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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下我踏实了，只要不是人身攻击，再难的问题我也不怕。
又过了10分钟，王伟老师终于笑眯眯地说：“Well done。”（干得不错。）
我长出了一口气。
我的大学生活，就这样结束了。
直到领取毕业证书那天，我还是无业游民
当时，我对自己的主持生涯并不抱信心，但对中央台充满向往。只要能进中央台，哪怕什么节目也不做，我的虚荣心也会得到极大的满足。
终于，文艺部邹主任给了我一张表格，要我填写后交到人事部。我大喜过望，以为自己进中央台的事已经是板上钉钉了。我仔仔细细填了表，恭恭敬敬地交到人事部，可事情就再也没有了下文。
到了领毕业证书那天，我还是“无业游民”。同班同学分别去了中国日报、国际广播电台、文化部等国家机构，每个人都兴高采烈。
我也挺高兴的。没去中央台是很遗憾，可是，能以自由人的身份主持中央台的节目也不错，将来万一变动工作也方便。惟一让我心烦的是，我必须找到一个接收单位，否则，我只能以待业青年的身份把档案转到街道。当时我的观念挺古板，做自由职业者可以，当街道待业青年可不行。称谓对我很重要。于是，我把档案放进了海淀人才交流中心。这下好了，我是人才，而不是无业人士了。
办好手续，我把身份证、毕业证书、户口本一股脑塞进背包，包就那么大大咧咧地扔进了自行车车把前的铁筐里，之后，心情愉快地骑车回家。骑到真武庙二条，我把车停靠在马路边，两脚点着地，一手扶把一手从报摊上拿起一份报纸，等我再转头过来要拿包取钱时，却发现我的包已经不见了。小偷简直神了，两秒钟之内竟从我的眼皮底下偷走了我的包。
我连忙骑车到月坛派出所报案，民警很热情，可听说我钱包里只有50块钱，就遗憾地表示：数目太少，不能立案。我赶忙炫耀地说：“我的包里还有一个价值3000多元的中文呼机。”
民警一听，高兴地说：“那足够了，可以立案！”
第二天，我拍完节目回到家，竟然看见我失窃的黑皮包就放在桌上。
原来，小偷拿走钱包里仅有的50块钱和呼机后，把皮包扔在了复兴门立交桥边的草地上。有行人捡到，从包里翻出我的身份证和通讯录，辗转将包交到了我爸爸手上。
我翻了翻包，户口本等重要的文件都在，这才长出一口气，心里对那个盗亦有道的小偷充满了感激之情。
现在想想，我大学毕业后没能进入中央电视台，责任都在自己。我没向任何人表示过对中央台的渴望，总不能希望别人上赶着用八抬大轿请我去吧！
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彻底改掉被动的性格。
当毕业分配的忙乱过去之后，我全身心地投入了《艺苑风景线》的拍摄工作。它是我当时惟一的阵地，也将是我未来事业的奠基石。
我没有和剧组签约，也没有讨价还价地谈过我的报酬。我乖乖地拿着每集300元的劳务费，觉得挺好。毕业前，我只能拿到每集150元，剧组解释说因为我还是个学生，所以报酬减半。我当时对这个解释不太满意，觉得有点欺负人，但也没太往心里去。如今一毕业，工资竟翻了一番，当然很高兴。可仔细一想，《艺苑风景线》每两周一集，这意味着我一个月的收入只有600元。我想跟剧组说，钱太少了，但怎么都张不开嘴，最后也就算了。好在我刚走出校门，生活方式和在学校时没什么差别，吃盒饭、搭公共汽车也花不了多少钱。我很快就忘记了对待遇的不满，开开心心地过起了自食其力的生活。
1993年底开始，我的情绪变得相当低落。工作失去了挑战性，情感也没有着落，我感到生活失去了方向。平心而论，《艺苑风景线》在当时的口碑相当不错，虽然播出时间比较晚，但它一直有着相对稳定的观众群。
2002年6月，我去内蒙采访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和玉荣。龙梅的丈夫老张一见面就对我说：“当年老看你主持的《艺苑风景线》。”
节目本身没有问题，但它没有办法提供我所需要的舞台。我感受到自己体内蕴藏着力量，但我找不到释放它的场所，这让我痛苦不堪。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工作环境也变得不再单纯。面对这么多难题，我没有能力解决，只有眼不见心不烦一走了之。
1994年，我参加了GRE考试，年底到了西雅图。
记者“生涯”第一回合
写下这个题目，感觉底气不足。记者不好做，比做主持人难，要有拳打脚踢的不凡身手。正因为如此，我才大着胆子把自己有限的几次采访经历称之为记者生涯。
记者“生涯”第一回合
1999年奥克兰APEC峰会期间，正是中国“入世”双边会谈的关键时刻。那次，我也是采访会议的记者之一。
在奥克兰，最受各国记者关注的，除了参加峰会的各经济体领袖，当属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和美国贸易谈判首席代表巴尔舍夫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了。香港无线、亚视、有线和凤凰的采访小组暗中较劲，你今天拍到了钱其琛，我明天就到饭店门口去堵奥尔布莱特，每天通过卫星传送回香港总部的消息总得有一条是自己的独家新闻。
我很佩服香港同行抢新闻的方法：一个记者举着话筒，和摄像一大早就来到代表团下榻的酒店，守株待兔，反正你早晚是要出门的。只要大人物一露面，立刻叫一声“总统”、“主席”或“部长”。领导人面对传媒，态度总是热情有礼，时间再紧，也不忘走上来同记者寒暄两句，回答一两个问题。这一来，新闻就有了。
我不具备香港同行的耐心和执著，我怕麻烦，做事喜欢直来直去。
我知道中国代表团下榻的酒店，于是，一个电话打到总机：“Hello； Mr。 Shi Guangsheng please。”（你好，请帮我转石广生先生的房间。）
当时不过是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情，人家不给转也没什么。偏偏那个接线员连嗑巴都没打：“Just a moment；please。”（请稍等。）电话竟然接通了。
这一来，我倒不知如何是好了，正犹豫着，电话那头响起了一个浑厚的男中音“喂？”
“喂，你好！”我声音颤抖而且满头是汗，“我找石广生部长，我……”
“我就是。”石部长语气温和，没有一丝的不耐烦。
“石部长，您好，我是凤凰卫视陈鲁豫，我想采访您。”我坐在酒店房间的地毯上，背靠着床，电话听筒紧紧地攥在手里，脸涨得通红。
“这两天还不行，我正和巴尔舍夫斯基谈判呢。后天吧，后天谈判结束后，晚上我接受你的访问。”石部长非常爽快。
放下电话，我一转身趴在床边，浑身瘫软。
长这么大，我还从未如此大胆、主动过。这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我趴了几分钟，又伸手去够电话。我尝到了甜头，想趁热打铁，如法炮制地搞定巴尔舍夫斯基。
“Hello； Can you connect me to Ms。 Barshefsky please。”（请帮我转巴尔舍夫斯基女士的房间。）这次我的底气就足多了。
“对不起，酒店没有这个客人。”我的那个Please还没说完，接线生就硬邦邦地打断了我。
“那不可能啊！美国代表团就住在你们酒店，你能再查一下吗？她的名字是Charlene Barshefsky；Charlene；Barshefsky。”我不甘心，一个个字母给她拼写巴尔舍夫斯基的名字。
“对不起，的确没有这个人。”这回语气略微和缓了些，可那一脸的警惕我隔着老长的电话线都看得一清二楚。没准，酒店总机室里还坐着几个FBI的探员呢。
我失望地挂上电话，心里恨恨地想：“美国人真是老奸巨猾！”
两天后的晚上，我如约采访了石广生部长。
至于巴尔舍夫斯基，还是让她跑了。
记者生涯第一回合，一胜一负，成绩尚可。
“帮我写个条子，递给首相”
在安曼Arwad饭店的大堂，我见到了陪同我们的约旦导游。他看上去60出头，个子不高，圆滚滚、肉乎乎的大鼻头架着副老花镜，脸上老是堆着谦和的微笑，是个招人喜欢的老头。
我和他简单寒暄了几句就直奔主题：“我想采访你们的阿卜杜拉国王，你能安排吗？”
导游的嘴一下张得老大，半天说不出话来。也难怪他，如果，有个外国电视摄制组来北京，一见北京导游张口就说：“我想采访你们的胡锦涛总书记，你帮着联系联系。”导游一定认为这人有病。这次，我成了约旦导游眼中的“病人”。
那是1999年11月发生在“千禧之旅”旅途上的事情。
接下来的几天，不论是在首都安曼，还是去古城佩特拉，我一有工夫就跟导游嘀咕阿卜杜拉的事。好脾气的导游算是服了我，他决定和我同舟共济，找约旦新闻部，攻下采访国王这道难关。
离开约旦的前两天，大清早我就被导游的电话吵醒，听筒里，能看到他绽开的笑脸。“Luyu，His Majesty will go to Jerash to attend a local meeting tomorrow。 We might be able to meet him there。”（鲁豫，国王陛下明天要去杰拉什开地方会议，我们也许可以在那采访他。）
有一分的希望也要做一万分的努力，我们决定到杰拉什去碰碰运气。
第二天清晨，我们“千禧之旅”车队开着全部5辆吉普车浩浩荡荡前往杰拉什。之所以全体出动，是想在当地引起轰动，或许国王陛下听说有一个中国电视摄制组正在当地采访，一高兴，就接受我的采访了。
已经是11月份，可白天的气温还是很高。临出发前，想到觐见国王时也许要包头巾，我不惧怕酷热地在颈部围了块粉色的大披肩。
杰拉什是约旦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