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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基础为止。
入世和出世
儒家思想不仅是中国的社会哲学，也是中国人的人生哲学。儒家思想强调个人的社会责任，道家则强调人内心自然自动的秉性。《庄子》书中说：儒家游方之内，道家游方之外。方，就是指社会。公元三四世纪（魏晋）间，道家思想再次兴起，当时人认为，孔子重“名教”（把各种社会关系规范化），老庄贵“自然”（顺事物和人的本性）。中国哲学中的这两种思潮大体类似于西方思想中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思潮。试读杜甫和李白两人的诗，这两位伟大的诗人都生活于八世纪，从他们的诗里却不难分辨出中国思想两大流派——儒家和道家——对两人的不同思想影响。
儒家“游方之内”，显得比道家入世；道家“游方之外”，显得比儒家出世。这两种思想看来相反，其实却是相反相成，使中国人在入世和出世之间，得以较好地取得平衡。
在三四世纪间，有一批道家试图使道家思想靠近儒家思想，后世称他们为“新道家”；在十一、二世纪间（宋朝），也有一批儒家试图使儒家思想靠近道家思想，后世称他们为“新儒家”。这些运动使中国哲学既是入世的，又是出世的。在本书第一章里，我已经指出了这一点。
中国艺术与诗歌
儒家把艺术看作是道德教育的工具。道家对艺术没有正面提出系统的见解，但是他们追求心灵的自由流动，把自然看为最高理想，这给了中国的伟大艺术家无穷的灵感。由于这一点，许多中国艺术家把自然作为艺术的对象，就不足为怪了。中国美术作品中的许多杰作都是写山水、花鸟、树木、竹枝。在许多山水画里，山脚下、溪水边，往往能看见一个人，静坐沉醉在天地的大美之中，从中领会超越于自然和人生之上的妙道。
在中国的诗歌里，让我们读陶渊明（公元372－427年）的诗《饮酒·其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这正是道家所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
第一章中国哲学的背景（3）
中国哲学的方法论
农民的眼界不仅制约着中国哲学的内容，如前举的“反者道之动”；更重要的是它还制约着中国哲学的方法论。诺斯洛普教授（ProfSCNorthrop）曾提出：概念可分两种，一种来自直觉，一种来自假定。“来自直觉的概念指向某个事物，它的完整的意义可以立即从某个事物领会到。例如：蓝色是人对某种颜色的感觉，它是由直觉得到的概念。……至于由假设得出的概念，它的完整的意义是根据一个假设，用演绎法推演出来，从而认定的。……例如，‘蓝色’用来描述电磁波的波长数字时，它是一个假定的概念。”
Filmer SCNorthrop：《东方的直觉哲学和西方的科学哲学可以互补的重点》。见CAMoore；《东西方哲学》，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46年，第187页。
诺斯洛普教授还进一步说到，来自直觉的概念又可以分为三种：“在连续审视中已予区分的概念；连续审视而还未予区分或称不确定的概念；以及区分的概念。”（同上书，第187页）按照他的意见，“儒家的思想可以界定为一种精神状态，其中不明确的概念以直觉、多重的运动构成思想的背景；而具体的区分的概念则以相对的、人文主义的、过渡性的往复形成哲学的内容。”（同上书，第205页）至于道家思想，则是以连续审视而不确定或未区分的概念构成哲学的内容。（同上页）
对诺斯洛普教授这篇文章中的观点，我并不完全同意；但是，在这些话里，他的确抓住了中西哲学的基本不同点。一个读哲学的中国学生开始学习西方哲学时，他会高兴地看到希腊哲学家也区别“有”和“无”，有限和无限；但是希腊哲学家认为“无”和无限低于“有”和有限，又使中国学生惊异不解，因为按中国哲学的看法，应该倒过来才对。所以会产生这种不同的见解，是因为“有”和有限都是明确的；而“无”和无限则是不明确的。由假设观念出发的哲学家喜欢明确的东西，而由直觉出发，则需要重视不明确的东西。
如果我们把诺斯洛普在这里所说的和我在本章开始时所说的结合起来，就会看见：在连续审视中已予区分的概念，由它衍生出还未区分的概念和分辨的概念（同上书，第187页），都在基本上是农民的概念。农民日常与之打交道的，诸如田地和庄稼，都是他们一看就认识的东西。他们处于原始和纯真的心态之中，把直接认知的东西看为宝贵的东西，这就无怪反映他们思想的哲学家们也同样把直接认知的东西看为哲学思维的出发点。
这也足以解释何以认识论在中国哲学里从未得到发展的原因。中国哲学家们对于自己眼前的这张桌子究竟是真实的，抑或只是幻觉的存在，从不认真对待（唯有佛家是对它认真对待的，而佛学来自印度），认识论的问题之所以产生，是由于主观和客观已经有了明确的界限。而在一个连续审视过程之中，还没有明确区分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界限，认识的主体和认识的客体还是浑然一体的。
这也有助于说明，中国哲学的语言何以是提示性的而并不明晰。它并不明晰因为它不代表用理性演绎得出的概念。哲学家只是告诉人们，他看见了什么。因此，他所述说的内容非常丰富，而使用的语言却很简短。这就是何以中国哲学家的语言往往只作提示而并不明确。
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
希腊人生活在海洋国家里，靠贸易维持繁荣，他们首先是商人。商人就要与账目的抽象数字打交道。只是到了这时候，他们才和数字所代表的具体事物打交道。这些数字是诺斯洛普所说的来自假设的概念。因此，希腊哲学家也以从假设得到的概念作为思维的出发点。他们发展了数学和数学的思维。这就是为什么认识论成为他们的问题，而且使用的语言如此明晰。
商人同时又是居住在城镇中的人。他们的活动要求他们在城镇聚居。因此他们的社会组织不是根据家族的共同利益，而更多是反映城镇的共同利益。这是何以希腊人以城邦为中心来组成社会，而中国的社会制度则或许可以称之为“家邦”，因为在中国的社会制度下，是通过家族来理解国家的。在一个城邦里，社会组织不是贵族统治，因为在同一等级的城镇居民中，难以找出理由来论证张三比李四更重要，应当享有更高的社会地位；但是在一个“家邦”里，社会组织是按人生来的地位，等级式地形成的，在一个家庭里，父亲的权威天然地高于儿子的权威。
中国人大多数是农民，这也可以用来说明，何以中国未能兴起一个工业革命，把中国带入现代世界。在《列子》一书里，有一个故事说，宋国国君有一次叫一个巧匠按照树叶雕刻一瓣玉叶。巧匠用三年时间刻出了一瓣玉叶，它如此逼真，以至无人能把它与真的树叶区别出来。国君感到十分得意。列子听说这事后评论说：“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叶，则物之有叶者寡矣。”（《列子·说符》）这是崇尚自然、谴责人为的人的见解。农民的生活方式容易倾向于顺乎自然。他们爱慕自然，谴责人为；在原始的纯真中，也很容易满足。他们不喜欢变革，也无法想象事物会变化。在中国历史上，曾有不少发明和发现，但它们不曾受到鼓励，却相反，受到了打击。
处身在海洋国家的商人们，情况迥然不同。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见到语言、风俗都不同的他族人民。他们习惯于变化，对新奇事物并不惧怕。而且为了货物得以销售，他们必须对所制造的货物不断创新。西方的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这样一个靠贸易维持繁荣的海洋国家，这不是偶然的。
在本章前面援引的《吕氏春秋》中对商人的评论，也可以用来形容海洋国家的人民；只是要作一点修正，把抨击商人奸诈、不讲道德，改为赞许他们聪敏精巧。我们还可以仿效孔子的话说：海洋国家的人聪明，大陆国家的人善良，把孔子的话延伸为：“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好动，仁者好静；智者乐，仁者寿。”
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能详细论证希腊和英国在地理和经济条件上的相似之处，以及科学思想与民主政制之何以在西方兴起。但希腊、英国的地理、经济条件和中国迥然不同，就足以从反面论证我在本章对中国历史的论点。
中国哲学中的“常”与“变”
科学的发展已经战胜了地理的限制，今日中国已不再是封闭在“四海之内”。中国也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虽然还落后于西方，但来得迟比不来好。说东方被西方侵略，并不确切，不如说是现代化侵入了中世纪世界。中国要在现代世界生存，就必须现代化。
人们会问一个问题：既然中国哲学产生于过去中国的经济环境之中，它的内容是否只对过去的中国才有意义？
这个看法，也对，也不对。任何民族在任何时代的哲学里，总有一些内容只对处于当时经济条件下的大众有用；但是，除此之外，还会有一部分哲学思想具有持久的价值。我不敢说那是绝对真理，任何人都不可能担当起判定绝对真理的任务；只有神——如果有神的话——才能决定什么是绝对真理。
让我们从希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