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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前看的过程中提到了一个纸箱子的问题，那是李真的。
这又非常重要。
侯磊找过许多人谈话，掌握了很多东西。
这是“底”。
有了这个“底”，专案组这只航船，无论行驶在怎样的惊涛骇浪之中，舵手心里不发颤。
李真一笔一笔捞取了大量钱财，是为了给自己留后路，哪知道这恰恰是断了后路，成为铁的罪证，跑也跑不了啦。
这是一个巨大的讽刺。一个共产党的干部，却又对党没有信心，老想着往外跑，好像外面更有前途。
这是一个误区。外面对有些人可能有前途，但对李真这样的官员似乎前途不大。
外面不需要官商。他不会赚到一分钱。可是他在国内只要动动脑子，用用权力，就可以大把大把地捞。
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他不往外跑。
其实对李真这样年轻聪明、前途看好的后备干部来说，向境外转移财产，甚至最后向外跑，绝不是他的初衷。
他的政治野心是很大的。李真在《忏悔》中说：“还对自己的未来设计了一个所谓的发展蓝图，将来能成为一任封疆大吏或政府阁员。”
为了实现这一政治野心，他便“利用工作之机，在省、市级领导及北京上层广泛地建立密切关系”，用以“对未来的仕途发展奠定非常良好的基础”。
可以说这个构想是极为不错的，只要自己守得住清廉，别干太出格的事，别犯大的错误，就很有可能实现。
这一点李真自己也非常清楚。也许他在心里已经多次告诫过自己，不能贪，不能色。前途重要啊！
可是他又实在管不住自己。环境不纯洁，机制不健全，风气不正常。处处充满了诱惑。对肉身和灵魂的双重诱惑。
要想在新旧体制交替时期的复杂局面下，保持清醒的头脑，守住清廉，不去随波逐流，不去堕落，这是很难很难的。但也不是不可以做到。这需要一个人有很强大的定力。需要他的灵魂很好地发挥提升和引领肉体的作用，不要行尸走肉，随波逐流。也就是要有坚定的信念。根儿要扎得牢，扎得结实。
可是李真却信仰危机，从根儿上动摇了。他只能随波逐流地堕落下去。他知道这很可怕，很危险。他知道这不如清贫些安全，知道别干出格的事是一道警戒线，只要不越过这道警戒线，自己绝对会有远大前程。
当他被“两规”之后，他才更加刻骨铭心地意识到自己的失误。所以当办案人员询问他时，他总是恋恋不舍地说：“我不会干出格的事情。”这虽然是假话，却表示他多么后悔干了出格的事！
看他从丙那里要“回扣”，我们感到，每一次都是非常“稳、准、狠”的。一签合同就把中介费拿走，绝不给你拖的机会，而且6 个百分点不变，而且施工质量必须保证。这里没有同情和怜悯，有的只是像猛兽捕杀小动物那样干净利索。这说明李真的心理承受能力已经比较坚强了。认为只要不出大事，就凭吃点“回扣”是翻不了船的。
在腐败的问题上，每个人都可能是一桶炸药，但表面上都很安静，没有暴露，没有爆炸。关键是没有导火索。谁要是碰上导火索，就会轰地一声爆炸了。在建筑工程问题上，他把“豆腐渣”工程当成了导火索。由此可见他并非不知道保护自己而一味蛮干，他比谁都珍惜自己的政治生命。李真是个聪明人。
关于给丙承揽工程的事，李真在《忏悔》中是这样反思的：当提出想承揽一些国税的基建项目并将挣得的利润和我共同分配时，虽感到不妥，担心由此会出问题，可为了达到心态上的某种平衡，特别是顾全彼此间的深厚友谊，还是同意了这种想法。
第十章10、搞“一家两制”
李真在交代中说，为了我的长远发展，做工程一定要确保质量，挣合理利润，绝不能出任何问题。对方表示非常理解，一定按我说的去做并安慰我说：“你不要太顾忌，许多人批项目都是公开地要钱，我们如此慎重，不会有事。‘就这样我陆续将秦皇岛、承德、衡水国税培训中心的基建工程在形式上通过合法手续后，交给了他们。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又多次严肃地对基建负责人指出：一定要按局长办公会确定的预算，严格控制，合理支出，确保质量。完工后要严格审计，出了问题拿你是问。以后又数次听取汇报，实地考察，认为工程质量好，比相邻类似的项目还节省了许多资金，不会出任何问题。因此日后他们将事先商定的利润送给我时，我只考虑此事如此周全，他人又绝不知晓，不要无非是对方多拿点钱而已，要了还有长远保障。当然也认为他们为人诚恳，办事稳妥，而忽视了法律的尊严，使我贪婪而又糊涂地再一次触犯了刑律。
李真糊涂倒不是太糊涂。他已经非常理智地分析过了。只要没有导火索，工程质量不出问题，305 万元的这桶炸药就不会爆炸。
人，总是在进行着一种心理的较量。心理优势没有了，垮了，就一切都垮了。
当他吃“回扣”的时候，他就设想了一个导火索的敌人，然后把这个敌人消灭掉，达到一种心理上的安慰与平衡，他就敢吃了。
现在需要李真承受的远远不是一根导火索的问题。他需要一个一个地把问题想明白。他自己跟自己在进行着一种心理较量。他的《心灵的忏悔》洋洋万言，有表面文章的地方，但大部分说的是真话。他得把自己顺过来。
“回扣”的问题这样顺了一下以后，紧接着又被“不干出格的事情”的情结占据了。这时候他才更加觉得，那种见到钱时的谨慎、小心，甚至害怕的心理，是多么地可贵！如果总能那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下来就好了。就不会有今天这种下场了。
没准又向“封疆大吏”的目标跨进了一步。
他想起李国庭曾给他的5000块钱。这位张家口烟厂厂长，“中国四大烟王”之一的人物，算是很看得起他的了。那时候他还是省政府办公厅秘书。虽然地位也不低，但李国庭什么没有见识过，完全可以不把他一个小秘书放在眼里。但是却屈尊给他5000块钱。
他不敢要，再三推辞，但李厂长硬是塞给他，那么大年纪的人，都要不高兴了，他只得勉强收下来。收下之后很痛苦，很难受，好像旧社会妇女失去了贞节似的。
一连好几天都不能摆脱这种折磨，就干脆把这件事向领导汇报了。
领导犹豫了半天，最后说，还是退给他为好。他就把那5000块钱还给了李国庭。
李国庭先是生气，继而悲伤，差点流出眼泪来，说：“某某某瞧不起我啊！”
他当时很奇怪，李国庭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态？可能这不只是简单5000块钱的问题吧？这里边的问题很复杂吧？
对于这种复杂，他还不甚了了，还不如司机明白。
他在《忏悔》中回忆说：“当初收受财礼时也曾有过忐忑不安，担心由此而影响前程。记得我任秘书时曾有一位市领导前来汇报工作，顺便送给我两条中华烟等小礼品，想收，但怕领导得知后批评，有些为难，对方已面有不悦。恰好司机进来却满不在乎地收下了。对此送礼者比较满意，领导也未知此事。”
但是以李真的聪明，他很快就把此中的奥妙弄明白了。于是他就出了格。出了格，就酿了祸，才知道不出格的可贵。
不过当他抛弃这种可贵的时候，他是带着一种嘲笑幼稚、走向成熟的微笑的。
他很快地就悟出，金钱往来是调节关系的润滑剂。他在《忏悔》中几次提到，由于是熟人，撇不开面子，为了不影响关系，所以就收了，就答应了，等等。这就是说，如果不收，不答应，就是不给面子，就是破坏了关系。由此可见，金钱是调节关系的润滑剂。
既然金钱在政治生活中能起到这么大的作用，那就必须拥有金钱。别人给你送，你也免不了要给别人送。别人有下属单位或企业可以来钱。你呢？光杆司令一个，哪里有来钱的道？所以必须搞“一家两制”，既有拿国家工资的，也有靠资本经商的。而且在中国经商不保险，应该到外国去。所以才有了柳絮的出国留学。
这又是李真的聪明之处，别人也许考虑不了这么全面，考虑了也不会自觉地形成一个模式，去坚决实行。李真却是要坚决实行的，尽管有人举报，推迟了一下出国时间，但仍要出国，按“一家两制”的既定方针办。
他是从安全需要考虑的。为了实现政治目的，他比任何人都需要安全。他是“双重后备干部”。让家属去经商，不仅经济来源有办法说明，而且他接收别人的钱，有了消化的地方，他送别人的钱也有地方“报销”。一旦有个风吹草动，他都能说得清楚。不过在中国经商不行，柳絮有什么特殊的本领，能赚到那么多的钱呢？
如果能赚到那么多的钱，也肯定是利用了他的职权。所以他很聪明，让妻子去留学和经商，再有钱也是从外国赚的，是资本主义的钱，别人还能说什么呢？
设计得太好了，一个当社会主义的官，一个赚资本主义的钱，“一家两制”。
再说中央纪委早就有规定，领导干部的配偶不能在丈夫管辖的范围内经商办企业，现在到了外国，自然就可以不受这个规定的约束了。
他考虑得的确很周全。
他跟大野集团总裁卢鹰是哥儿们。他经常介绍卢鹰跟省、市领导认识，提高他的知名度。在一次重要的会议期间，省内一家报纸用整版篇幅报道了大野集团，上面还有卢鹰的大照片。
1996年，李真介绍卢鹰认识了省农业银行行长，说卢鹰开发南三条主体工程已经完工，还得搞后期装修，急需资金。然后便与行长一起到南三条视察，看了已经建好的货位摊儿，当时留给大家的印象很不错，觉得应该支持。李真还对行长说过，卢鹰很有思想，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