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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情愿改变已定的计划。而每一次面对自己学生发出的邀请，在观众和师生之情间的取舍，对杨锦麟而言同样艰难。虽然常常是分身无术，但杨锦麟都会把这当作一种快慰、一个珍存。
2004年，长沙大聚会，杨锦麟难得地现身，那个场面出乎意料竟然成了一场“ 大批判会”。那场一次同学老师离校二十年鲜有的聚会，令所有到场者难忘。叙旧聊天，而到了晚宴的话题，焦点非常集中，同学们众口一词的“ 指摘”不外乎杨老师当年的严厉、残忍，铁面无情，使他们错失了花间絮语、月下缠绵的浪漫。
同学们清楚记得，当年在学校，杨老师最最反对的是他的学生谈恋爱，为此不惜搬出诸多禁令，好像“ 封建家长”般棒打鸳鸯，非常严厉……追忆过往的青春岁月，一次难得聚会的主题居然是“ 控诉”恩师的无情，但这也可以理解为这是师生之间才有的一种私谊。
面对学生们的声讨，杨老师除了诚恳检讨之外，还是口不改悔，“ 不让你们谈那就对了，你们自己想想，饭都吃不饱，还需要助学金交伙食费，还谈什么恋爱”。杨锦麟更多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读书期间对知识的投入和渴求经验来解释自己当年的不近人情。
风华正茂的男女，每天一个教室上课，一起出入图书馆，萌生情愫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不要说对岸的鼓浪屿，就是厦大校园哪里不是谈情说爱的极佳选择。即便是杨锦麟自己，那时不也刚刚成家吗？但反对学生们谈恋爱，杨锦麟非常决绝。尽管当时校园的恋爱风也是屡禁不绝，尤其是高年级，恋爱像野火一样蔓延。杨锦麟苦口婆心的劝喻有之，实在不行只有当头棒喝，其实他的外人看来的过分严厉、不通情理，最主要还是觉得这些孩子们应该把所有时间、精力都用在学业上，因为他自己、他们那一代人已经被耽误的太多了。
杨锦麟自己同样也在只争朝夕，不敢有半点懈怠。
很快地，杨锦麟把目标投向了一直关注的清代台湾历史，开始了一系列探索和尝试，并迅速崭露头角。毕业不到两年，杨锦麟被破格提升为大学讲师，又以业务骨干身份充实到厦大国内有着重要影响的学术机构——台湾研究所，开始了他对台湾问题长时间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台湾问题研究是大陆炙热的“ 显学”，各种台湾研究机构纷呈，各显锋芒。厦门与台湾一水之隔，习俗相近、言语相通等地缘便利，使得厦门大学在台湾问题研究领域捷足先登，于1980年就创办了国内第一个有关台湾问题的学术研究机构，这就是杨锦麟当时所在的厦门大学台湾问题研究所。
2004年，经批准，厦大台研所已升格为台湾问题研究院。研究院下设政治、经济、历史、文学、两岸关系五个研究所以及文献中心，还编辑出版《台湾研究集刊》等。研究所现有两个博士点，以及中外政治制度、区域经济学、专门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四个硕士点，在国际学术研究相关领域仍然享有较高学术地位。
而作为鼻祖的厦大台研所，即便是当时的研究人员均有过长期治学经验，熟悉台湾历史和现状，对台湾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基础研究相当扎实。陈孔立、范希周、陈在正等一班知名学者勇于探索、求真务实的矢志追求，被视为在掌握和了解台湾资讯、研究探索台湾问题方面的“ 实事求是派”，因而赢得学界口碑。多年来，海外普遍把厦大台研所当做是大陆台湾问题研究“ 南派”意见领袖和业界姣姣者，十分器重。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厦大台研所始终恪守实事求是的传统学风，实在难能可贵。正是在这样一个治学严谨的氛围中，承继着所里在台湾问题研究方面建起的构架，受到陈孔立等恩师悉心栽培，杨锦麟可以说是深得其所，其师治史之精髓，他快速起步成长。《李万居评传》便是杨锦麟这一时期研究成果的集成，他在这块尚未被开掘的土地上的耕耘，在人们习以为常的史料中新的价值发现，开拓与创见，实不辱其师。
三、台研所新锐，目光投向台湾党外政治势力兴衰
在台研所，由研究国民党党外政治势力、政治运动，包括民进党，渐渐地，杨锦麟萌发了对他们的先驱者——台湾省级早期反对人士的浓烈兴趣。
七十年代崛起的台湾执政党党外政治势力，是台湾政治发展过程中，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它的出现，并非孤立的政治现象，必有其历史的传承与源流。这在杨锦麟看来，很大程度上，是由战后台湾民主运动发展基础上缓慢集结形成的。早期在野政治人士政治运动的尝试与失败，为七十年代以后党外政治势力的崛起积累了教训与经验，同时提供了行动和思想的借鉴。
杨锦麟认为，早期的台岛在野政治人士拘于政治高压、权威体制的制约，固然无法展现当代台湾在野政治势力的意图，却仍以其孤军单薄之力，做出许多不懈的搏击，从而构成了一组多元化、多层次、多角度，且色彩斑斓的政治群像。其中形象最为鲜明、性格最具特色、生平最富悲剧性的，实非传奇人物李万居莫属。
以李万居的生平，浓缩战后台湾在野政治反对势力演变的历史，通过对这一历史个案的考察，并在时代的大背景下凸显李万居不平凡的人生经历，李万居就这样不期而至走进了杨锦麟的视野。这一研究成果，首先受到了学界高度关注；同时，杨锦麟还使得自己的著作不失为一本耐看的大众读物。
《李万居评传》，杨锦麟是在追忆一段被湮灭的历史，呼唤一个已被淡忘的名字。李万居，这个生前历经磨难、备受攻讦、郁郁而终，死时却备享哀荣的“ 近现代台湾历史发展轨迹部分见证”的传奇人物，正是因为杨锦麟的寻觅、评说，一个寂寞先行者的形象跃然纸上，他获以重生。
这里有必要先对李万居的生平要事略作介绍。
李万居，1901年生于台湾省云林县。年轻时，李万居曾西渡大陆，求学上海，与章炳麟等人有过师生之谊；二十五岁赴法国留学，七年间先入巴黎大学文学院，后攻读社会学，兼读政治课程；回国后，举家迁居南京，任职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抗战期间在香港、广州一带活动，从事对日情报工作。1945年日本投降后，李万居参加首批赴台接受工作，负责接管新闻业，随后筹办并出任台湾《新生报》发行人兼社长。李万居曾荣膺甲等胜利勋章，并高票当选第一届台湾省参议会议员、副议长，并五次连任。台湾“ 二·二八事件”爆发，他又是事件处理委员会常务委员……问政、办报、组党，构成了李万居平生三件大事。1966年，在穷困潦倒、贫病交加中，李万居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 草莽书生”李万居一生遭际，记载着近现代史上台湾知识分子为挣脱黑暗，饱染忧患，命途多舛的坎坷历程；他后期的政治生涯，尤其折射出七十年代以来国民党党外政治势力运作、影响的印记。李万居以问政、办报、组党构成的行为表现及思想实践，恰恰是战后台湾在野政治反对势力演变历史的浓缩。
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命运安排。1985年底，一个偶然的机会，杨锦麟在厦门结识了早已移居香港、李万居的次子李南雄，初次相会，俩人竟是一见如故，交谈十分投缘，便开始了几年的通信与交谈，还结交为“ 学术上的挚友”（李南雄语）。作为已故者的直系亲人，照理，这位日后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主任、教授的李南雄，对先父的一生，比起外人杨锦麟有更多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和发言权，况且，台湾战后政治发展正是他的研究范畴。
对于李南雄最终没有自己动手，个中的缘由，旁人不好妄加猜测。总之，对于李万居“ 一生所反映的历史演变与政治现象淋漓尽致的发挥”，包括“ 作为一位严肃的研究者，需要到全国各地的图书馆及有关单位查证”等等，“ 这正是杨先生的承担”。随后的几年中，杨锦麟努力地访问李万居的诸多旧属、亲友、同事，广泛搜集不易获得的文字资料，研磨考证，通过李万居生平问政、办报、组党三件大事，对其主要经历、思想、关键性行为，以及他“ 二重性格组合”、历史作用等一一考证厘清，渐渐地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而李南雄也十分愉快地“ 设法提供手边的资料”，权充被访问的对象，“ 书稿完成之后，我也权充试读员”。
《杨锦麟这家伙》 第二部分战后台湾历史
四、二十多万字的《李万居评传》，“ 作者情况熟悉，达到相当准确的程度”
杨锦麟萌发为李万居撰写评传的年头始于1984年，选题本身带有相当的挑战性。
二十多年前，海峡两岸的政治形势远不是当下。虽然，八十年代末期的台湾政治脱胎换骨，成为一个比较政治学领域饶有趣味和深意的话题，这些演变转化的历史背景和深层结构上的原因，颇值得研究；但这同样又是一个敏感、艰涩的话题。
困难首先来自资料的极度匮乏。对战后台湾历史，尤其是对当代台湾政治发展的认知，当时的大陆学界几乎是一片空白。即使是在条件相对优厚、专事台湾问题研究的厦大这所机构，对战后台湾历史尤其是对当代台湾政治发展的认知，几乎一片空白。
起步是艰辛的。虽然杨锦麟已经是竭尽所能地广泛、大量地搜集可能获得的报章、刊物和其他资料，但这些资料对于一个深入研究者而言，显然只能是杯水车薪，远远不够。那时的杨锦麟自然也无法像今天一样，自由地行走于两岸三地，他只能是在海峡这一边的大陆，凭窗眺望，苦思冥想，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