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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武校招生迅速上升到1000人。以前，清泉武校每年只能招40余名长兴籍学生，发放教育券后，该校已招收290名长兴籍学生，招生增加250人，增幅较大。
“教育券带来的资金并不大，但它表明了政府的导向性，大家看到这所学校政府这么重视，观念慢慢就变了。”周清泉说，为办学他先后已投入3000多万元，到目前为止，清泉武校已拿到教育券的有200多名学生，这部分资金总计不到10万元，但这笔钱比给他几百万还管用！
这就是后来让经济学家周其仁感叹不已的“四两拨千斤”的力量：“这个信号大着哪！”在2003年4月的全国教育券理论与政策研讨会上，这位为教育券实践热烈鼓呼的北大教授在发言中依然难抑激动。
面对蜂拥而来的媒体记者，熊全龙算的是另一本账：清泉武校已投资3000多万元，如果政府办，政府没有钱，武校实际上承担了一部分本应由政府承担的义务，为政府解忧啊！政府该不该扶持？
此种视角，此种胸怀，在为政者中恰恰稀缺得很。我想起了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陶西平的一番感叹：新建了一所民办学校，有些人会习惯地想，举办人又从这所学校里赚了多少钱；但还有另一种视角，有一些人会想，这所民办学校会给政府的公共教育经费节约多少钱。
诚然，不同的思考会带来不同的政策，自然结出不同的果子。
走进长兴，我意外地发现这里最漂亮的房子不是县府大院，而是学校；不是公立学校，而是民办的、股份制的、国有民营的。宽敞的广场、新式教学楼、令人神往的跑道，空气中飘荡着清新、活泼的气息。而在一个僻静的路口，我好不容易才找到县政府的门牌，陈旧的两座小楼里弥漫着经年失修的灰扑扑的气息——说实话，我有些惊异：这是我见过的最简陋的县政府大楼。
这种强烈的对照，或许能够昭示些什么。在很多时候很多地方，我们并不缺少现代化的政府大楼，缺少的正是现代化的思维，一种在流动中发散的、多元的生命气息。
华盛虹溪中学是一所很年轻的学校。2001年浙江华盛建设有限公司投入资金4500万元，县教育局出资500万元联合新建，成为长兴县第一所股份制中学。与此同时，就在县城的另一端，规划投入1。5亿元的长兴金陵高级中学项目正在洽谈中。2003年底将建成，占地300亩，计划设置60个班。届时，将与华盛虹溪、长兴中学形成三足鼎立之势，那时民办和公办的赛跑才真正开始，新“三国演义”才真正拉开帷幕。
客观来看，两年来，参与教育券计划的学生达到5046人。然而这其中，处于义务教育阶段而选择民办教育的学生总数，加起来只有51人。换句话说，只有1。1％的受益者来自义务教育阶段的自主择校。但就在这两年，已经有3亿县以外的资金到长兴投资办学，民办学校的办学规模不断扩大，且投资规模远远超过了长兴县自身的财政能力。当然很难说这两者之间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但可以肯定，教育券制必将刺激、动员更多的资源流入教育。
1。1％带来的是3亿民间投资。与其说制度的变化让投资者看到了希望，毋宁说制度带来的信号向人们昭示着，“主事者开始用一种平等的眼光看待民办教育，民办学校开始享受‘国民待遇’。”有媒体发出感叹：“对投资者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回报呢！长此下去，民办教育的繁荣不就指日可待了吗？”更重要的是，教育券的象征意义已远远大于其经济意义，它表明政府正从教育的微观领域悄然身退，正从统治者走向管理者，甚至服务者。在此过程中，不要忽视制度创新带来的破坏性，教育券托举的并非仅仅是民间资金进入教育的信心，更是向现行的教育管理体制举起了改革之剑。
长兴的教育券实验已经开始风生水起，但在熊全龙取得“真经”的地方——美国加州罗斯密学区，就在他离开4天后的全民投票中，教育券被否决，支持比例还不到30％。其实，在美国选举史中，教育券提案至少已被提出过10次，都以极大差距被否决了；时至今日，全美只有零星的几个地方实行了这一制度。
作为一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一生中提出了众多的政策建议，对美国乃至世界各国的经济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惟独他提出的教育券（school voucher）理论，多年来却一直处于众多的争议之中，至今也只在美国的局部地区得到试验。
其中最根本的障碍在于由此引发的违宪之争。争论的焦点是能否把纳税人的钱交给教会学校，从而涉嫌背离美国宪法政教分离的原则。还有一种不可忽视的强大阻力，就是来自公立教师工会的抗议。像所有的变革必须以摧毁既得利益的堡垒为代价一样，教育券的制度安排也面临着同样的“冰山”。
但长兴走通了，乃是一种基于国情的“来自民间的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是需要本土知识的。“花开了，果子结了，但吃还要等等。”在长兴，一位年轻的私立中学老师对当地教育的发展如此展望。此时，所有的预言都显得空洞而渺茫，但有一点是真实的：果子结出来了——尽管是一枚青涩的果子。
冲破体制之枷教育券风暴
周其仁，国内第一个到长兴考察的经济学家。他的热情来自对现行公立教育垄断弊端的种种洞悉，亦来自对民营生命力的深刻体察。“为什么要用统一的标准制造那么多一样的人？”他的反复诘问让人不由想到弗氏同样犀利的省思，“我们今天的问题不是使人们一致，而是我们受到过多的一致性的威胁。我们的问题是扶植多样化，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另一种代替的制度会比公立学校制度更为有效得多。”
“政府办教育，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行政垄断。我们是自上而下，规定一套大纲，一套教材，一套教法，要中国人适应未来。民营有什么好处？它是发散的，多元的，它在一切方向上的探索可能就是对的，它比整体划一的错误机会要高。它有市场限制，你这个学校办得不好，学生就不来了，你就没有出路。不是说民间办学不会出错，我们政府办学也会出错，问题是出错的概率和纠错的机制是不同的。”
周其仁是在美国从网上看到这条消息的：中国浙江长兴开始实行教育券制。其时是2002年6月，长兴实验刚刚涉入浅水区。这位头发银白的中年学者激动不已：怎么可能啊？美国50年没有干成的事，中国的一个小县城怎么就成了呢？他一回国就马不停蹄地奔赴长兴，现在算起来不下三次。
“教育券思想其实很简单，中国的大学据我所知，已经进行了这种小范围的革命。一张饭票通行全校，饭票流动，增加了选择，有了竞争，饭菜质量就上去了。食堂的管理行为就改变了。很简单吧，弗里德曼的东西都这么简单。但弗里德曼的东西简单到并非任何人都能接受，因为它触犯了既得利益。把票发给学生，食堂就被选了嘛；把票发给食堂，食堂就居垄断地位。
“要刺激私立学校发展，采用教育券有帮助。你好好办，你跟公立学校有平等的起跑线，就有学生到你这里来。没有学券制改革呢，你是争那个补充性的市场，或者争那个非常小的特殊市场。这是我们今天研究的重点：穷国办大教育，怎么更好地动员社会资源进入教育领域？我觉得长兴这个点很要紧。”
这不由让人想起陶西平那个经典的“如果论”：如果民办教育有大的发展，那么就在教育规模扩大的同时节约了公共教育经费；如果节约的教育经费用于公办教育，那么就在增加教育经费的同时改善了办学条件。将这个假设延伸开去，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如何发展民办教育？如何解决教育经费？现在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没有！教育券有没有可能成为其中的一条可行路径？可能！那么，还等什么呢？！
逻辑就是这么简单，像弗氏的思想一样简单。但是，这简单如此直接地切入核心，让人无法躲闪隐藏其后的不能承受之重。弗氏质疑：孩子的所有教育在同一幢楼里完成，这明智吗？为什么不可以通过教育券提供更多的选择？为什么不可以让他们花一部分教育券在一个地方学习数学，在另一个地方学习英语或科学？
这种类似孩童般的天真大胆的发问，正开启了教育发展困境中的一扇门，亮光透进来了：自由选择必然会带来竞争，竞争会带来更多的好学校，不论是公立的还是私立的；这个开放的市场必然要求“政府部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迅速萎缩”。
扩大规模，扩大试点。长兴已经把火点燃了，一场新的竞赛开始了，这个比赛还没有结果。周其仁热情洋溢的鼓呼后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悬念。
与此同时，茅于轼先生对于教育券的中国前途，从经济学的视角作了更为审慎的判断。如果一套制度安排解决了价格问题，那它就是成功的。教育券没有解决价格问题，就永远不会解决教育资源的流动问题。这个根本缺陷决定了长兴教育券只是一种过渡形式，它必将向更规范的市场制度迈进，将来教育券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后，会退出这个领域。
经济学上有个常识：凡是能够强化竞争的创新行为，大概总能改善行为的效率。“但教育券竞争的结果是什么？是不是好的学校拿到更多的教育券？差的学校会不会退出竞争？如果我们总的教育投入就这么多，你怎么吸引更多的投资流进来呢？如果学校的总数不改变，淘汰也是一句空话。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