种境界中探讨问题，就比较容易了。李真一直认为，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复杂现实面前，在个人政治追求和自身欲望驱使的莫测生涯之中，要想把握住自己的命运真是太难了，因为坏榜样太多，好榜样太少，即使有好的，他也不信，却信坏的，于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追求虚荣和奢华的生活而不能自拔。听了苏轼这段古文，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人生，似乎顿有所悟。
陈晓颖说：“生命作为一个过程，是暂短的，肉体消亡了，也就什么都没有了。
但作为一种物质和精神，却可以理解为是永恒和无限的———物质不灭，精神无限。
人的一生，在为社会做出自己贡献的同时，应努力地追求精神境界的完美。可是许多人做不到，为满足肉体的欲望和感官的刺激，而整日里追名逐利，声色犬马，纸醉金迷。哪知道这个过程是很短暂的，一生也花不了许多钱，但却成百万上千万地捞，忙得不亦乐乎，以为钱越多，幸福也越多，豪宅美女，满脑子充满了一种虚假的精神满足，哪知道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镘头。就这样，可怜的灵魂早就被他丢在了一边，无人关照，荒凉得长了草，知识贫乏，文化不足，道理不通，哲理不明，感情变异，根本就不能引领肉身达到一个高的层次，精神境界上的无限享受，自然也就与他风马牛不相及了。这样的人其实活得很不值。”
李真说：“我明白得太晚了，岂止是不值，简直是自找罪受。我建议，干部被提拔之前，都要到监所来住一个月，吃这样的饭，睡这样的床，受这样的管，背监规，喊报告，集体放风和放茅……他回去再敢贪才算怪呢！”
过了一会儿，又接着说：“我只顾为肉身索取，却把灵魂丢失了。我曾一度很绝望，认为一个人很难把握自己的命运，人生变化无常。其实这是错误的。人只要从心灵上注意净化自己，就不会被欲望牵着鼻子走了。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知足常乐。您见过北京胡同口上，光着膀子，一手端碗炸酱面，看下棋的主儿没有？活得自在啊！人家精神上没毛病，知足。苏大文豪所说的清风明月，是给他们预备的——夏天拿把蒲扇坐在院子里，喝着茶水，赏着明月，沐浴着清风，你说要多放松有多放松。可是我就没这个福分，不知足，顾不上，总嫌捞得少，处心积虑，提心吊胆，结果还是进来了。”
陈晓颖说：“但是，仍然没有到绝望的时候，要向前看。”
李真说：“唉！算我倒霉吧，李国庭要是不被查，我就没事了。偶然，一切都是偶然因素造成的。”
陈晓颖说：“任何偶然都服从于潜在的必然，任何必然都要通过偶然来开辟道路，这是最基本的哲学命题。你出事是必然的，只是在哪个环节上出事的问题。用一句你不太爱听的话来说，就是多行不义必自毙。”
李真说：“别人单纯拿这个词儿来说我，我当然不高兴，但您是从哲学的高度来谈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有道理。连苏东坡都懂得辩证法，咱共产党人就是搞辩证法的，还能不明白这个。”
李真的虚荣心很强。有时候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他的虚荣心，但又不能让他走得太远，太得意忘形，那样不利于他积极认识自己和思考问题。所以有顺着的时候，也要有戗着的时候，表扬与批评相结合，要不断地敲打着点儿。
这个火候陈晓颖把握得很好，让他热一热，再让他冷一冷。太热不行，太热他就成功臣了，比谁都有理，都正确，只发表演讲，而不交待问题。太冷更不行，或者胡搅，或者一言不发。必须是不冷不热。
有一次他说：“我以党性担保，我没有大问题。”
陈晓颖知道他太热了，必须降温，便问：“你知道什么是党性吗？”
李真居然不知道，吭吭哧哧说不出来。
陈晓颖说：“党性就是无产阶级阶级性的集中表现。”
一下子他就降温了，开始老老实实思考问题。这的确是个大问题，作为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怎么就不知道党性是什么了呢？肯定也就不想具备了。
当二人就《前赤壁赋》谈了一番之后，都感觉心情豁然开朗，感情特别亲近。
李真说：“那境界是多么好啊！我愿永远停留在精神世界里，而不愿回到现实世界中来。在现实世界中我没有什么出路了。”
陈晓颖说：“刚才还说向前看，怎么又悲观了。精神上的解脱对你来说是最主要的。”
李真说：“是啊，这已经很不错了，过去我很苦闷，现在基本想通了。这要感谢您。”
是啊，钱是催命鬼，欲是害人精，你就是金头银面，又有何用？而精神的东西却可永存。
陈晓颖说：“既然想通了，那么在现实中你还可以选择一条最好的出路，在精神上解脱并站立起来，这对于你，对于你的儿子、你的家人，都是非常重要的。咱虽然犯了罪，也不能吹糖人的改行———不做人了是吧？”
第二十二章22、对立面是人民群众李真低下头在思考。
陈晓颖知道又卡壳了。李真被审查以来，虽然一直态度不好，不交待问题，但他也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作过反思，知道它的严重性。开始曾一度抱有侥幸心理，寄希望于昔日的领导、朋友帮忙、说话，只要自己坚持住不交待，恶运就会过去。后来感到“营救”无望，就想保全一种所谓的“名节、道义”。这也是做人的标准啊！
他曾经说过：“过去和我有经济往来的一些朋友都与我友谊甚深，都是善意地互相帮助，如今自己落到这种地步，牵连和影响他人实在是于心不忍，宁可以死相抵也要在世上保全‘名节’，更可悲的是把彻底地坦白、认罪当成是贪生怕死，把目前的境遇当成是对自己意志的磨练，把所谓的‘名节、道义’思想当成是一种优良的品格。”
但是这种李代桃僵的想法毕竟是太狭隘了，所以感到精神上无限空虚。刚才经过陈晓颖的善意沟通和有力提升，精神上得到了升华，但一想到交待问题，又惯性般地回到了“名节道义”的怪圈上。
李真吞吞吐吐地说：“我……我……是讲名节和道义的。”
陈晓颖开门见山地说：“你不交待问题也不是许云峰，你交待了问题也不是甫志高。”
李真神经质地说：“你们无非是想把我杀了。”
陈晓颖说：“我们不是为了杀人。杀人有什么意义呢？反腐是为了政权巩固，是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着想的。你把法律看成啥了？老子说：”孰能一之，不嗜杀者能一之。‘这不是剥夺几个人生命的问题。“李真说：“法律的本质是什么？”
陈晓颖说：“法律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也就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在中国就是人民意志的体现。法律是由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实施的。教课书是这样说的。今天我可以告诉你，法律体现着良心和正义。我作为一名检察官查处腐败案件，就是替天行道。”
李真自言自语地说：“噢，良心和正义。”
陈晓颖知道，此刻李真已经有了一个飞跃。他一直把这次“不幸”，看成是对立面在整他，有人在害他，所以总跟你较着劲，你不是有人整我、害我吗？我就等着有人保我、救我。现在放在法律的天平上一衡量，这种想法太狭隘了。法律体现的是良心和正义，而不是公报私仇。对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