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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标准。
不过，这反而让我信心十足。因为，我的逻辑是：另类=和别人不一样=容易被记住。
所有的同学都考完了。从张晓海礼貌的表情就可以看出，没有惊喜。
该我出场了，我拿着麦克风对张晓海说：“我就采访你。”
“行！”张晓海老实地点点头，但眼神里却有一丝不易觉察的不耐烦。毕竟，他已经站了两个多小时。
对张晓海我并不了解，只知道他是中央台文艺部最有潜质的年轻导演之一，广院毕业，仅此而已。但我隐约记得中央台文艺部还有两个大胡子导演：赵安、张子扬，也颇有名气。于是，我的第一个问题就从大胡子开始：
“为什么文艺部的导演都留大胡子？你、赵安、张子扬。”
张晓海愣了一下，我紧接着提出了问题的关键：“你们3个人是中央台最年轻有为的导演，你们之间的竞争厉害吗？”
后来，张晓海多次提到我对他“恶狠狠”的采访，说我的问题一个比一个尖锐，逼得他没处躲没处藏。
如今，我已经采访了许多人，我知道，温和、宽容远比咄咄逼人要有力得多。可我一直很欣赏自己当年对晓海的提问，那是真正的锋芒毕露、畅快淋漓。
感谢晓海，不仅没有“恼羞成怒”，还能不计前嫌，从众多靓丽的广院女生里选中我来主持《艺苑风景线》。
从此以后，我和电视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开始我就没有退路
1998年，我回到母校北京广播学院和外语系的学弟学妹们见面。同学们早早地挤满了当年我们上大课用的阶梯教室，黑板上写着几个大大的粉笔字：欢迎鲁豫回家。当掌声响起的时候，我内心的感动和感慨无法言说。
一个女生代表全系向我表示欢迎，她的致辞让我恍如隔世：“10年前，鲁豫也在这间教室上过课。”
我心里咯噔一下，10年了吗？我从没想过时间已经过去了这么久。一直以来，我的内心还保持着一份学生情怀，而且始终像个大学新生，心里怯生生的，对一切充满好奇和敬畏。
一开始我就没有退路
1988年入学时，我们外语系人丁并不兴旺，只有国际新闻一个专业，一个年级又只有一个班，每班20人。
作为新生，我对高年级同学很是羡慕，觉得他们成熟、漂亮、能干。平时，总能看到他们背个包，风风火火地在广院门口伸手招一辆十块钱的小面，忙着往电视台跑。我常盯着他们的身影发呆，恨不得自己也能像他们一样，在电视界大显身手。
我眼巴巴地盼着大学第一年早早过去，系里再来些新生，也能够尝尝高年级面对低年级时，那种关怀、自信又略带傲气的感觉。
等啊等，等来的结果却是1989年外语系不招生。眼看着其他系的88级学生终于修成正果，抬头挺胸地做起了老资格的师哥师姐，我心里颇有些失落。无奈，在外语系，我们班还是年级最低的班级。就这样，大学二年级了，我还像个新生似的，每天怯怯地去食堂吃饭、去水房打水。
大三开始了，外语系终于迎来了90级新生。可我，很长时间里还是找不到高年级学生的感觉。
一天中午，我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食堂吃饭。一个高大漂亮的女生坐到了我的旁边，我抬头看了她一眼，含着满口饭菜勉强抿了抿嘴算是打招呼。她，大大方方地冲我一笑，用一听就知道是播音系学生的悦耳嗓音亲切地问我：
“你，是哪个年级的啊？”
“88的。”我伸了伸脖子吞下了嘴里的饭，声音小得像蚊子。
漂亮女生半张着的嘴一下子合上了，她开始埋头吃饭。
“请问，你是哪个年级的？”我鼓起勇气问她，心里其实很清楚，她一定是87级的，要不然怎么能有那么自然又老练的神情呢？我练了两年多了，还没练成呢。
谁想，她的声音低了八度：“我，是89的。”
我感觉自己的背一下子挺直了。从此以后，我终于没有了新生的羞涩和胆怯。
我从来都不是刻苦的学生，从小学到大学，一路都是晃晃悠悠的。高三就算比较认真了，也远没到头悬梁锥刺骨的地步。倒是进了广院，我的学习热情空前高涨起来。终于没有了数理化的欺压，每天一堂接一堂的全是我喜欢的英文课，我开始感受到了学习的快乐。
我突然变得刻苦，还有一个原因。
我的父母都是北京广播学院六十年代的毕业生，外语系不少老师都认识他们，个别老教授当年也给他们上过课。所以，我入学的第一个星期，几乎每一门课的老师在说完开场白之后，都要问一句：“你们当中，哪位同学是陈鲁豫？”
我总是乖乖地举起手。
老师们会仔仔细细地打量我一番，然后说：“我认识你的爸爸、妈妈。”
这句话在我听来意味深长，我的解读是：“你爸妈当年成绩都不错，不知你的表现怎么样？”
所以我一开始就没有退路，只有努力地live up to their expectations。（不让别人失望。）
其实，我的高考分数在全班20人里是比较低的。但是，老师们从开学第一天就格外关注我，一方面是因为我父母的原因，另一方面，是由于我在面试时，口语表现优异，老师们觉得我是可造之才。
这下好了，内因外因都决定，我必须做个成绩优异的学生，否则老师们失望不算，我爸妈脸上也无光。
于是，在广院宽松、自由的校园里，我成了个整日埋头读书的乖学生。
在广院，外语系的学生非常好辨认。
任何时间，你要是在校园里看见一个学生，一手抱一本厚厚的Webster（韦氏）字典，腋下夹一张过期的China Daily（中国日报），另一只手还在耳边举着一个小小的短波收音机，收音机刺刺嚓嚓地放着不清楚的Voice of America（美国之音）或BBC的英文报道，不用问，肯定是外语系的学生。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们没有Internet，看不到原版英文电影，更没钱买英文报纸杂志，就连人手一本的Oxford（牛津）、Longman（朗文）、Webster（韦氏）字典也只买得起翻版的。虽然那会还没有知识产权、正版、盗版这些概念，可我总觉得花二三十块钱买一本原价二三百元的字典是有点问题。当然，两种字典有着天壤之别，正版很轻，我们用的翻版字迹模糊而且死沉死沉的。
那时候，外语系的学生自我感觉非常好。招生时都听说了，国际新闻专业之所以要上5年，是因为除了文化课，我们还要接受小到开车、大到开飞机的训练，将来好胜任驻外记者的工作。要学的东西这么多，4年时间不够用。
开学第一天，我们班就不住地催老师：“什么时候安排我们开飞机啊？是战斗机吗？”
我们宿舍的关娟娟现在是国际广播电台一名出色的记者，曾经在以色列那么危险的地方驻站整整两年。当年，她只是个娇滴滴的南方女孩。大家一聊天，发现她连自行车都不会骑，于是狠狠地挤兑了她一下。
“这有什么，”关娟娟撇撇嘴，“我将来是要直接开车、开飞机的，自行车，谁稀罕骑啊？”
时间过去了一年又一年，等到毕业时，我们才醒过闷来，互相追着打听：“开车、开飞机的谣言是谁造的？”
只是苦了关娟娟，一直巴巴地等着，恐怕至今也不会骑车吧。
除了外语系，播音系的学生也很好认，听声音就行了。
早上7点开始，宿舍楼附近的小路上、操场上，到处能听到播音系学生在字正腔圆地练习播音。每次从他们身边经过，我都误以为自己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这让我骄傲极了，觉得广院是个与众不同的学校，我的同学们个个才华横溢。
在食堂排队买饭的时候，我曾经听到两个播音系男生之间的一段对话：
学生甲（嗓音嘹亮，字正腔圆）指着笸箩里的馒头：“师傅，来一个馒头。”
身后学生乙（声音浑厚，明显带有胸腔的共鸣）探身关心地问：“一个馒头够吃吗？”
学生甲转身：“我还要二两粥。”
这段话干着念没什么意思，你想象用播音员的声音一板一眼地播出来会是种什么样的感觉。
咱们会被处分吗？
广院的学生很少有不谈恋爱的，我当然不例外。
校园爱情很单纯，无外乎男生在女生宿舍楼下眼巴巴地等着女朋友下来，然后两人手拉手一起去食堂、去图书馆。万一吵架了，操场恐怕是最佳去处。400米长的跑道，一圈圈去走吧。第一圈女孩还眼泪汪汪的呢，走第二圈多半就雨过天晴了。
一天中午，吃过午饭，我和男朋友（现在是老公了）溜溜达达在校园里散步。走到一片核桃林前，他突然停下来，用手拍拍我的脑袋：“你先回宿舍吧，我去教室拿点东西。”
就在这时，我突然听到身后一声大喝：“大白天的，你们俩在校园里干什么呢？”
我和他同时转身，发现是学院的一位领导，正怒目圆睁地盯着我俩。
“我们怎么了？”他纳闷地问院领导，声音里的不耐烦我是听出来了。
我心里忽悠一下，他该不会是没认出院领导吧。
“你们是哪个系的？在校园里拉拉扯扯像什么样子？”院领导的声音更大了。
我的头嗡地一下，天哪，拉拉扯扯，这在我听来和校园里贴出的“某某和某某在宿舍被当场抓住”的处分布告一样可怕呀。我的脑海里立刻出现了声名狼藉、名誉扫地这些词。
不时有学生从我们身边经过，都会好奇地看上两眼，这更让我羞愧难当。
“你凭什么出言不逊、血口喷人？”他平常语言朴实，说的都是大白话，没想到被逼急了，反倒出口成章。
“你这个学生，是什么态度？走，跟我到保卫处去！”领导怒不可遏。
“别说了。”我吓坏了，想伸手去拽他，又怕院领导再给我们罪加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