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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了，胡适之所谓“坏了”也者，大约以为龙是兴云作雨的神物，是种虚幻的东西，写在诗
里不合事实，所以加以反对。但不知诗人原是些“梦游者”，最喜张开眼睛，白日做梦。他
的身体虽寄居于现实界，而精神则常游遨于幻想界，现世所无，或昔有今无之物，诗人能以
其“想象”凭空创造和补足。龙虽是神话中的动物，但它已在杜甫的“想象”中活起来了。
何况大江滔滔，浊浪际天，气象本已雄浑，而风雨晦暝中的江景，更像涵孕着无数神奇、灵
怪，不如此写，便不能将那时的气象表出。“龙吟”，说是诗人幻觉中听见的固可，说是诗
人故意如此写，用以表现风雨中大江气象的也未尝不可。若如胡适之所云，则屈原、但丁、
哥德等等都不能在文学占一席地，因为离骚、神曲、浮士德都是以丰富的想象构成啊！
这是《尝试集》出版十年后我试作诗论的感想，到今还没有改变。不过现在想胡适这样
说亦有他不得已的苦衷。他是个实验主义者，一切不合科学精神之物，均在排斥之列；他是
写实文学的提倡者，对浪漫神怪思想，尤所反对况中国人头脑本不清楚，好为空虚荒渺之
谈，轻视实际生活。胡适等所主张的“思想革新”正要从灌输科学思想入手，所以他对于文
艺，也不能不发为这种议论而已。
三、哲理化胡适本是一位哲学家，即其文学亦带上哲学色彩。他初作旧诗时，颇有创立
“哲理诗派”的野心。《藏晖室*'记》第三册，跋《自杀》云“……吾国做诗，每不重言外
之意，故说理之作极少。求一蒲伯（ｐｏｐｅ）已不可得，何况华茨华兹、哥德与白朗宁
（Ｂｒｏｗｎｉｎｇ）矣。此篇以吾所持之乐观主义入诗，全篇为说理之作，虽不能佳，然
途径具在。他日多作之，或有进境耳。”这是他民国三年七月七日的话，果然，他后来做
诗，专在这方面努力。其《去国集》中之《秋声》，发挥老子慈、俭、不敢为天下先之三
宝。《秋柳》发挥老子柔弱胜刚强的要旨。《景不徙篇》则解释墨经“景不徙，说在改
为”；及庄子天下篇“飞鸟之影未常动也”的数句。他若后来不改而从事国故的整理，而继
续为新诗的写作，也许为中国旧诗界创造一派从古未有之“哲理诗”。
但是哲学是属于理智方面的事，文学是属于情感方面的事。我们研究哲学时，每须先将
头脑放冷静了，然后才能寻究其中的道理。至读文学时，则以带着兴奋的心灵，欣赏其一
切。若读“哲理诗”，理智与感情并用，同时冷热，很觉不痛快。况且这类诗必须安上
“序”、“跋”才可知道它说的什么。我们读一种文学作品，不能以心灵直接游泳于作品
中，却须凭藉桥梁渡船之属，趣味自然减低不少。但哲理诗在西洋亦为一大宗派，诗之长者
每达数卷，我们若能做，亦未尝不好。
胡适后来似乎也觉悟这种哲理诗不容易做得好，所以每有哲学思想，必用具体方法表现
出来，如《一颗星儿》、《威权》、《小诗》、《乐观》、《上山》、《一颗遭劫的星》、
《艺术》、《梦与诗》、《希望》，便进步多了。试举《乐观》为例：
一
这株大树很可恶，
他碍着我的路！
来！
快把他砍倒了，
把树根也掘去，
哈哈！好了！
二
大树被砍做柴烧，
树根不久也烂完了。
砍树的人很得意，
他觉得很平安了。
三
但是那树还有许多种子！
很小的种子，裹在有刺的壳儿里！
上面盖着枯叶，
叶上堆着白雪，
很小的东西，谁也不注意。
四
雪消了，
枯叶被春风吹跑了。
那有刺的壳都裂开了，每个上面长出两瓣嫩叶，笑眯眯的好像是说：
“我们又来了！”
坝上田边，都是大树了。
辛苦的工人，在树下乘凉；聪明的小鸟，在树上歌唱——那砍树的人到哪里去了？
这首诗据胡适自序说是为《每周评论》被封面作。但诗是有两面的，看里面固然是一首
诗，看表面也还是一首诗。胡氏论诗有所谓“意境”，这便是“意境”，总之他的作品是
“思想的艺术”，是“醒者的艺术”。
胡氏自己颇为得意的是《应该》那一首诗。诗云： 他也许爱我——也许还爱我——
但他总劝我莫再爱他。
他常常怪我，
这一天，他眼泪汪汪的望着我，说道：“你如何还想着我？
想着我，你又如何能对他？
你要是当真爱我，
你应该把爱我的心爱他，你应该把待我的情待他。”
…………
他的话句句都不错——上帝帮我！
我应该这样做！
这首诗虽收于初版的《尝试集》，别人也常引，究竟为谁而作则不知。直到《新文学大
系》诗歌集出版，引胡适此诗，却多了一篇序，是胡适民国八年所撰，这个哑谜才揭晓了。
序文云：“我的朋友倪曼陀死后于今五六年了，今年他的姊妹把他的诗文抄了一份来，要我
替他编订。曼陀的诗本是我喜欢读的，内有《奈何歌》二十首，都是哀情诗，情节很凄惨，
我从前竟不曾见过。昨夜细读几遍，觉得曼陀的真情有时被词藻遮住，不能明白流露。因此
我把这里面的第十五、十六两首的意思合起来。做成一首白话诗。曼陀少年早死，他的朋友
都痛惜他。我当时听说他是吐血死的，现在读他的未刻诗词，才知道他是为了一种很难处的
爱情境地死的。我这首诗也算表章哀情的微意了。”
胡氏在《谈新诗》那篇文章里自评此诗云：“这首诗的意思，神情都是旧体诗所达不出
的。别的不消说，单说‘他也许爱我——也许还爱我’这十个字的几层意思，可是旧体诗能
表得出的吗？”
这首诗是借诗人的旧情人之口说的，从“他也许爱我”到“他的话句句都不错”一连几
个“他”字，都指的那个旧情人。至“对他”、“爱他”、“待他”之三个“他”字，则指
诗人之妻。盖诗人私恋一女，旧时代礼法森严，婚姻不能自由，迫于父母命，媒妁言，与他
姓女子结婚，而心则不能忘旧恋。恋人秉性忠厚，故流着眼泪劝诗人，莫再爱她，应该以爱
她之心爱他的妻子。
胡适写这首诗，表性别的代名词尚未发明。指女性之第三身代名词，多用“伊”，用女
旁的“她”是稍晚才有的。所以有些人每将此诗的性别弄错，以为是一个男子对旧情人说
的。这样一来，好好一首哀情诗，弄得味如嚼蜡了。倪曼陀的《奈何歌》，可惜我们未能得
见，胡适既说他这首《应该》是由倪氏《奈何歌》第十五、十六两首蜕变而出，当时若将之
抄于诗后，做个比较，并用以证明旧体诗不能表达复杂的意思，岂不有意义吗？胡适译苏格
兰女诗人的《老洛伯》亦为世界有名的哀情诗，与这首《应该》情调意境有些相似，不过
《老洛伯》是翻译品，只好不去说它了。
好为苛论者，每说胡适的诗不过是新诗的试验品，是后来成功者的垫脚石，在现在新诗
界里是没有他的地位的。不知胡适的诗固不敢说是新诗最高的标准，但在五四后十年内他的
诗还没有几个诗人可以比得上。诗是应当有韵的，他的诗早就首首有韵；诗是应当有组织
的，他的诗都有严密的组织，不像别人的自由诗之散漫无纪；诗是贵有言外之旨的，他的诗
大都有几层意思，不像别人之浅薄呈露。我们对他诗的格式现在看惯了，觉得太平常，太容
易做，但有些新诗学着扭扭捏捏的西洋体裁，说着若可解若不可解的话，做得好，固然可以
替中国创造一种新艺术，做得不好，便不知成了什么怪样，反不如胡适平易近人的诗体之自
然了。
何况以新诗历史论，《尝试集》在文学史上将有不朽的地位！
选自《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五四左右几位半路出家的诗人胡适曾说过：“当我们在
五、六年前提倡做新诗时，我们的‘新诗’实在还不曾做到‘解放’两个字，远不能比元人
的小曲长套，近不能比金冬心的自度曲。我们虽然认清了方向，努力朝着‘解放’做去——
然而当日加入白话诗的尝试的人，大都是对于旧诗词用过一番工夫的人，一时不容易打破旧
诗词的镣铐枷锁。故民国六、七、八年的‘新诗’，大部分只是一些古乐府式的白话诗，一
些击壤式的白话诗，一些词曲式的白话诗——都不能算是真正的新诗。”（《蕙的风》
序）。所谓“我们”也者，就是本编前言里所说的沈尹默、沈兼士及周氏兄弟一派人。他们
都是“半路出家”的新诗人，他们做诗腕底常有“旧诗词的鬼影”出现的，但那“尝试”的
勇气，比青年人更为可佩，而且他们在当时也给读者留下许多很好的印象。
沈尹默本是一个旧诗人，他的《秋明集》在词上的贡献是谁都承认的。五四时代他也了
许多新诗，如《三弦》： 中午的时候，火一样的太阳，没法去遮拦，让他直晒长街上，
静悄悄少人行路，只有悠悠风来吹动路旁杨柳。
谁家破大门里，半院子绿茸茸细草，都浮着闪闪的金光，旁边有一段低低的土墙，挡住
了个弹三弦的人，却不能隔断那三弦鼓荡的声浪。
门外坐着穿破衣裳的老人，双手抱着头，他不声不响。
这首诗据其自述做了半月方成。胡适《谈新诗》云：“这首诗从见解意境上和音节上看
来都算是新诗中一首最完全的诗。看他第二段‘旁边’以下一长句中，‘旁边’是双声，
‘有一’是双声；段、低、低、的、土、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