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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们经常看到，他们的老校长生活简朴到开水泡饼干就是一顿饭。他甚至想好了遗嘱：第一，将来继承学校的人，必须继承学校的传统，不能拿学校当营利单位；第二，我所有的身外之物，都捐献给学校，作为学生的助学金。
如今86岁的贾维茵已经须发尽白，但他无论如何也无法解除心头的困惑：私立正则中学是私立，还是公立？当初北京市教委批文中明确指出是贾维茵个人举办，怎么成为“集体所有制性质”呢？在这种强行接管中，举办人的权益是否受到侵犯？
正则中学1992年所聘的董事根据《条例》和学校章程，均已失去董事资格。为什么朝阳区教委却将学校擅自强行移交给了几个所谓“董事”？这是正常接管，还是非法掠夺？如果以后正则的办学质量一落千丈，运营负债累累，损害了正则的声誉，谁该来承担这个责任？
《民办教育促进法》已经出台了，并于今年9月1日正式实施。贾维茵对此十分关注。他的手里拿着一份《促进法》的复印资料，那份资料已经被他反复摩挲得磨出了毛边。或许，如果这份东西早一点问世，贾维茵和正则中学的命运会重新改写？
“你看看这一条，董事会组成人员应该是什么人？如果严格依法办事，现在的董事长就不能当。董事长必须是举办人，现在举办人的法人代表证书、验资报告都在我这儿！还有第二十二条，‘法人代表不一定是校长，也可以是董事长’，他不但要负担学校责任，还有债务责任。”
他反复向我逐条阅读上面的条文，郑重得令人心酸。
“这个官司我一定要打！如果依法办事的话，我一定会赢。我为什么要胜这个官司？不是为了争学校的财产，我办学十几年了，我要那个财产吗？有没有‘名’的思想？这个我有。我是作为首都第一所民办学校、为民办教育事业第一个牺牲的人。我现在已经86岁了，身体、头脑还好，我一定要出庭。这是个斗争！”他激动得几次都哽咽不能自已。
“我爱国，也爱党！”青年时代的贾维茵在南开时是天津学联的常委，也是天津第一次抗日示威游行全市纠察队总队长，是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曾代表天津到北京请愿参加了“一二？九”运动。
一身羸弱之躯，贾维茵却依然心系教育。他说他要在全国民办学校中倡导“一分钱运动”，帮助西部贫困孩子上学。身卧病榻，他还仔细地谋划着，全国现有7万多所民办学校，假如在全国的民办学校中倡导这个活动的话，每年就有7万元的基金，这个数字将会解多少西部贫困孩子的就学之困啊！
这个计划，他不止一次向我提起。只有在那个时刻，我才看到他慈和的脸上平静、温情的笑意，忘我的，愉悦的。
是接管，还是掠夺？无言的结局
如今的贾维茵住在北京望京花家地一套两居室的房子里，这是正则中学对他晚年生活的“安置”。作为“补偿”，学校每月帮他支付房租1700元，500元保姆费和2000元生活费。
他的窗子正对着一所中学的操场。腿脚不灵便的贾维茵经常面对着窗子外面的学校发呆，教室里不时传来的朗朗书声、操场上雀跃的孩子身影，经常让他产生错觉：又回到了正则吗？
然而，转回身，面对的是空荡荡的屋子和寂寞生寒的四壁。
他已经很久不去学校了，也不了解。不承认，为什么要了解？听说学校借了200万，装修了宿舍，里面都装上了空调，老人的心几乎一缩：这不是他一以贯之、心目中的正则啊！
曾有人来劝说贾维茵，还是私了算了，何必闹得那么大，对谁也没好处。
但是，这个生性倔强的老人拒绝了，态度鲜明：可以调解，但绝不是哀求。“我不怕死，我不爱钱，但是丈夫不要受人怜！”他拊掌痛击。
最近，正则中学那边来人叫他回去看看，他也断然回绝了。
那可是他举半生之心血一手创办的学校啊，他岂能不关心它的现在和将来？！南开，一个给予他《诗经》、《楚辞》等精神营养的地方，一方塑造了他灵魂的教育圣土，正是从那里，他的教育梦想悄悄萌芽；正则，这个校名里寄寓了他的人格理想和教育强国梦。但是……
他冷漠的拒绝里包含的是一颗凄怆的心。“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半生坎坷并未泯灭他的灵性之光，理想之帜依然在心头猎猎飘扬。正是这样一种执著，他宁可毁家也要办学，过着“一箪食，一瓢饮”却甘之如饴的简朴生活；正是这样一种执著，他拒绝了儿子继承学校的愿望，执拗地认为“他办的是社会事业，不是家族主义”；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执著，祸起萧墙，身心摧残，半生心血付之东流，惟留下一盏青灯、两行浊泪……
这个在现实世界里纯朴有如孩童的老人，怎么也想不到今天的结局。渐渐地，他也看明白了一些事，有了一定程度的清醒。
“我觉得这个官司打赢的可能性不大。从现在来看，我不相信法能大于权。”灯光下，他高傲的头颅看上去那么疲惫、脆弱，漫长的坚守使他不堪重负。但是旋即又激昂、悲壮道，“作为战士，顶多战死，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很佩服曼德拉。”
他设想正则将来的出路。“无论谁办学，都要把北京当据点，要让穷苦的孩子上学。”“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这种痴迷和执着令人击节。
许多教育界人士对贾维茵的目前处境十分担忧：“他现在既没钱，又没人，怎么打这个官司？他是个读书的人，办学的人，这个官司打不打，并不仅仅是贾先生一人的事，而是关系到咱们中国整个民办教育的前途问题。像这样，谁还敢办民办教育？！”
人们可以肯定、见证的是，如果贾维茵是一个贪污腐化分子，绝不会现在沦落到那么一个小屋子里呆着。你信吗？
《民办教育促进法》出台了，但拖了这些年，过去的事还适用吗？这个冤案，会给它恢复正义吗？这是所有关心贾维茵和正则中学的人最关注的问题。
2003年3月20日，我赶到正则中学时，已经是黄昏了。雨中的校园格外的宁静，刚刚粉刷不久的平房显得十分整洁。这所位于朝阳区楼梓庄的“乡野园林式的寄宿制学校”，据说建设时筹资数百万元，“为正则的中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现任校长王德民告诉我，正则中学是北京市第一所，也是第一个写出了董事会章程和办学章程的，当然也是第一个提出“名为私立，绝非私有”。从办学到现在，11年了，学校没利润，算不上负债经营，反正没有赢余。
正则现有学生不到500人。校舍规模大，但是租借的，办学十几年的滚动积累全部用在教学环境、设备的改善上。升学率听上去挺可观：80％，但质量不行。就师资和管理而言，绝对比公立的好。王校长强调。
正则中学10周年校庆专刊上记载着这所北京市第一所私立中学的发展史。我注意到，其中贾维茵的名字有意无意地“淡出”了，除了提到该校是由“贾维茵先生兴办的”以外，鲜少提及他毁家办学的10年艰苦历程。
我默然。这个无言的结局，相信是所有心忧中国民办教育命运的人都不希望看到的吧。
2003年10月15日，我意外地收到了贾先生的来信。就在这一天，贾维茵诉姜化善侵权非法掠夺学校一案在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开庭审理。显然，官司已由行政诉讼转为民事诉讼。
我在急切的等待中展读贾先生的信函：
“……远瞩孔孟，近看陶行知、张伯苓等均非富商大贾，其目的皆在培养人才，绝非贪图一己‘回报’。维茵一介布衣，追随故校长张伯苓毁家办学，旨在育人绝非贪图‘回报’，当权若以‘回报’作为对举办者的鼓励，非但有违初衷且无异予以莫大之污辱，岂不令人寒心！”
其言诤诤，痛彻肺腑；其情切切，令人动容。
时光如逝水，等待贾维茵老人的又是怎样一个结局呢？
拷问“名校办民校”是民办教育的福音，还是劫难？
“……那天有个海外的朋友来找我，说他想在广州办一所学校。我说你不要办了，办了就死掉了，我们办了也就办了。你办了，肯定比不上名校办民校。应该说，以后纯民办学校的，很难见到今天在场的这些面孔了，可能出现新的面孔，格局是两回事了……”
伤感的气氛霎时笼罩着会场。这是在2003年8月广东主流民校高层峰会上，一位民办学校校长的发言听上去更像是“壮烈牺牲”前的悲情告白。
沉默很快被打破，不时有激烈的火花溅射出来。
“10年前我们面临的是政策风险和政治风险，大家都不敢戴民办的‘帽子’，我们要为生存斗争。现在我们过上了一点好日子，大家又争着戴民办的‘帽子’，一戴就可以高收费呀！但我们是高投入才高收费的！那么，公平竞争究竟体现在哪？！”说这话的是广州民校中的“老字号”——南洋英文学校董事长林经嘉。
“你不能拿纳税人的钱投资到民校，这是不公平的。有人还借助这个《法》瞎搞，我们就有困难了，这个困难是政府的不公平造成的！”英豪学校创始人陈忠联直率放言。
本来是盘点广东民校十年来发展历程的报告会，却开成了一场看不见硝烟的“论战会”。
这样的论战在我随后参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