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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只是紧张。
我有一个毛病，对于教堂、机关和所有有象征意义的地方都充满敬畏，一旦身处其中常常会有不能控制的奇怪生理反应。有例为证：
1999年11月，我在伯利恒耶稣诞生地马槽教堂里因身体不适，加上被现场荷枪实弹的警卫弄得紧张无比，以至于腹痛难忍，几乎晕倒。
2000年年底我在纽约，星期日独自一人逛第五大道，路过一间教堂，突然心血来潮，想去参加周日礼拜，靠近上帝。而当悠扬的管风琴声响起，我随众人庄严起立准备咏唱圣诗时，不知中了什么邪，我竟然有一种压抑不住的冲动想要哈哈大笑。我被自己的疯狂吓坏了，急忙以最快速度冲出教堂，然后一个人蹲在路边放声大笑。上帝啊，请宽恕我！
扯得似乎有些远了，还是言归正传。
我和老公神情严肃地来到公园中央的一座小楼前。楼前正有一对新人和亲朋好友在拍照。新娘一袭婚纱，所有来宾都是盛装出席。我一下子蒙了，怯生生地拽了拽老公的衣袖：
“来这登记还得穿礼服啊？”
我俩面面相觑，他不敢看他的仔裤，我也不敢看我的短裙。
我们低头穿过欢乐的人群，推门进了小楼，楼里一片安静。
一位和蔼的中年女士接待了我们。
“我们是来登记的。”老公和我异口同声。话一出口我们俩都乐了，因为这象极了电影《小兵张嘎》里的台词。嘎子来到游击队，愣头愣脑地说：“我是来参加的。”
“这里是行礼的地方，婚姻登记要去金钟大厦。”工作人员显然没看过《小兵张嘎》，她大概猜想我们要么是幸福坏了，要么是紧张坏了，所以她善良地选择了和我们一起傻笑。
我们3个人尴尬地面对面乐了半分钟后，我和他起身告辞。
香港婚姻登记处位于金钟大厦，大约100平米的一个大厅，有20几个柜台。此时，每个柜台前都坐着人，凝神回答工作人员的提问。屋子的中央有十几排塑料座椅，也都坐满了人，男女老少，各种肤色，像联合国一样。
我先认真阅读了墙上贴着的布告，立刻对这个嘈杂但却秩序井然的地方充满了景仰。这儿恐怕是全香港最重要的地方了，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人生的每一个步骤都归这儿管。
我和老公诚惶诚恐地把一大堆资料交给了工作人员：身份证、护照、单身中文证明、单身英文证明……。能想到的我全带来了。
工作人员一边翻看我们的材料，一边指着桌子的日历说：“你们先挑个行礼的日期吧。年底快到了，结婚的人特别多，大会堂和红棉道都快排满了，最近的一天是12月31日，在大会堂，你们要不要？还有一个多月，到时候，你们的结婚申请也就批下来了。”
我必须要解释一下在香港结婚的手续：首先在婚姻登记处登记，然后在结婚申请被批准之日起3个月内举行婚礼，超过3个月仍未行礼的则需要重新申请。行礼的地点有两处，红棉道和大会堂。新人服装可随意，礼服或便装都行，但必须整洁、得体。观礼人数没有上限，但不得少于两人，因为在结婚证书上需要两位证婚人的签名。
“好啊，”面对穿制服的长官，我从不敢说个不字。可心里直打鼓：“还有1个月5天的时候，办晚会是来不及了。”
我正在犹豫，身后凑过来一对年轻人，手里拿着一叠证件：“姆该（劳驾），我们来登记。”
“不好意思，今天的名额已经满了，下周一再来吧！”工作人员彬彬有礼。
青年男女只得扫兴地离开。
原来结婚还有名额限制呢，于是我毫不犹豫地说：“12月31日可以。”生怕错过了那天就再也嫁不出去了。
工作人员细心地填好所有表格，指了指桌面上镶着的一块铜牌说：“你们两个人谁来宣誓？”
我主动站了起来，并且飞快地扫了一眼铜牌上的字，大意是：我以法律的名义起誓，我所提供的所有资料内容均真实有效。
完全是出于职业习惯，不到两秒钟吧，我就背熟了铜牌上所有的字。然后，我在心里骂了自己一句：“有病啊，又不是《凤凰早班车》，用不着说新闻，老老实实照着读吧。”
我好象是在课堂上回答老师的提问一样，站得笔直，一字一句念完宣誓词。
想必工作人员从来没有听过谁如此声情并茂地朗读宣誓词，待我念完，由衷地赞叹到：“北京话真是好听。”我颇有成就感地坐下，环顾四周，才发现，刚才还满满当当的大厅此刻只剩下了我们3个人。
“好了，一旦你们的结婚申请获得批准，我们会电话通知你们的。别忘了12月31日准时来行礼。”
面对陪了我们一下午的恩人我不知道怎样报答。我真后悔事先没在口袋里装上几块喜糖，而隔着柜台拥抱政府工作人员似乎也不合适，于是，我和老公就一直傻笑。
“我饿了！”一走出婚姻登记处，我和老公立刻手拉手深情款款地凝望着对方说出了彼此的感受。
我们喜欢的Dan Ryans就在旁边的Pacific Place（太古广场），于是我俩跑到那吃了有纪念意义的一顿饭。菜谱如下：
恺撒沙拉
Clam Chowder（香港译做：周打靓汤）
烤羊排配薯条
Stuffed Mushroom（炬蟹肉蘑菇）
生啤三扎
咖啡
纽约奶酪蛋糕
我一边抢他的薯条吃，一边自言自语：“行礼那天，要有至少两个证婚人，找高雁和郭志成吧。”
高雁和郭志成是夫妇，他俩是我们的朋友、广院校友，也是我的同事。
老公边喝啤酒边点头，我于是立刻打电话给高雁：“哎，婚礼晚会你先放放，12月31日你和老郭来做证婚人吧。”
“那我得带照相机和DV吧。摄像的事就让郭志成来干了。”高雁的特点是热心、爱张罗、进入角色极快。
5分钟后，我正想消灭最后一个蘑菇，高雁的电话来了：“郭志成听说要重操旧业可紧张了，他说DV他玩不好，得借个专业摄像机才行。”忘了介绍，郭志成是北京广播学院87电摄的高才生，只是这几年一直负责凤凰在北京的节目制作，早就成了一名出色的管理人才，离摄像专业有点远了。“郭志成还说你们选的日子不错，我们是12月30日结的婚，如今都迈向10周年了。”
挂了电话，我把最后一个蘑菇塞进嘴里，一边嚼一边口齿不清地对老公说：“香港人结婚的规矩真是挺奇怪的。从现在开始，今后的15天里，咱俩的结婚公告会张榜贴出来，任何人都可以提出反对的意见。你说，不会有人反对吧？”
我的脑海里出现了George C Scott主演的电影《Jane Eyer》《简爱》中的情节：罗切斯特和简爱站在神父面前正在行礼，突然，罗切斯特前妻的弟弟冲了进来，大声宣布反对他们的结合。然后，简爱含泪出走。
想到这，我已是热泪盈眶了。
“你看你，放心，全国人民高兴还来不及呢，不会有人反对的。”他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脸。
“那，那我得吃块Cheese蛋糕。”我破涕为笑。
15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感谢上帝，没有人反对。
12月27日，离31日行礼的日子还有4天，老公再次跟旅行团来到香港。他的行李很简单：一套西服、一双皮鞋、一条领带。
这身装束对他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从不西服革履的，为了31日这天，他穿上这身行头时不至于笑场，我特别安排了一次彩排。12月12日，《英雄》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首映式，他打扮得新郎官似的和我一起去了。
现在万事俱备，只等31日的到来。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29日晚上，我正在家里做面膜，高雁打来了电话，听起来她垂头丧气的：
“怎么办呐？31日我和郭志成都去不了了。我得出差，他在北京也有事。”
“没事没事，我再找人。”我嘴里安慰着她，脑子里马上飞快地搜寻着合适的人选，可越想越觉得难办。还有两天就是元旦假期，大部分同事、朋友都将休假，剩下的要来值班。我找谁啊？再说，谁会比高雁和郭志成更合适呢？
我放下电话，愁眉苦脸地坐在沙发上，黑糊糊的死海淤泥在脸上显得更加可怕。
“不如，找咱们家的菲佣吧，叫什么来着？嗷，奶奶特！”我家的菲佣叫Nanette，老公习惯用北京腔叫她奶奶特。
“找菲佣做证婚人不太合适吧？菲律宾政局又不稳，万一将来兵荒马乱的，我上哪找她去啊？”我用手摸了摸脸上已经干了的死海泥，突然有了灵感，“嘉耀和晓文怎么样？”
嘉耀是我广院的师弟，他和太太晓文在中学的夏令营里相识，从此再未分开。这种纯真而天长地久的爱情故事是我最欣赏的。
我和他之间也是这样。
我们13岁相识，18岁相爱，21岁分开。
9年后，我们重又相遇，终于明白，什么都不曾改变。
嘉耀是个少年老成的人，办事严谨有条理，在电话里听到我要结婚的消息，他非常冷静地说：“那我们31日早上8：50分在红码头集合，坐9：00那一班船去大会堂。”
证婚人找到了，我和老公如释重负。
31日一早，我7：00就起了床。我需要足够的时间来洗澡、喝咖啡，最主要的，我还没决定该穿什么。
8：20，老公起床了，可我还捧着杯咖啡呆站在衣柜前，不知道该挑哪件衣服才好。
老公飞快地洗漱完毕，一边打领带，一边腾出一只手从衣柜里拽出一条高领无袖的咖啡色连衣裙：“这条新买的不是挺好的吗？”
我放下了咖啡杯，穿上裙子，在镜子前面左照右照。
好像还不错。
8：45，我和老公衣冠楚楚地走出了家门。他的服装是：黑西装、黑皮鞋、白衬衫和金色的领带。相比之下，我的造型略显简单：没有化妆，头发刚刚洗过，没有吹，只是让它自然风干，所以发梢微微向外翘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