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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掌大捂不过天来。贵人哪里去了？他的脸“唰”地一下白了。
第六章6 、不愿当“0。5 ％”
经过了最初的一系列惊吓，他终于稳住了阵脚。他自以为树大根粗，铜帮铁底，凭着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左左右右、里里外外的关系、势力和贵人，他一定能够躲过“牢狱之灾”。船破有帮，帮破有底，完不了！
如果就此完了，那可就太不公平了。
他认为腐败的并非他一人，他们没事，惟独我一个人有事吗？只要不说，只要不彻底暴露，就没有问题。他们没有问题，我也没有问题。这种虚假的局面必须维持下去。
他曾对一位记者说过：“我和部分有一定地位的人的子女交往时，看到他们吃、抽、穿、用极为奢豪，请客送礼非常大方，一出手就是好多钱，眼睛连眨都不眨。
时间一长我知道了其中的秘密，他们这些钱多是依靠关系开公司、做生意，牟取暴利。对此，我既羡慕，又不平，我也握有一定的权力，需要一定层次的交往，既然他们能弄到钱，这样消费，我为何不能？”
推而想之，他们没事，我就应该有事吗？由此坚固了他的抗拒心理。
别人没有暴露，他暴露了。活该他倒霉。但那是一个群体，物伤其类，兔死狐悲。他希望有人来救他。他不交待问题才能救，交待了问题就不好救了。
其实部分人就是不说，都是心照不宣，谁不知道对方是腐败的，受贿2000元就算违纪，恐怕部分人十倍百倍千倍万倍的都不止吧？但有几个自动坦白出来了，自动交待出来了？还不是说的方的，行的圆的，不仅不坦白、不交待，还要大唱高调，说真方，卖假药。只有如此，部分人才能维持住局面。
少数腐败干部“台上讲慷慨正义之词，台下想升官发财之路，平时干肮脏龌龊的勾当。”李真这样概括说。
他还对一位记者说：“你看看，问问，认真了解一下，在今天，少数腐败干部有没有急民所急，忧党所忧？他们也不为国家的前途担忧！逢年过节，他们也都要到贫困县和国企慰问个别过不起节的农民和下岗职工，送这些人一袋面粉，或是100元钱，就激动地流泪。可他们哪里知道，我们有的干部回到宾馆，喝五粮液，吃鲍鱼，一顿花销的钱不知能让他们用几年。”
绝好的现身说法。
不过别人的环境都比较宽松，因为人家没有被圈起来——圈不了那么多。他被圈起来了，是一个不幸。但心理上的不平衡是消除不了的，所以要抗拒。
他还说过：“现在有一部分有问题的干部。我记得，1999年一家报纸刊出消息说，我国当年查处厅局级干部184 名，挽回经济损失47亿元，这个数仅占干部总数的0。5 ％。我记得当年全国居民储蓄是7000亿元，一位经济界人士曾给我算过一笔账，这里面将近有一半是灰色收入和不法收入，这还不算存在国外的钱，按这个数字算，你说有多少人有问题吧？如果按照收受2000元钱就给予党纪处分，收受5000元检察院就立案的话，部分干部肯定在这个面上，这是相当可怕的。”
他不想去充当那“0。5 ％”，还想同别人一样随大流。因为两者在捞取的钱财上没有本质的区别，不过多点少点罢了，但是在性质上却截然不同。一方是阶下囚，一方是座上客；一方是专政对象，一方是大权在握。这太不公平了。
专政对象的一方，正如他自己所述说的那样：“和被关押的地痞流氓等其他人犯没区别，要把监规背得烂熟，要喝难以下咽的菜汤，要睡20多个犯人挤在一起的大通铺。”
大权在握的一方，也正如他自己所描述的那般：“有了大权就有了一切，走到哪里都是鲜花、美酒、笑脸和恭维，当然更重要的是有了权力也就有了地位和金钱。”
他就是突然间从一方而转入另一方的。所以还要想办法转回去。否则一切都完了，只有死路一条。
“胡长清、成克杰一出事，我倒真有点害怕。”他说。
这是必然的，不害怕才怪，谁都怕掉脑袋。所以绝不能走到那一步，要死死地顶住，面疙瘩补锅——抵挡一阵儿是一阵儿。
“再说许多关系已铺好，还有什么过不了的火焰山？”他说。
有落网的鱼，也有破网的鱼。在网外面的鱼不是更多吗？为什么我就这么倒霉！
在玩“工程游戏”中，李真有一个底线，那就是工程质量不能差，不能搞成“豆腐渣工程”。钱到了手不能完事大吉，不能丢下工程就不管了。李真是一个聪明人，他不会办这种蠢事。相反他对工程更加关注了，不能因为个人吃了“回扣”，就影响工程质量。“回扣”是按照规矩应该给的。这里不存在吃了人家嘴短的问题。
他的嘴很硬，到了工地上，看哪不顺眼就批评。他好几次来北戴河，监督工程质量。
这个北戴河培训中心工程，说是某工程局承包，实际上是一个叫泛华集团的黄某干的。他为了得到下一个工程，干得很卖力气，连非常挑剔的李真都挑不出大毛病。他给李真留下了一个好印象。
但他留给丙的印象可是太糟了。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黄某是具体出钱的，出得不太情愿，一拖再拖。这一点李真不知道，他只看到工程干得不错，“回扣”也及时给了，足额6 ％，然后他得3％，丙也得3 ％，这还能印象差吗？
其实丙根本得不到3 ％，追加造价那部分“回扣”，黄某一直还欠着。羊毛出在羊身上。工程款是固定的，丙这里要“回扣”，别的人要好处费，经一道手，剥一层皮，凡是沾点边的都找他要钱，钱又不能随便给，得保证工程质量，所以他就拖着、赖着。而且他还留了一手，欠这部分中介费不给，用它来向丙拉下一个工程。
下一个工程就是承德培训中心。1996年夏，李真来到了避暑胜地承德。这里与北戴河相比又有不同特点，北戴河靠海，这里傍山，是过去皇上避暑的地方，有古建筑，有外八庙。为什么不也建个培训中心呢？这时候李真通过建培训中心来为自己政治前途服务的构想越来越明确了。
第七章7 、6 个点不变这当然不能摆到桌面上去讲，也不能随便对别人讲，要讲只能讲是为了培训税务干部，为了给广大税务职工提供一个休闲娱乐的场所。
其实完全不是这样。他在《忏悔》中写道：“除了在秦皇岛、承德、廊坊（正在施工）建立高档培训中心外，还在北京建了个极为豪华的小办事处，形式上为省局整体服务，实质目的主要是为了自己与上层领导及有关朋友交往方便。特别是凡有恩于我的人，只要有求于我，为了知恩回报，我都尽量地给予帮助，有时不计后果，甚至违反原则。”
原来他建培训中心的目的是为了招待有恩于他的人，为了与上层交往方便，有时不计后果，违反原则，把培训中心变成了为少数人提供特殊服务的享受场所。本来承德国税局想征地盖一座办公楼，李真说何不把原来的招待所改建成办公楼，再征一块地盖培训中心呢？省里投资，你们来建，将来共同使用，都方便。当时只是这么一说，到第二年具体操作时，李真已当了省国税局长，原来的郑局长成了专职党组书记。他说上边不让建楼堂馆所。李真说，我已经与总局监察局打过招呼了，承德市政府也同意。老郑就无话可说了。“其他的事我都未管。”老郑说。
李真又独掌了建筑大权，工程中介费的一半又将到他手里了。
1997年9 月，丙在北京向李真要承德的工程。他说承德的工程，小黄他们还想干，你看行不行？李真说，北戴河的工程他们干得不错，工程技术质量也很好，造价也可以，不过还得等一等，到时候再谈吧。
他没有立刻就答应，得吊吊他们的胃口。
天凉了之后，丙赶到石家庄，在办公室里见到了李真，问工程的事定下来没有？
李真说，中介费还是6 ％。6 个点不变。丙说，好吧！其实他心里正在叫苦，小黄还欠着他的钱呢。
李真又提出北戴河追加预算的那几个百分点也得补齐。芝麻粒上刻字———抠得真细。丙说没问题。只要能把工程弄到手就是胜利。至于经济账，好算，反正亏不了。他不是个斤斤计较的人。
在李真那里他是满应满许，在黄某那里可就得讨价还价了。黄某只给他5 个点，再多一点儿也不给，说这已经亏了。他又不能向黄说李真要6 个点，他得为李真保密，闹出事来今后什么工程也没有了。他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了。无非是自己少得点，保证李真的6 个点就行了。
合同一签，李真就追着丙要自己的6 个点。黄某拿不出钱来，丙只得从自己公司的账上先后拿出170 万现金给了李真。除去补足北戴河工程的30万元，这次李真净得140 万元。但丙这头，黄某一共只给他打过160 万元，至今还欠他80万元。
李真与忠实伙伴丙的最后一次合作是1998年12月。
衡水市国税局要建一座办公楼，李真一看设计，说太土了，要建一流的，高档的，现代的，对内对外都能接待，可你们报的计划是盖鸡窝。要改。投资1500万元，省局拨款800 万元。要纳入省局阳光大厦的序列管理，施工队要由省局来派。
也许是他的责任心很强，也许就是为了控制这一工程，总之李真经过这样一番要求，又能对这一工程发号施令了。
衡水国税局长说，市里要搞招标。他似乎想抗拒一下。
李真一听就火了，说：“我去找副市长！”
李真在承德培训中心把这一信息告诉了丙。不久，丙来到石家庄，领着某建筑单位项目经理任某，在办公室找到了李真。李真当时就给衡水国税局长打电话，说北京有个朋友想做这个工程，你们具体谈一下，最好能用这个施工队，走正常基建手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