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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墨子》书中，有三章都以兼爱为主旨，其中，墨子首先区分他所说的“兼”与“别”。坚持爱有“区分”的人认为，要我把朋友看成如同自己一样，把朋友的父母看成如同自己的父母一样，是荒谬的。结果，这样的人对朋友十分冷漠；主张兼爱的人则恰恰相反，认为：我应当像关心自己那样关心朋友和朋友的父母。结果是，他为朋友竭尽己力。墨子在例举上述两种情况后问道：这两种原则，谁是谁非？
为了衡量“兼”与“别”以及各种原则孰是孰非。墨子提出了衡量是非的“三表”即三项准则：第一，人做事是否根据天和神灵的意志，与古代圣王的事业一致，这是事物之本。其次，所作的事应当是百姓能够耳闻目睹、加以验证的事，这是事物之原（验证）；第三，由政府付诸实施，看是否对国家、百姓有利，即所谓事物之用。（《墨子·非命》上篇、中篇）三表之中，衡量价值的标准是“对国家和民众有利”。
这也是墨子据以论证“兼爱”的主要原则。在《兼爱》下篇里，墨子论证说：“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然当今之时，天下之害孰为大？曰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此天下之害也。……姑尝本原若众害之所生，此胡以生？此自爱人、利人生与？即必曰，非然也。必曰，从恶人、贼人生。分名乎天下恶人而贼人者，兼与？别与？即必曰，别也。然即之交别者，果生天下之大害者与？是故，别非也。
“非人者，必有以易之。……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别。然即兼之可以易别之故，何也？曰，藉为人之国，若为其国，夫谁独举其国以攻人之国者哉？为彼者犹为己也。为人之都，若为其都，夫谁独举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为彼犹为己也。为人之家，若为其家，夫谁独举其家以乱人之家者哉？为彼犹为己也。
“然即国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乱贼，此天下之害与？天下之利与？即必曰，天下之利也。姑尝本原若众利之所生。此胡自生？此自恶人、贼人生与？即必曰，非然也。必曰，从爱人、利人生。分名乎天下爱人而利人者，别与？兼与？即必曰，兼也。然即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者与？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兼爱下》）
这样，墨子以功利主义的论辩证明“兼爱”的原则是完全正确的，仁人以利世除害为宗旨，就必须以“兼爱”作为处世为人的标准。如果天下人都能这样做，“以兼为正，是以聪明耳目，相与视听乎；是以股肱毕强，相与动宰乎？而有道肄相教诲，是以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今唯毋以兼为正，即若其利也。”（《兼爱下》）这是墨子的理想世界；他认为，唯有实行兼爱，才能创造出这个理想世界。
第二章墨子：孔子的第一位反对者 （2）
天志和明鬼
这里还有一个基本问题：如何能劝说世人实行彼此相爱？如上所述，墨子认为，实行兼爱是济世利人的唯一道路，人唯有实行兼爱才是一个仁人。但是，人们还会问：“为什么我作为个人，要为世界的利益献身呢？为什么我要追求做一个仁人呢？”墨家会说，世界的利益就包括了其中每一个人的利益，为世界谋利益就是为自己谋利益。墨子便说过：“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兼爱中》）这样说来，爱人成了一种投资、一种为自己的社会保险；自己可以从中得益，或像美国人的口头语所说：“赚了！”（“It pays”）多数人往往目光短小，看不到长期投资的利益，但这种长期“投资”也可能并不带来回报。
为使人们实行兼爱，墨子除了上述的论辩以外，还采用一些宗教和政治的教诲。在《墨子》书中有《天志》篇、《明鬼》篇，其中讲有神，神爱世人、神的心意就是要世人彼此相爱。神经常监察世人的言行，特别是君主的言行。凡不遵行神意的人就会受到神的降灾惩罚，凡遵行神意的人，神就报以好运。在神之下，还有无数神灵，也同样奖赏实行兼爱之人，惩罚实行交相别的人。
《墨子·公孟》篇里有一个与此相关的墨子的故事很有趣。其中说：“子墨子有疾，跌鼻进而问曰：‘先生以鬼神为明，能为祸福，为善者赏之，为不善者罚之。今先生圣人也，何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知乎？’子墨子曰，：‘虽使我有病，鬼神何遽不明？人之所得于病者多方，有得之于寒暑，有得之劳苦，百门而闭一门焉，则盗何遽无从入？”如果使用现代逻辑学的语言，墨子将会说：人之所以得病，由于神灵惩罚，是一个充分原因，但不是一个必然原因。
一个看似表里不一的问题
在这里需要指出一点：墨家和儒家对待神灵以及敬拜神灵的态度似乎都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墨家既信奉鬼神，却反对丧葬和祭祀祖先时要献大量祭牲的繁文缛节；儒家强调祭祀的重要性，却不信有鬼神。墨家对儒家在这方面的自相矛盾，毫不客气地予以指出。《墨子·公孟》篇里所记的公孟子是个儒家人士。他说：“‘无鬼神’，又曰，’孟子必学祭祀。‘子墨子曰：‘执无鬼而学祭祀，是犹无客而学客礼也；是犹无鱼而为鱼罟也。”
其实，儒家和墨家这种似乎自相矛盾的地方只是表面上的不一致。丧葬祭祀在古代受到重视，起初是源于对鬼神的信仰，但儒家重视丧葬礼仪，不是由于信奉鬼神，而是由于重视去世的祖先。可以说，儒家重视仪礼，是一种诗情，而不是出自宗教。儒家的这个理论后来经荀子而进一步发展，在本书第十三章将会说到这个问题。因此，对儒家来说，这种表面上自相矛盾的地方，实际上并不存在。
墨子的观点其实也没有自相矛盾。他论证鬼神的存在，是为他的兼爱理论作张本，而不是对越自然有什么特别的兴趣。在《明鬼》下篇里，墨子认为，世上之所以混乱，源于“疑惑鬼神之有与无之别，不明乎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接下去，他问道：“今若使天下之人皆若信鬼神之能赏善而罚暴也，则夫天下岂乱哉？”所以，他关于“天志”和“明鬼”的理论只是为了教人相信，实行兼爱，将得上天奖赏，如不实行兼爱，则将受上天惩罚。大众持这样的信仰，将有利于在人间建立理想世界，因此墨子采取这样的主张。在丧葬和祭祀中“节用”，也有利于大众，因此墨子也主张这样的方针。墨子的思想从极端功利主义出发，崇奉鬼神，而主张薄葬节礼，两者之间并不矛盾，因为都有利于大众实行兼爱。
国家的起源
照墨子看来，为使民众实行兼爱，不仅要有宗教的规范，还要有政治的规范。《墨子》书中有《尚同》篇，分上中下三章，其中阐述了墨子关于国家起源的理论。墨子认为，国家的权威有两个来源，其一来自民众；另一来自天志。国君的任务应当是监察民众，对实行兼爱的予以奖赏，不实行的则予以惩罚。为有效实行这种监察，国君要有绝对的权威。说到这里，人们会问：人民大众为什么自愿选择这样一个绝对威权来君临统治大众呢？
墨子的回答是：人民大众接受这个权威，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出于无奈，因为除此以外，别无选择。照他看来，在国家兴起之前，社会大众生活在汤马斯·霍布斯描绘的“自然状态”之中。《墨子·尚同》上篇中说：“在初民社会中，“盖其语曰，天下之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据墨子的看法，国君最初是顺应民众的意愿而产生，以免民众陷于无政府状态。
在《尚同》中篇里，墨子又说：“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设国都，立正长也，非高其爵、厚其禄、富贵佚而错之也；将以为万民兴利、除害、富贫、众寡、安危、治乱也。”照这里所说，则国家和君主乃是按照神的意志而设立的。
无论国君的权力是从哪里产生的，按墨子的看法，君主一旦建立起来，就向民众发出号令：“发政于天下之百姓，言曰，闻善与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墨子·尚同》上）由此引出墨子的名言：“上同而不下比”（《墨子·尚同》上篇），意思是：对最高领导，要事事同意，而不要跟随下面的人。
按照墨子的理论，国家的性质必然是极权主义的，国君的权力必定是绝对化的。这是从他的国家起源理论所导致的必然结论。因为国家之所以产生就是为了制止人们由各是其是而产生的混乱。因此，依墨子的说法，国家的职责就是“一同国之义”。（见《墨子·尚同》上篇）在一国之内，只能有一个是非标准（“义”），这个“义”只能由国家制定。一国之内，不能容忍多重标准，那将导致混乱，使民众又回到“自然状态”中去，结果除混乱外，一无所成。从这种政治理论中可以看到，墨子把“侠”的职业道德发展到政治理论，强调集体纪律和集体的顺服。它也反映了墨子时代的政治混乱局面，使许多人倾向中央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