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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代尔首先假定世界上有两个经济体A和B（两个国家或两个地区），他们最初都处于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均衡状态。假定需求转移是引起经济体A和B收支不均衡的主要原因，当人们对经济体B的商品需求转向经济体A的商品需求时，在A、B之间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必然会发生经济体 A的贸易顺差和通货膨胀，经济体B的贸易逆差和失业；如果经济体A和B是拥有各自货币的两个国家，货币当局可以采取货币升值或者贬值的汇率政策来调节国际收支。在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的情况下，A国货币汇率上升会有助于降低A国的贸易顺差和通货膨胀压力，B国货币汇率下跌将有助于减轻B国的贸易逆差和失业。但如果A、B是一个具有共同货币的国家内的两个区域，或者是一个实行固定汇率的货币区内的两个国家，则不能通过汇率变动来解决需求转移所引起的不平衡问题，而只能够通过生产要素的流动来解决。因为在允许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条件下，资本和劳动力会由经济体B流向商品价格和工资水平较高的经济体A，通过供给的转移来满足需求的转移，在两个不同的区域同时达到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
由于当今世界各国之间要做到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的完全自由流动仍然还十分困难。因此蒙代尔认为现阶段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是区域性的最适度货币区，而不是全球性的共同货币。要保证国际经济社会的稳定，至少应有两个以上的区域性货币，也就是说最适度的货币区并不是全球，而是全球中的一部分区域。具体关于最适度货币区的界限，蒙代尔指出应以经济疆界即要素的流动性而不是政治疆界来划分。由于区域内不同国家或地区的需求转移引起的外部失衡可通过生产要素的流动来调节，因此要素流动替代汇率变动成为区域内的平衡机制；而不同的区域之间由于种种限制，不具备要素流动性，因而浮动汇率替代要素流动成为区域间的平衡机制。可见，蒙代尔并不是简单地否定了浮动汇率，只是否定了区域内的单独浮动，同时提出了实行区域性的固定汇率制和共同浮动的新颖主张，这就为以后欧共体发展成为一个共同的货币区奠定了理论基础。
虽然蒙代尔提出的生产要素高度流动性标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其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主要表现在蒙代尔并没有把对劳动力流动和资本流动的经济效应加以区分。当A国和B国结成一个保持固定汇率的通货区时，劳动力流动与资本流动的流向和调节效应是有显著差别的。比如在上面的例子中，当A国发生贸易顺差和通货膨胀、B国发生贸易逆差和失业时，劳动力从B国向A国的流动，有助于使A、B两国恢复均衡。但因为A、B两国间在气候、生活、习惯、文化、宗教和风俗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劳动力的迁移实际上是很难完成的。即便迁移可以完成，但因迁移成本高、迁移数量少以及迁移时间长，劳动力迁移对两国经济均衡短期内可能也不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只有经过一定时间以后，其调节效应才能发挥出来。对于资本流动而言，在A国发生贸易顺差和通货膨胀、B国发生贸易逆差和失业的情况下，资本很有可能不仅不从A国流向B国以调节两国的经济失衡，反而可能从B国流向A国，从而更加恶化A国的通货膨胀和B国的失业。综合以上所做的分析，在A、B两国出现经济失衡时，劳动力的迁移只能影响经济的长期发展，而资本的高度流动很可能是非均衡性的，因此仅以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性来判断最适度通货区是存在局限性的。
二、经济开放性分析
蒙代尔的最优通货区理论提出以后，引起国际金融学界的广泛讨论。1963年，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提出，应以经济的高度开放性作为确定最优通货区的标准。
麦金农将社会总产品区分为可贸易商品和不可贸易商品，他认为经济的开放性通常是由生产和消费中的贸易品对非贸易品的比例来度量。如果贸易品对非贸易品的比重越大，则该国经济的开放度越高。反之，该国经济的开放度就越低。根据麦金农的观点，要运用调整名义汇率的方法实现内外均衡的经济目标，必须通过调节贸易品对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发挥作用。以一国出现国际收支逆差为例，本币贬值要达到预想的效果，必须有贸易品对非贸易品相对价格的上升，引发本国生产转向贸易品，本国消费离开贸易品，从而使该国经济恢复均衡。但麦金农认为，在典型的开放经济中，汇率的变动不会改变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价格比例，从而也就不会对经济均衡产生良好的效果。这是因为：①在本币贬值引起贸易品价格上涨以后，会引起国内物价的全面上涨；②在开放经济中，由于贸易品所占比例很大，贸易品价格的上升会迅速而明显地引起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由于货币幻觉不很明显以及工会和劳工力量的强大，人们会明显感觉到消费支出的增加和实际收入的减少，并要求提高工资，从而引起非贸易品价格随贸易品价格的上涨而上涨；③对于一个开放经济，由于国内对进口商品的依赖性很强，进口需求弹性较低，要纠正外部失衡所需要的汇率变动幅度也就很大。而在经济相对封闭的情况下，由于贸易品占整个社会总产品的比例较低，贸易品价格与消费价格指数的联系较小，再加上很大的非贸易品部门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吸收部分转移过来的需求，本币贬值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不大，有利于经济均衡的恢复。因此，麦金农认为，浮动汇率对于相对封闭的经济是有效率的，而对于开放经济则是效能低下的。所以，对于一些相互间贸易往来比较密切的开放国家，应该组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共同货币区，在区内实行固定汇率安排，而对于那些与其贸易往来关系不多的国家，区内国家货币应该对其货币实行联合浮动。
麦金农理论的局限性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他是以世界各国物价普遍稳定作为前提条件来考察汇率变动后果的。但是，这一假设是缺乏现实依据的，即便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物价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发达国家也通过固定汇率向外传递通货膨胀和经济不稳定性，如果将这个前提颠倒一下，经济高度开放的国家反而应以浮动汇率隔绝外来的不稳定影响。其次，麦金农的分析以经济高度开放的小国为对象。如果一个小国的贸易伙伴主要是一个大国，并且其汇率钉住该大国货币，或几个小国彼此在贸易上有密切联系而结成货币同盟，则经济开放性标准是有意义的；但若一个小国的贸易分散于几个大国而这些国家的货币又彼此浮动，则麦金农的标准就失去了意义。第三，麦金农的分析重点在贸易账户，忽略了资本流动对汇率安排和国内经济的影响。
三、产品多样性分析
任何一种冲击，无论是消费者需求偏好的改变，或者是其他生产者的技术提高，都会对一国经济均衡产生影响。凯南与蒙代尔相似，假设这种冲击来自于宏观经济的需求波动。他认为，这种需求冲击对一国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取决于该国产品的多样性程度。对于产品相当多样化的国家，这种影响是相当有限的。这是因为，产品高度多样化的国家能够出口范围较宽的各种商品，单一品种的出口商品在整个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不大，对某一产品或部门的需求减少，可以通过资源向其他产品和部门的转移，来缓解需求减少的冲击。多样化的生产结构还使整体经济对单一产品和部门的依赖性降低，对单一产品或部门的冲击，不会对整体经济产生太大的影响。因此，对于产品高度多样化的国家，采用汇率变动缓解外部冲击的必要性较低，这类国家可以承受固定汇率的后果。相反，对低程度产品多样性的国家来说，其出口产品的多样性也是低程度的，若外国对本国出口商品的需求下降，就必须对汇率作较大幅度的变动，才能维持原有的就业水平。因此，对于低程度产品多样性的国家，宜采用汇率灵活安排的独立通货区。
作为确定最优通货区的重要标准，凯南的理论特别强调了对产品多样性程度的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但凯南的理论同麦金农的理论一样，都重视划分最适度通货区的实物标准，注重贸易项目而对资本移动未予考虑。1969年，詹姆斯·伊格拉姆提出应在决定最优通货区规模时考虑一国的金融特征，并于1973年正式提出以金融高度一体化作为划分最优通货区标准的理论。
四、金融一体化程度分析
伊格拉姆的判别标准与蒙代尔的判断标准有部分重合，但他特别关注资本流动，并视之为促使国际收支均衡的力量。伊格拉姆认为，国际收支失衡与资金的移动状况有关，尤其与缺乏长期证券的自由交易密切相关。在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不充分的情况下，由于可以通过远期市场的抵补交易来规避买卖短期证券的外汇风险，所以人们会把短期外国证券作为主要交易对象，从而导致各国长期利率的结构发生明显的差异。相反，在国际金融市场高度一体化尤其是长期资本市场高度一体化的情况下，只要国际收支失衡导致利率发生微小变动，就会引起均衡性资本（非投机性短期资本）的大规模流动，使国际收支恢复均衡，从而避免汇率的波动。因此，可以由金融市场高度一体化的国家或地区组成一个最适度货币区，区域内实行固定汇率，对区域外实行浮动汇率，以实现内外均衡。
伊格拉姆的金融高度一体化标准的缺陷在于，它忽视了经常账户的作用，而只强调资本要素的流动。但资本要素的流动不一定能成为国际收支的一种有效调节机制，更不可以将资金融通视为平衡国际收支的唯一方法。事实上，即使在货币同盟内部，顺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