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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的向阳曾经问我：“你在采访中会像美国的麦克·华莱士那样咄咄逼人地提问吗？”
我当时拼命摇头：“不可以，在中国绝对不可以。我们中国人比较含蓄，西方人比较直接，对于太尖锐的问题，中国观众会觉得不舒服，认为太不留情面了。所以我做《鲁豫有约》，一方面要保持个性，一方面又不能走得太远，要顾及观众的情绪。有些尖锐的问题该问还是要问，但我会说得比较婉转。”这是我做《鲁豫有约》以来最深切的感受。
向阳对我的访问是在2002年5月，那一阵我正在家闭门思过，平生第一次对做电视有些意兴阑珊，甚至萌生了退休的念头。
那时《鲁豫有约》播出才5个月，却已在观众和传媒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每一期节目的文字都有不少报纸和网站全文转载，观众在网上讨论他们感兴趣的嘉宾，至于我采访过的有争议的人物，各方的评论和报道更是铺天盖地。有这么多的关注着实令我兴奋，也令我惶恐。我有些不知所措。
作为一个追问者（这是向阳在《南方周末》的报道中为我起的名字，我很喜欢），我的任务是让被访者讲出他从未对人提起的一段生活，一个故事。有时，我会好奇地打破沙锅问到底；有时，我会善意地接受一个也许并不真实的回答（观众讨厌虚假，可有时真实并不美丽，他们未必能接受。至于被访者，如果不愿回答某个问题，一定有他的难言之隐，我完全理解。）而当嘉宾在关键问题上闪烁其词，或者用反问来代替回答的时候，我也会执著地重复我的问题，直到对方的语言或者表情，给出一个真实的答案。我就是想把一场谈话的真实状态呈现出来：有时我的声音大，语言机智，有时被访者的回答要远比我智慧。在长达几个小时的访谈中，我是追问者，更是聆听者，而我的嘉宾们在一种尊重、平等、友善的气氛中将积压多年的心声一吐为快。我很满意我和同事们的作品《鲁豫有约》。
但观众们的反应却很复杂。他们喜欢看《鲁豫有约》，喜欢节目的真实和人性，只是对我在个别访谈中的采访风格不能接受。有的来信言辞激烈：“鲁豫，我一直最喜欢你，可今后，我再也不看你的节目了！”
“你以为你是谁？你凭什么不停地追问人家？”……
这些反对的声音对我的影响很大。我本来就是个认真的人，这下更是不断地自我反省：“《鲁豫有约》是个好节目，但我们的创意和风格是不是稍微超前了点儿？也许我的观众还没有准备好接受一个真实的谈话节目吧？而一个节目再好，如果观众不喜欢，又有什么用呢？《鲁豫有约》还要不要再做下去呢？”
将近一个月，这些问题每天在我脑子里翻来覆去，我甚至想到了放弃电视。理由有两个：一、主持人被视作公众人物，被人议论是很正常的，可惜我不习惯，那只有另谋高就。
二、我自以为了解观众，知道他们的需求，可事实证明并非如此。这对我打击很大，连观众的心态都吃不准，还做什么电视？
前思后想，只有一个出路：不干了。
我的家人不理解我为什么痛苦：“你的节目才播出几期就引起那么大的反响，这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事情。有些批评的声音很正常，这点心理承受力你还没有吗？”
我在采访中开始有杂念：“我的微笑应该再明显点吧，否则观众会说我挺厉害的；这个问题，最好别问，要不然别人会说我不善良……”2002年4、5月份的几次采访，我完全没有了以往《鲁豫有约》的锋芒。
刘春和樊庆元（刘春是监制、樊是制片人）一次又一次地给我敲警钟：“你有点矫枉过正！好多该问的问题都没问。”
他们说的我都清楚，可我心理障碍太大。
5月初采访王军霞，她和她的老公战宇特意从沈阳飞来北京。王军霞是一个特别爽直、单纯的人，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有什么说什么，不会藏着掖着的。”可我却是畏首畏尾。她和马俊仁之间的恩恩怨怨，我只字不提，倒是王军霞坦坦荡荡地说起了马指导。我完全可以接着她的话问下去，让王军霞聊聊她们师徒之间的故事。可那时候，我脑子里又开始胡思乱想：“‘马家军’的事别说了，马俊仁和王军霞都是为国争光的人，说谁说多了都不合适。观众会不答应的！”我和王军霞聊了一个半小时，谈话过程中我用余光瞟了瞟现场工作人员，大家都显得心不在焉。我知道，这是一场失败的访问。
樊庆元眼里不揉沙子：“今天说的太不好听了，”
我自知理亏，可还是嘴硬：“也只能说成这样。”
樊庆元是个比我还较劲的人：“我们去沈阳，再采访一次王军霞。”他这招真狠，彻底把我制住了。
5月7日，国航一架航班在韩国斧山失事，机上122人罹难。我是5月8日一大早从凤凰资讯台得知这个消息的，赶紧打电话通知樊庆元，大家少不了唏嘘感叹一番。可两个小时后，还是按原计划从北京坐国航飞机飞往沈阳。我有些内疚，如果不是我表现失常，一大帮人也不用起个大早再飞趟沈阳吧！
王军霞的家离沈阳桃仙机场很近，我们的第二次对话就在她的客厅里进行。也许是家的气氛让王军霞更放松，也许是我的内疚让我打消了不少顾虑，我总算完成了任务。
现在的我，偶尔在采访前还是会有顾虑，但我越来越了解我的观众，我知道，他们希望我锲而不舍地提问，温柔敦厚地提问。
与观众间的趣事
不和观众水乳相融，还做什么电视？
1
某次活动，我和余秋雨老师坐在一起。
不时有观众和读者过来要求签名或者合影，我和秋雨老师这个坐下那个又站起来，着实忙碌。
几乎每个观众打量我一番后都会动情地说：“鲁豫，你本人比电视上漂亮！”
我总是开心地回答：“谢谢。”
而秋雨老师不说话，只是埋头签字。直到面前摊着的一堆书和本子签得差不多了，他这才转过身，研究性地看看我，认真地说：“鲁豫，以后别人再说你本人比电视上好看，你千万别谢他们。”
“为什么？”
“你想想，本人比电视上漂亮，那就是说，你在电视上不漂亮喽。这是夸你吗？”秋雨老师一脸严肃。
我有点糊涂了，这的确不像是在夸我。
“可是，别人应该怎么说才对呢？说你生活中不如电视上耐看？”秋雨老师也皱起了眉头，“这好像更说不过去了吧。”
我彻底被他搞晕了。
“应该这么说。”秋雨老师突然面露孩子气的坏笑，“鲁豫，你在电视上很漂亮，没想到生活中更漂亮！”我刚喝到嘴里的一口水几乎喷了出来。
2
我曾收到一封观众来信，洋洋洒洒两大张纸，满是对我的溢美之词。我正看得志得意满、虚荣心膨胀，这时我注意到信的最后一行，用粗粗的黑色签字笔醒目地写到：
“鲁豫，我太崇拜你了，请你无论如何帮我弄到一张刘德华的签名照片。”
3
2000年，内地某机场，我急匆匆地来赶早班飞机。
因为起得太早，眼睛肿肿的，只能戴着眼镜。办好登机手续，我晃晃地往洗手间走去。这时发现身旁老有一个中年男子跟着，我用余光扫了扫他，觉得他是要跟我搭话。上洗手间的路上被观众拦住要求签名或者合影实在有些尴尬。我于是低着头，假装想着心事，加快脚步往洗手间里闯。正要推门，从里面走出来一个男士，一脸愕然，差点和我撞个满怀。我这才看清门上的标志，原来这是个男厕所。
我讪讪地转过身，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这时，刚才那位中年男子疾步走到我面前：
“鲁豫小姐，你走那么快干什么？我这紧赶慢赶地就是想告诉你，这是男用卫生间，女士的，在大厅那一边，可你就是不理我。”
4
文涛来凤凰之前，是广东电台颇有名气的主持人。文涛的口才我早已领教，倒是电视图像让我一直忽略了他的声音，音色明亮、饱满，但并不是浑厚圆润得高不可攀。大概就是凭借着他富有磁性的声音，文涛在广州时就有了一堆追星族，常常有不少女听众寄来表示爱慕的信件。文涛至今还记得其中一封，信的内容言简意赅：
文涛：我要到广州和你合体。
文涛为此心猿意马了好几天。
5
1997年我在昆明举行观众见面会。会场人很多，但秩序井然，排起了长队要我在宣传照片上签名。那天签字签得手都软了，但观众的热情和礼貌实在令我感动。每签一张照片，我都会和观众握握手，并且由衷地说声：“谢谢。”
观众也很客气，都笑笑地回一句：“谢谢你。”
人群中大部分是年轻人，所以当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大爷站在我的面前，我吃了一惊，然后格外认真地在照片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双手递给老人，毕恭毕敬地说：“谢谢您。”
大爷看了看我，慢悠悠地说了句：“不客气。”
6
我在北京的化妆师跟我说过一件有趣的事。
台湾歌手周华健在成都开演唱会，听众反响强烈。于是，主办方特意举办了一场周华健签名会，果然吸引了众多歌迷。可让周华健大惑不解的是，几乎所有的歌迷在请他签名之前，都要激动地说：
“周华健，我是李宗盛的歌迷。”
周华健不高兴了，找来主办方的人质问：“为什么你们安排李宗盛的歌迷来参加我的见面会？”
工作人员赶忙解释：“他们讲话有口音，他们说的是，周华健，我是你忠实的歌迷。”
7
我很少上网，只是偶尔出于好奇才看看网络上对某一事件的评论。尽管和自己没什么关系，每次看过之后还是会生一肚子闷气，因为网络上有太多的谩骂。朋友劝我，对网上的一切大可不必认真，可我做不到。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