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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五日傍晚，军情局的海柏上校对检察署主任说：“卡尔惟一的错误就是低估了年轻的卡洛连。”
当天下午麦卡尔（他有时自称是穆查理）在伦敦塔的秘密刑场枪决，该地当时是用来处决德国间谍的。
“致命的错误。”主任也赞同。
曾任职宪兵队的毕吉姆写信给其友杜弗瑞说：
“亲爱的杜尼：
你还记得我们当年在北非和意大利时经常谈到的计划吗？嗯，我已经在金吉利街租到一间很棒的二楼办公室，租期是二十一年，在伦敦市中心这等于是中了头彩，市中心的条子已经开始秣马厉兵了。调查局工作繁重，竞争者却不多——还不多。租金是小意思，我已经将退休俸折合成一大笔资金。我预估我们得各投资两千英镑才能开张，就叫“杜尼侦探社”如何？”
而“杜尼侦探社”一开始就生意兴隆。
诚如毕吉姆所言，工作应接不暇，多半是离婚案件，这是长年战争的不幸后遗症。然而与这类工作有关的枝枝节节，这两位合伙人却都不爱做，于是他们请来了霍先生。他生来就是做这种工作的。他体型瘦小，外貌温和，毫不起眼；以至于很多生意人（他们都伪称去内地开会，实则幽会去了）一直到他站在法庭宣誓他亲眼目睹某女士与某人曾共餐并于稍后共处一室时，他们都还认不出这个曾与他们共乘火车并在同一间旅馆餐厅的某一个角落一起用过餐的小个子男人。
毕吉姆的工作是追踪债务人，警察的历练对他现在的工作助益匪浅；而杜弗瑞呢，则很少离开办公室，他的专长是估算公司行号的信用额度；逐渐地，他已成为这方面的专长，一眼就可以区分何者为前景乐观的损益表，何者是毫无根据的资产负债表；他凭经验累积了某种不可思议的直觉，他可以嗅出何者为高估了的股票，何者为低估了的财产。毕吉姆有时会看到他手上优雅地握着一份存疑的文件，在鼻子前吸气，仿佛只凭味道，他就能辨出真伪。
他们利润稳定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的房租低得不像话。当时毕吉姆说房租是“小意思”，一点都没有夸张。战后大家都不再担心通货膨胀时，才会有这种二十一年的租约，而不像现在多半是定期换约。租约快到期时，这两位合伙人才知道他们付的房租远低于市价许多。事实上他们要佯装不知也不可能，因为房东——史氏房屋公司——对于这件事所说的话越来越难听。
“抱怨也没用呀，”吉姆和蔼地说。“签约的时候你就应该想到这些。”
“明年底你等着瞧。”史先生说。
杜弗瑞说：“我想到时候我们势必要多付一点了，反正他也撵不走我们，到底我们是受保护的房客呀！”
金舍利街底有一位很友善的房地产估价商获知他们的租金时，他极力控制自己的情绪道：“我想你们应该知道，”他说。
“你们的租金每平方英尺才一英镑——”
“跟我签约时的价码差不多。”杜弗瑞说。
“这个地区现在的行情大约是五、六英镑。”
“你的意思是，”毕吉姆说。“约满后，我们要付的租金是现在的五倍。”
“哦，至少是这样，”这位估价商开心地说。“不过我猜你们必定已经预存了一笔基金以因应这种情况。”
两位合伙人对望了一下，他们深知自己压根儿没想过那码子事。
这是第一次打击。
第二次打击是毕吉姆去世。他体重日增，烟也抽得凶，不过看起来还相当健康。有一天下午他说身体不太舒服，便早早回家，当天晚上他就死了。
杜弗瑞一直都很喜欢他，因此他的第一个感觉是痛失挚友；接着他便觉得他需要另外一位合伙人及增加一些资金；而且情势迫切。
他曾考虑邀霍先生入伙，结果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主要的原因是杜弗瑞不喜欢他。他实在是太阴沉了。每天早上钟敲九点时，他便蹑手蹑脚地潜入办公室，在自己房间（这房间是从杜弗瑞的办公室隔出来的）一直待到五点半为止，除非有外勤业务。
房间的隔板十分单薄，因此每次他起而离席时，杜弗瑞都听得一清二楚。
他不是合伙人的料，杜弗瑞自语道。
他也试着刊登广告，但是他很快就发现拥有资金的人为数有限，却都并不适合当合伙人，而为数较多的适当合伙人选却又没有资金。
就这样徒劳了数月后，他又发现了两件事。其一是他们生意愈做愈差，毕吉姆的客户都将他们的业务转发别人；其一是房东要清算他们的日子已经逼近了。
就在这个时刻葛安诸出现了，杜弗瑞一眼就看上他。他年轻，有朝气，学习欲望似乎很强，同时他还提出一项建议。
约略再过一年他就满二十五岁，届时他将获得家族信托基金的一笔款项，同时到那个时候，也比较知道自己是否适合入这一行；如果一切情况良好，他打算将那笔钱用来入股。
他们讨论好入股金额及日期，并拟定一份临时合约书。葛安诸接管毕吉姆的旧房间，这时杜弗瑞总算松了口气，再回头专心分析那一大堆庞杂的账目。
大约整整过了一个月，霍先生来敲他的门，探进头来，眨了眨眼说：“如果您不太忙的话，我想跟您说两句话。”
“我没什么要紧的事。”杜弗瑞说。
霍先生滑进房间，趋前走向书桌，然后仿佛在最后一刻钟下定决心似的在椅子上坐了下来，那椅子通常是保留给客户坐的。
杜弗瑞隐隐有些吃惊，往日霍先生如果进来找他，总是站在书桌前等候，除非他们的讨论要花点时间，他才会应邀就座。
霍先生一开口，他就更吃惊了。他说：“你有麻烦了，对不对？”
霍先生不仅省略了以往他对老板说话时惯用的“先生”两个字，更过分的是他说话的口气带有某种尖锐而冷酷的成分，仿佛是秋末冬初相交之际突然而来的一阵彻骨寒风。
“你虽然不想告诉我你的秘密，”霍先生继续说道。“但是我们办公室的墙板太薄，我想不听你们讲的话都不太可能。”
杜弗瑞总算恢复镇定回答道：“你的意思是你偷听了一些跟你无关的机密事件。”
“船都要沉了，”霍先生说。“谁还管什么礼节。”
接下来是一阵杜弗瑞无法打破的静默。最后他说话了：“毕先生的死的确使我们陷入困境，不过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我会想办法度过难关的。”
“你指的是那位年轻的葛先生吗？自从他来这里，他赚的钱还不到你付他的一半呢。我个人的意见是，他根本不是做这种工作的料，你真正需要的人是礼貌少一点，但脸皮要厚一点。”
杜弗瑞说：“你听着，霍先生——”突然又住口了。他本来正打算说：“如果你不喜欢我经营公司的方式，那么请便。”但是这行得通吗？
霍先生仿佛看穿了他的心思似的，说道：“过去，毕先生，你和我赚的钱大约不相上下，最近这个比例已经不知不觉改变了，去年我就赚了营业额的一半，至少这是你给我们那位查账员的数字，我想应该是错不了。”
“连这个你都听到了？”
“我认为我应该关心。”
杜弗瑞说：“好吧，我承认你劳苦功高；假如你用意在此，现在你已经表明了。我想你一定还有别的话要说吧？你想加薪？”
“不完全是。”
“还是你认为我应该邀你入伙？”
“也不完全对。”
“那么——”
“我建议我应该接管公司。”
接着静默良久，杜弗瑞现在对霍先生已经幡然改观。他终于了解他温顺的外表其实只是一种职业性的伪装，就像律师的假发和细纹布长裤一样毫无意义。
霍先生接着又说：“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走了会有什么后果？
或许你赚的还够支付开销，不过这只能维持到租约期满为止。然后呢？我很怀疑你到底有没有想过这点，等二十一年的租约一到，公司就会被巨额的账单拖垮。”
“拖垮？”杜弗瑞含糊不清地缓缓说着。“的确，也没什么办法了。”
“我已经先跟一个老朋友艾先生谈过了。他是史氏房屋公司的调查员之一，在他那一行他是个中翘楚，他的估算很少被法院驳回。上周我请他作了一项调查，他认为要维持一流门面的必要开销大约是六千到八千英镑之间。”
“老天爷！”杜弗瑞叫道。“不可能嘛！”
“他已经让我看到败象，说不定还会更惨。”
为了让自己好好想一想，杜弗瑞停了一会说道：“既然你认为公司的前景这么悲观，那你为什么还要买我的股份？”
“对不起，”霍先生说。“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并不打算花半毛钱；再说，你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杜弗瑞并不习惯和太太讨论业务，不过这回却是存亡危机。
那天晚上他一到家就将整件事和盘托出。
“我绝对确定他会做的是，”他说。“他一把我赶出去，就会将他那一票共犯带进来。他们不会只做离婚案件的，至少那还是合法的。真正的财源在于那些龌龊的事，找到可资利用的证人并贿赂他们说出客户要的东西，假证据，假报告。”
他太太说： “看来他似乎打算花八千英镑来专心做这一行。”
“他才不会，那是他和他那位史氏房屋公司的老朋友艾先生串通好的话，他的开销一定要少得多，这样他分期付款才会比较轻松。”
“如果你说 ‘不 ’，那么会有什么结果？”
“那我恐怕就得面对破产的危机，也就是得上法院，那又要花一大笔钱。”
“如果你先用葛先生的钱——”杜太太住口了。
他俩都是正派人物，于是杜弗瑞替太太把话说完：“我不能拿那男孩的钱，让他卷入法律纠纷。”
“那么就没有别的救援方法喽？”
“目前我还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