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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判定绝对真理的任务；只有神——如果有神的话——才能决定什么是绝对真理。
让我们从希腊哲学中取一个实例。亚里士多德曾论证奴隶制度的合理性，这是古代希腊人的经济生活对他的思想制约。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说亚里士多德的全部社会哲学都只具有一时的意义。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中国思想。中国实现工业化后，旧的家族制度势必衰颓，儒家对家族制度所作理性论证的话也将随之而去。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说，儒家的社会哲学中就都是相对的东西了。
这是因为，古代希腊和中国的社会虽然不同，却都是属于我们称之为“社会”的这个大概念。有关希腊社会和中国社会的理论，其中有一部分是只对希腊或中国有效的理论，但同时，也都有一部分是有关人类社会的一般性理论。正是这后一部分，具有持久的、而不是一时的价值。
这个道理也同样可以应用于道家思想。道家认为人类的理想国在于回到原始，这显然是错的。现代人相信历史是进步的。认为人类生活的理想国在于人类未来的创造，而不是在已经过去的古代。但是有些现代人把无政府主义看作人类的理想国，这与道家的思想不无相似之处。
哲学还提供一种人生的理想。这种理想中有一部分是提出这种人生哲学的哲学家所处时代、地区和经济条件的产物，但也还有一部分是对于人生的一般见解，因此，不是只有一时的意义，而还有持久的意义。儒家的人生哲学大概可以属于这一类。按照儒家的理论，理想的人生虽然包含对宇宙的高度认识，但还是处在三纲五常的范围之内。这些人际关系的内容性质虽然随环境而变化，但是理想本身不会改变。如果认为，五种伦常关系的某些内容已经失去时效，因此儒家的人生理想应当全部抛弃，这显然是错的。反过来，如果因为儒家的人生理想应当保持，从而认为五种社会关系也不应改变，这显然也是错的。我们在学习哲学史时，应当对其中哪些是有永久价值的，哪些是可以改变的，进行合乎逻辑的分析。每一种哲学中，都有永久性的东西，各种哲学也总有其共同性的东西；正因此，不同的哲学才能互相比较，并进行翻译诠释。
中国哲学的方法论将来是否会改变？也就是说，新的中国哲学是否会不再把哲学思想局限于“由直觉得到的概念”之内？这是当然的，它没有理由不这样做。事实上，它已经在变化。本书末章将对这种变化进一步探讨。
第二章各家的起源（1）
在上一章里，我说到，儒家和道家是中国思想中的两个主要流派。这是经过长期演化的结果。从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前三世纪末，儒道两家只是许多互相竞争的学派中的两派。在这时期中，思想流派多到如此程度，以至在中国历史上称之为“诸子百家”。
司马谈和六家
后代史家试图对“百家”进行分类。首先进行这种尝试的是司马谈（卒于公元前110年），他是司马迁的父亲；父子二人著述了中国第一部断代史《史记》。在《史记》最后一章，司马迁援引了他的父亲司马谈的一篇文章《论六家要旨》，其中，司马谈把在他之前几个世纪中的哲学家分为六家。
首先是阴阳家。它是讲宇宙论的一派，由于它把宇宙的原理归结为阴阳两个主要原则，因此被称为阴阳家。阴是代表女性的原则，阳是代表男性的原则，两者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由此产生了中国人心目所见的宇宙一切现象。
第二个学派是儒家，儒字的本意是读书人（儒生）或思想者。在西方称之为“孔子学派”，这个名字没有指出，它的队伍主要是由学者和思想家所组成。他们讲授古代的经书，因此是古代文化的传承者。孔子无疑是这一学派的领袖人物，也是这一学派的创始人。但这一学派之称为“儒”，还有更广的含义。
第三个学派是墨家。这一学派在墨子领导下，内部有严格的纪律和组织。这一派已经自称是“墨者”，所以，它的名称不像其它有些学派的名称，是司马谈的发明；“墨者”的名称是原来就有的。
第四个学派是名家。这一派的兴趣是分辨名实，究明它们之间的关系。
第五个学派是法家。在中文里，“法”的含义是规范或法律。这一学派源自一些政治家，不赞成当时一些儒生强调政府要以德治国，他们认为，一个好的政府必须建立在一个成文法典的基础之上。
第六个学派是道德家或称道家。这一派人的形而上学和社会思想都“尚无”，也就是“道”，并认为它是人天生的本性，也就是“德”。“德”是“道”在任何事物内的具体化，成为事物内含的能力，如果把它译成英文，或许译作“能力”较妥。司马谈把这一派称为道德家，后来简称为道家。在第一章里，我曾指出，道家和道教必须加以区别。
刘歆和他关于各家缘起的理论
试图对“百家”进行分类的第二位历史家是刘歆（约公元前46年－公元后23年）。他是当时最著名的学者之一。他和他的父亲刘向一起，对宫廷所藏图书进行整理，分类编目。这个附有说明的分类编目名为《七略》。后来，另一位汉代历史家班固（公元32－92年）便用《七略》作为《汉书·艺文志》的基础。从《艺文志》中可以看出，刘歆把诸子百家分为十类，其中六家同于司马谈所列出的六家。另四家为：纵横家，这是当时的外交家；以及杂家，这是当时不拘于一家之言的折衷派；还有农家和小说家。刘向在结论中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意思是说，小说家不如其它九家重要。
在这个分类中，刘向并没有比司马谈深入多少，但他系统追溯了各家的起源，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
刘向的理论经后来的学者，特别是章学诚（公元1738－1801年）、章炳麟（公元1869－1936年）予以发展。刘歆的理论主要是说，在周朝（公元前1122？－255年）礼崩乐坏（即社会动乱政制解体）之前，即周朝前期，吏与师不分。换句话说，政府各个部门的官员便负责把有关这一部分的知识传下去。这些官吏和贵族诸侯一样，是世袭的。因此，当时只有“官学”，没有“私学”。这就是说，当时没有任何私人教师；担任教师的都是政府的官吏。
按照这个理论，当后来周朝皇室失去权力时，官吏们也失去了原来的优裕地位，而散落民间，他们便以私人身份招收学生，传授他们的知识。这时，他们已经不是“官”，而成为“师”。就在教师与官吏分化的过程中，兴起了诸子百家。
刘歆这段分析的原文是：“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其所长也。
“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数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
“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此其所长也。
“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此其所长也。
“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尚同；此其所长也。
“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颛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
“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
“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此其所长也。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汉书·艺文志》）
以上是刘歆关于十家来源的陈述。他对于各家意义的阐述并不充分，对有些流派所由来的官职，也有任意牵强之处，例如：关于道家，他只说到老子的思想，对庄子竟全未涉及。尤其是说到名家时，没有注意到它的主张与礼官职司并无相近之处，只不过它们都注意各种名分的区别。
第二章各家的起源（2）
对刘歆理论的修正
刘歆理论的某些细节虽可能有错误，但他从政治和社会环境去探求各家的由来，无疑是一种正确的观点。上面较多地引述了他的见解，因为他对各家的描述已成为中国史料学在这方面的一种经典式见解。
当代以来，尤其是1937年抗日战争前几年，中国史学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根据这些研究成果，我对诸子百家的起源形成了自己的见解。我的理论在精神上和刘歆是一致的，但需要换一种方式来说明；这就是说，对这问题要用一个新的角度来考察。
让我们来想象一下，公元前十世纪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是什么样子。在政治社会结构顶端的是国君和周王室，后者是列国的“共主”。在周王室下面是数以百计的小国，分别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