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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市场的米价并不是由一个小小的马山粮食加工厂来决定的，而是取决于整个日本和韩国的总体粮食生产情况，甚至更远地受到当时中国粮食情况的影响，此外还有粮食商的买卖手段在其中起到不小的作用。虽然机器一刻不停地照旧工作，但行情还是受粮食市场整体状况的影响急剧下滑。
于是加工出来的粮食无法按照正常价格卖出去。也就是说，不管米价是贵是贱，虽然机器保持了马不停蹄百分之百的运转率，但是由于当时粮食行情的影响，结果李秉喆的粮食加工厂在开业不到一年的情况下就遭到了亏本三分之二的失败的命运。
这次的失败错在李秉喆认为粮食加工就是碾碾米那么简单，而且受到“机器不能闲置起来”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做了大量的无用功，造成失败的结果。
类似这样的失败，许多生意人从商时都会碰到，特别是有些人无法忍受机器闲置或停工，这样耐不住性子一味追求工作量，反而降低了工作效率。而且事实上，日夜不停地开工运转机器的结果只会导致更大的损失。做事业的人应该切记，要顾全大局，不能因为看不得工厂歇工而勉强地连续工作，有时让机器歇一歇反而可以得益。尽管尝尽了失败的苦头，但是李秉喆的性格是不以失败为终点的，失败后的他想尽办法寻找原因，为了重新找到正确的方向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查和分析。首先李秉喆停止了无计划的连续买粮加工的做法，他改变了战术，以粮食价格为长期发展的依据，米价下降时买入，上涨时加工卖出。这样不到一年的时间李秉喆就收回了本钱还有些盈利。就这样，李秉喆在单纯的粮食加工业上是跌倒了，但却在与之相比规模更大的粮食加工兼贸易业方面重新站起，取得了成功。
李秉喆永不言败，彻底地分析失败原因，根据分析结果进行纠正，他的这种对结果一再分析、研究的特点，在他二十多岁创业之初的青年时期就已经开始崭露头角，这一特点在他打高尔夫球的时候也体现了出来。假如他打出一杆臭球，对这个结果不满意，他一定会找职业选手一起磋商，然后根据分析后的方式重新打。
不要用别人的钱来发展自己的事业？
第二次失败发生在李秉喆从事粮食加工兼做贸易时又对耕地价格起了关心之后。三十年代世界动荡的余波和日本的掠夺农民政策，造成弃农荒田的农民人数大增，耕地价格因而下降到不可思议的地步，一直对耕地十分关心的李秉喆立即挺出购买耕地。他聚集了所有做粮食加工和粮食贸易、运输时赚得的钱，又凭与银行的长期业务关系筹得资金，大量购买耕地。
然后又以购得的耕地做抵押，购入更多的耕地，转眼间，李秉喆就以这样的方式成为拥有200万坪（1坪≈3。33平方米）耕地的大地主。但是好景不长，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韩国的金融政策大受影响，政府在一夜之间做出了重大改变。其中一条就是停止以耕地做抵押的个人贷款，已经发放的贷款全部收回，地价一落千丈，银行利息直线上升，并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李秉喆不得不以贱价出售耕地，甚至连加工厂和运输公司也被迫转让给他人，可以说经受了一场惨痛的失败经历。
总结起来，这是一次用银行的钱来扩张事业规模，结果由于银行政策的剧变而遭受意外的经历。虽然企业家对扩大企业规模的欲望是促使企业成立、成长的主要内因，但是在没有赖以支撑的资本情况下，这些欲望反而成为祸害，这个教训想必我们已经通过亚洲金融危机深深地领受过了。
企业家由于个人的野心企图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外扩大事业规模，是导致事业失败的最主要原因。三十岁之前的李秉喆正是因此而饱尝失败的苦果。尽管有了这次失败的教训，李秉喆在往后的事业生涯中处事也更加倍地谨慎，但是在做“韩国肥料”时还是再次犯了相同的错误。
韩国肥料事件对于韩国肥料事件，当时很长一段时间人们称之为“三星走私事件”。但是可以说，此次事件是由于李秉喆“建一座世界上最大的肥料工厂”的野心和执着，和当时政府对国家经济飞跃的过度希望，以及实务负责人处理事务时事事只求方便的便利主义态度，三方面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三部分：选择什么行业李秉吉吉也失败过（2）
李秉喆在考虑自己是否具备能力建立国际性肥料工厂时，是在60年代初。当时李秉喆得知日本愿意提供该项目的商业贷款，经过一番分析，他将合作公司敲定德国为投资贷款的对象国。然后经过多方交涉，他又成功地与德国的蒂森克虏伯（Th…yssen Krupp）公司达成协议。然而就在此时，韩国国内爆发了4·19运动，所有计划又随着当时形势的剧变化为泡影。祸不单行，李秉喆在经营第一制糖和第一毛织时购得的银行股，也在1961年军事政权的强压下全部上缴国库，所以肥料工厂的建设成为泡影也是理所当然的。
1961年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后，开始掌握国内最高政权。朴正熙上台后发现，如果不首先恢复国民经济，发动几次政变也无济于事，因此他的军事政权的所有首要政策都是按照恢复经济的需要制定的。
1963年，朴氏政权决定按照李秉喆最初的构想建立肥料工厂，并请三星负责此事。但是当时三星投资到银行股票上的资金已经全部上交给国家，即使能够申请到国外的贷款，也无法筹集到足够的国内资金，因此三星不得不婉拒了政府的这一请求。为此，当时的朴正熙经济企划院长官张基榮下令，全力支援三星的肥料工厂建设。站在执政者的立场来看，国家经济不恢复，当初发动政变时打着的“革命”的口号也将是有名无实，因此必须倾尽全力恢复经济。
建厂所需的外汇，三星可以凭借从以往业绩上建立起来的信誉和韩国政府的保证来获得。但是问题在于内资的不足，为了筹集到足够的内资，三星需要得到政府许可，进口限制性商品，并在国内流通该商品。当时进口的商品中有一部分未经过正常的程序就流入了国内市场，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三星走私事件”的真实原因。在内资不到位的情况下采取了这种方式，给三星的事业留下了难以抹去的污点。
不管在东方还是西方，“长期持续成长的企业”都是靠企业本身的资金来维持和展开事业的，这是不可辩驳的事实。李秉喆也深知这一点。但是，对事业强烈的欲望，加上当时国家的进口外汇近半数被用在肥料进口上，这一事实给了李秉喆极大的刺激，让他沉浸在非理性的想法之中，认为我们非自己生产肥料不可。但是，一方面由于当时工厂建设稍有起色，社会上对国家经济恢复重新建立起了自信，另一方面国内对军事政权也开始有了反抗情绪，要求没收三星的财产以使“革命”正当化。李秉喆在内资没有得到充分保证的情况下轻易做出了建立肥料工厂的决定，虽然为此做出了大量努力，但是社会上的这两种复杂的情感，却最终导致了建厂计划的流产。
企业家对事业的强烈的愿望，无疑是促进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如果这些欲望没有足够的资金和优秀的人才作后盾，不管是李秉喆还是其他任何商业奇才，都只会为世人留下失败作为教训。
三星风格
李秉喆的第三次失败是由于开展了与三星的体质，即与三星的企业文化不相符合的事业。随着三星规模的扩大，周围开始有人提出这样那样的建议，“做这行好！”，“做那行也挺有发展前景的”等等，下级职员也开始纷纷贡献自己的点子，“应该向这行发展”，“应该向那行发展”。这些开辟新事业的建议，最后成为三星未能针对龟尾（地名）的特点恰当处理好问题的主要原因。
此话怎讲呢？打个比方，比如三星现在还没有成立自己的建筑公司，如果要建设一间工厂，就必须找一家建筑公司。假如双方签订好合同后，这家建筑公司却由于本身的原因不能按期完工，不能履行合同的规定，又或者是使用了合同规定之外的材料进行施工，这时当然拿他们没办法，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违约而无计可施。所以有人建议最好的方法是三星自己开一家建筑公司。这样类似的建议一时之间接连不断，本来也是情理中事，但是相同的建议不停地听到，加上当时三星也确实疲于与建筑公司周旋，李秉喆自己也认为开一家建筑公司不错，于是就并购了一家建筑公司。然而当时建筑公司要运营成功，靠的就是“融通性和随机应变的能力”，这样作为三星最大特点的“周密性、管理的彻底性”就只能退居其次了。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三星无法保持自己的运营特色，理所当然地碰到了大难题。建筑业的特点和三星人熟悉的处事方式的不一致，致使三星建筑公司一直萎靡不振，虽然现在三星建筑已经步入正轨并取得了较大成果，但与三星一直以来在这一行业倾注的时间和努力相比，实在称不上是成功。也许是由于经受了建筑公司的挫折，李秉喆往后在构思新的事业发展方向时，总是首先从三星的机制开始分析，即，首先考虑该项事业是否与三星人的价值标准、处事方式、企业文化等一致，这在新事业开始之前的评定标准上，占据着最大的比重。
第三部分：选择什么行业弃婴的福气
这是李秉喆去世后李健熙会长继承父位掌握三星经营大权后的事了。有几位平日与我比较熟络的社长一天突然问我：“李教授，你说‘业’是什么？”不知道提问意图的我只好反问道：“‘业’？不就是指佛教中的因果报应吗？用韩语来说就叫‘业’。怎么突然问这个？”于是他们有些不好意思地告诉我：“新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