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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的种种建议中就可以看出，她的审美能力是相当高的。但是她一般不从审美的角度来衡量事物的价值。商人的家庭使她更注重物的实用价值，更看重人际交往中的社会规则。她往往能在审美活动中看到其中的经济因素和人际因素。宝钗深知一些雅兴也需要繁琐的准备，她不仅具有吟诗雅集的兴致，还具有为这样的聚会而精心准备的能力。任何审美活动也都需要物质支撑的，惜春的大观园图固然讲究构图、立意，却更需要颜色的培植、线条的构建，而这些都需要有一定的物质条件的。从宝钗为绘画所需物品开的长长的单子就可以看出，陶冶性情也是很需要金钱投入的。而且，她还建议由宝玉利用与外界一些懂绘画的人的交情，来指点惜春绘画，可谓将这件事情所需要的人力、物力资源全盘考虑到了。在湘云做东开诗社时，宝钗就意识到这本身是一次需要筹划的活动，首先它就需要一定的经济支撑（大观园第一次开诗社时就是李纨带头到王熙凤那里讨银子作为活动经费）。史湘云作为客人自然不好使用贾府的诗歌活动经费，宝钗就想到拿出自家的螃蟹来作为湘云做东招待之物。此外，她还考虑要有相应的组织活动，特别是邀请贾母、王夫人、王熙凤等一干人来参加螃蟹宴，而要做好这些事就需要精心安排了。没有这些细琐的物质性准备，就无法营造一个和谐的审美空间，无法创作那三首“螃蟹咏”。薛宝钗的螃蟹诗是：“桂霭桐阴坐举觞，长安涏口盼重阳。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酒未敌腥还用菊，性防积冷定须姜。于今落釜成何益？月浦空余禾黍香。”这首螃蟹诗是这次螃蟹宴的压卷之作，连宝玉看后都拍案叫绝，特别是那句“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是对社会的黑暗、为官的昏庸鞭挞，这句伤时骂世之作简直成了千古绝唱。
除了注重诗歌活动的物质性外，宝钗也注重诗歌创作的实用性。对于宝钗而言，诗歌不过是一种集体聚会的调剂品，是展示自身文化素质和思想品德的一种工具与途径。元妃省亲时，宝钗抓住机会，适时做了一首诗：“芳园筑向帝城西，华日祥云笼罩奇。高柳喜迁莺出谷，修篁时待凤来仪。文风已著宸游夕，孝化应隆归省时。睿藻仙才盈彩笔，自惭何敢再为辞？”这首诗充分展示了自己“温柔敦厚”的一面，因而博得元妃的激赏，其所得的赏赐之物自然与人不同。宝钗除了受到姐妹吟诗作赋气氛的感染而偶然做些闺怨诗外，并无黛玉呕心沥血的《葬花吟》、《桃花行》之类的大部头作品问世。尽管她的诗艺可以与黛玉一争高低，她却不像黛玉那样将诗歌视为自己的生命。她参与家族中的各种游艺活动，却能够将游戏与现实区分开来，因而诗社聚会时，她可以与众人一起欢笑，一旦放下这些，就又回到家务管理中，并说些“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话，拒绝向香菱传授诗技。可以想象，一旦她处在奶奶、太太之类的地位上，她会像王夫人和邢夫人一样鄙视吟花诵月的。在这一点上，她酷似《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诸葛亮躬耕垅亩期间，在卧榻上高吟“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还问“有俗客来否”，活脱表现出魏晋文人洒脱、高蹈的风度。及至追随刘皇叔后，他一改往日做派，变得鄙视知识分子起来。为劝说孙刘联军，他舌战东吴群儒，说道：“儒有君子小人之别。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正恶邪，务使泽及当时，名留后世。若夫小人之儒，惟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且如杨雄以文章名世，而屈身事莽，不免投阁而死，此所谓小人之儒也；虽日赋万言，亦何取哉！”。他的前后《出师表》虽是古典散文名篇，其初衷却是经世致用，报效朝廷，“改变参政策略，利用自己的学术优势，以柔制刚，以文制势”⑤，染上浓烈的汉儒诗学的功利主义色彩。诸葛亮的“两种儒生”之说，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余英时的“两个世界”之说。宝钗的总体心境也与诸葛亮一样：“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她不敢任性忘情，无论何时都会注意别人的感觉、外界的反映，使她难以全神贯注地审美、抒情。第27回“滴翠亭杨妃戏彩蝶”中，她表现出难得的天真烂漫之趣，与大如团扇的玉色蝴蝶一起飞舞于春天的百花园，一旦中途追不上，她就无心扑了，而且一场牵扯人事的谈话更是吸引了她，使她驻足偷听，来不及躲避后，又以金蝉脱壳之计离开了现场。审美活动对于她而言，总是虎头蛇尾、可有可无的事情。
从个人思想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来看，宝钗的“思想体系”对现实秩序是肯定的、建构的，是不断解释、重建现实秩序的合理性的。我们说她的所有活动都围绕着现世人生，并不是说她没有深邃的思考能力与人生体验。从她十分喜欢的《寄生草》曲词中可以看出，她也有着人生苍茫之慨：“漫英雄泪，相离处士家。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没缘法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那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 这具有浓郁人生悲怆意味的戏文，使宝钗与宝玉达成了少有的心灵共识。她对人生并非没有了悟，以她的智商、情商和知识结构，她完全具有进行超越性思维的潜力，但她并不愿意进行人生终极意义与价值的追寻，甚至可以说是不相信“彼岸”的存在，即使是存在，也是一个蛊惑人心的坏东西。宝玉因与黛玉、湘云怄气而参禅，也写了一首《寄生草》和偈语，宝钗读后的反应是：“这个人悟了。都是我的不是，都是我昨儿一支曲子惹出来的。这些道书禅机最能移性。明儿认真说起这些疯话来，存了这个意思，都是从我这一只曲子上来，我成了个罪魁了。”她对“移性情”一直深感恐惧，恰恰显示出她自己也经常要受到这样的诱惑。她深知这些超越性思想很难与现实环境和谐相处，探索者将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寂寞，不如不去做这个探索者。她缺乏追求形而上的东西的勇气，这种无依无靠、漂浮空中的感觉是她难以忍受的。对于这样的生活，她只从门外瞥了一眼，就很快转身离开了。
也即是说，宝钗坚守此岸意识，踩着坚实的土地，承认世俗生活的重要意义。在这一点上，她既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又有别于儒家男性文化传统。儒家思想强调现实的世俗生活的意义，在活着中追求生命的意义，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自我价值的确定需要他人评价的强调。而且儒家的世俗生活中，更多的是男性的入世视角和行为规范。世俗生活不同于日常生活，虽然活生生的人和人际关系都是两者的主要内容，但世俗生活注重得到社会的认同、功名利禄等，也就是宝玉所厌恶的那些男性社会目标，而日常生活直接与人的生存需要联系在一起。儒家在理论上强调家庭、夫妇、人伦的意义，这显示出男性喜欢将生活中自然而然的关系理论化、神圣化的一贯做法，而且热心世俗生活并不表示他们关注日常生活，居家中的琐碎一面是他们不愿意去想、去做的。谁能想象贾政如此标准的封建家长会关心宝玉的饮食起居？一般的知识分子要么将日常生活崇高化，倡导一种行为艺术，要么将日常生活自然化，鄙视其庸常性，甚至干脆以拒绝日常生活的激进态度来获得人生的意义。传统男女的使命的差异影响着一般知识分子的兴趣：“男性的思想是飞腾的。它会发见无垠的天际，但是空无实质的。它把‘辞句的草杆当作事实的谷子’。女人的思想老是脚踏实地的：它每天早上都是走的同样的路，即是女人有时答应和丈夫一起到空中去绕个圈子，她也要带一本小说，以便在高处也可找到人类，情操，和多少温情。”⑥作为女性，宝钗缺乏一般知识分子的清高劲儿，而是将日常生活作为一种严肃的事情对待。日常生活固然有其平庸、琐碎的一面，人们常把经营日常生活的人视为缺乏理想的人，我们的文学和文化也一直以超越日常生活作为目标，以更崇高、悲壮的具有浪漫主义的情怀来映衬日常生活的猥琐性，但是，人们往往在很多时候不得不停下其富有创造性的工作去填饱肚子，不得不向日常生活妥协去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人们在天空中飞翔累了，不得不向大地投降。大地才是我们的最终处所。
在一些具体细微的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出乌托邦式的无能和日常生活化的灵活。当别人在为某些事情而伤心或喜悦时，宝钗马上会想到自己该做些什么，她的思想总是走在感情的前面，她的反应往往都十分得体。同样是为宝玉挨打伤心，宝钗不是哭得天昏地暗，无计可施，而是镇静地将自家药物拿来，详细讲解其用法，临走时不忘告诉袭人：“不必惊动老太太，太太众人，倘或吹到老爷耳朵里，虽然彼时不怎么样，将来对景，终是要吃亏的。”而黛玉前来探视时，只知道哭，将眼睛都哭成了红桃子，并无其它办法可想。性灵与现实之间存在着深刻的隔阂，黛玉可以给人带来情感的剧烈震荡，却无助于解决眼前的实际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有许多自相矛盾的东西，一会儿说“食色，性也”，一会儿说“君子远庖厨”，一会儿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显示出文化创造者们——士大夫的立场的游移不定，从而显示出其作伪的人格。士大夫（知识分子）向往的是基本生存条件得到保障之下的心灵绝对自由的境界，像孔子称赞得意门生颜回的：“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但是，如此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隐逸者实在太少了，大多数人即使炫耀自己的学识也是需要物质的。美国作家梭罗算是奇人，他厌恶现代文明，一个人跑到瓦尔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