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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关心你,所以你也不需要关心别人,”刘元慢条斯理地说,“在这个城市,钱比老婆重要,一张暂住证胜过所有的朋友。”
刘元在鹤堂公司工作了四年多,工资一涨再涨,到98年7月份,月收入已经超过了12000元,虽然没法跟欧美公司的高级职员比,但勉强也可以冒充打工贵族了。那时的刘元一副白领派头,上武装到牙齿,下武装到内裤,一身都是梦特娇,一双鞋值一千多,连袜子都是名牌,每次出门办事,腋下总夹着一个黑乎乎的皮包,看起来粗不愣登的,却是正儿八经的Polo,在西武百货打完折都要4000多。
同来深圳的三个人里,肖然成了千万富翁,住别墅开奔驰;陈启明帐户上也有几百万,住豪宅开本田,只有他还是个穷光蛋。刘元一想起这些来就忍不住郁闷,眼中冒火,心里生烟,想肖然懂个屁的管理,陈启明懂个屁的投资,但他们说发财就发了财,自己枉有一身本领,却只能苦巴巴地捱日子,真是气死个人。人不能总是昂着头,往下看看,他混得其实也不算太差,他有个部下叫王志刚,北京大学的硕士,比他早来公司一年,干了这么久,工资连他的一半都不到;小师弟张涛就更惨,在深圳混了半年,破产了一次又一次,所有能借钱的地方都借到了,最后跟刘元乞讨了400元,灰溜溜地回了家。过了几个月又卷土重来,发誓不混出个人样来死也不走,但到现在也没找到一份固定工作,隔三岔五来找刘元融资。刘元施舍了两次,一次300,一次200,虽然明知道这钱是打狗的肉包子,却也不好意思拒绝。谁知张涛借钱上瘾,一而再,再而三地登门,用刘元的话说就是“逼着我不讲义气”,只好老着脸皮拒绝。张涛大和尚化缘不成,凄凄惨惨地下了楼,一边走一边呜咽不止,刘元看在眼里,酸在心头,不过想想也是没办法,谁又能照顾谁一辈子呢?
刘元的房子还没装修,也没什么家具,空荡荡的。公司名义上把这房子赏给了他,但产权证却一直扣着,说是要再服务三年。日本鬼子的公司注重亲和力,讲究终身雇佣,不过花招也不少,有那套房子钓着,他即使想走也走不了。98年的刘某人在深广管理界颇为有名,经常参加各种形式的管理沙龙,有时候还当演讲嘉宾,一谈起他的“责任——程序——标准”的管理模型,台下总是一片赞叹。几家猎头公司都找过他,说你跳槽吧,保证工资比现在高得多。刘元听了只有苦笑,感觉象条咬了钩的鱼,想挣又挣不脱,房子,唉,房子,在城市里生活,还有什么是比它更大的鱼饵?刘元已经厌倦了搬来搬去的生活,找房子、看房子,向中介陪笑,对保安作揖,然后搬着那堆破破烂烂的家俱走上大街,谁看你都跟看叫花子一样,想想都要脸红。
跟赵捷约会了两次,也上过床了,但刘元一直没找到恋爱的感觉。他经历了那么多女人,温柔的、泼辣的、冷淡的、热情的,曾经沧海难为水,如今连太平洋都蹚过了,还能找着真正的水么?所以赵捷一说起那些爱不爱的,他就浑身难受,怎么听怎么象撒谎。赵捷是个善解人意的姑娘,除了腰长腿短,没什么明显的瑕疵,她一天跟刘元通一次电话,每周末跑过来睡两晚,刘元笑着陪她逛街,笑着陪她吃饭,笑着do他想do,do完了心里总是空落落的,搂着她光滑的身体,想起当年的韩灵,想起那个叫程露的妓女,想起他床上躺过的那些同样光滑的身体,他有时会这样问自己:这世上,真有一种东西叫作爱情吗?
按刘元的收入,每月应缴个人所得税上千元,但实际纳税不过几十块钱,公司的工资制度非常精明:只有基本工资纳税,而这基本工资只占10%,其他的都是补贴:职务津贴、住房补贴、通讯补贴、交通补贴……日本鬼子口口声声说是为了保护员工权益,其实不过是避税的借口。身为公司的高级主管,刘元并不象看起来那样威风,实际上一直是被怀疑、被排斥的一族,每天只处理些鸡毛蒜皮的事,完全接触不到核心技术和核心机密。那些该死的皇军,跟他去嫖妓时点头哈腰的,一谈到晋升,谁都没拿他当盘菜,即使象狗一样忠心都没用,谁让你是中国人呢,可见当汉奸是没有好下场的。而且刘元也清楚:就算在公司做到死,也绝没有可能再升官,日本鬼子压根就信不过你,能当个职能部门的总经理,已经是顶了天了。
那是1998年9月份,刘元发了他在鹤堂公司的第一顿脾气。南山分厂新招了一名叫刘晓梅的会计,刚上班十几天就被炒掉了,本来按公司规定,炒人是刘元的事,要出报告、发通知,还要进行离职谈话,一定要让员工滚得心服口服。但这次炒人,刘元却一直蒙在牛皮鼓里,直到半个月后才知道。为这事他把南山分厂的孙厂长骂了十几分钟,老孙在电话里十分委屈,说我有什么办法,是总部通知我这么干的。刘元一愣,知道此葫芦里必有丹药,心思转了转,说你马上联系刘晓梅,我要跟她补一次谈话,然后给老孙上课,“你知道什么叫人性化管理?这就叫人性化管理!”
人性化管理之后,他就走开了霉运。根据刘晓梅供述,公司有重大的偷税嫌疑,恐怕每月都要偷个几十万,然后列举了两笔可疑的付款凭证,说她就是因为看到这凭证多问了两句,所以被灭了口。刘元不懂财务,曲曲折折地审问了半天,最后得出结论:不管刘晓梅说的是真是假,公司都脱不了犯罪嫌疑,否则干吗这么鬼鬼祟祟的。日本鬼子胆敢再次犯我中华,这事非同小可,上关乎国家气运,下关乎自己的房产证,去吓唬他们一下,说不定就能有什么好处。刘元当年虽然当过积极分子,但在深圳混了这么多年,早就明白了“票子比气节重要”的道理:没有票子,哪来的气节?有了票子,还管他什么气节。
十天后,他一脸严肃地找鬼子老板摊牌,象修权伍一样开口就是外交辞令,说离职员工刘晓梅投诉公司偷税,希望公司能及时给她答复。那个日本老板是个中国通,熟读《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知道“兵不厌诈”的道理,歪着脖子想了半天,说刘君你知道的,鹤堂公司从来都没违犯贵国的法律,即使出了什么问题,也只能怪贵国的法律不够完善。这话挺气人,刘元梗着脖子坚持,说我还是希望公司慎重处理此事,避免出现更严重的后果。那太君笑了,色眯眯地盯着他看了一分钟,阴恻恻地说:“贵国有个成语叫“投石问路”,刘君,你不是在问路吧?”刘元被说中了心思,脸微微地红了红,知道该表态了,说我这完全是为了公司的利益,另外,“作为一名中国人,我希望公司能够真正地尊重我的国家。”想想有点惭愧,到公司四年多了,他还是第一次说自己是中国人,以前从来都只谈“以公司为家”。日本太君喝了一口茶,表情不咸不淡的,说我知道了,你出去吧,公司一定会慎重处理的。
接下来的一个月是刘元一生中最悲惨的时光,先是被关了七天,出来后工作没了,房子收回去了,连赵捷也不理他了。失业继之以失恋,破财继之以破家,刘元一时想不开,爬到地王大厦楼上,差一点就跳了下来。关于这一切,他直到最后也没弄清楚,不知道那是阴谋还是天意,但不管是日本人陷害了他,或者是上帝陷害了他,都已经不再重要,时隔多年之后,刘元笃信佛学,谈起这段经历,他若有所思地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当作如是观。”
吓唬皇军的第二天,他带一个鬼子去福兴街找女人,那是个周末,他对赵捷撒了个谎,说要去江门出差,让她自由活动,还顺便来了句荤的:“你先憋着,养足精神,等我回来再收拾你。”赵捷咯咯地笑。午夜之后,他带着鬼子直接去到紫水晶美容院,把大厅里的七十多个小姐逐一检阅了一遍,最后挑了一个波大如斗的奶妈,老板娘是老熟人了,力劝刘元自己也打包一条女,带回家慢慢享用,刘元笑着摇头。他戒嫖一年多了,自从上次生过大疮,他对嫖娼这事一直有点怕,表面上一个个都如花似玉,但脱了裤子有几个是干净的?另外刘元也玩够了,声称要为未来的妻子“保留最后一点清白”。付了台费后,他带着那对狗男女上了出租车,日本侵略者在后面摸摸索索地做小动作,中国花姑娘嗤嗤娇笑,刘元耳中听音,心头暗笑,正得意呢,出租车转上了深南大道,一堆警察如狼似虎地把他们截了下来。
那是1998年9月27日,中秋节快到了,明晃晃的月亮挂在中天,照得人间一片清光。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是对中国公民说的。要是外国人也跑到法律面前,那中国人就只有干等,没有平等。面对警察的询问,日本嫖客出示了一下护照就没事了,只剩下刘元和那个瑟瑟发抖的姑娘。嫖客临走前隔着车窗跟刘元对视了一会儿,两个人脸上都没什么表情,车开动了,那鬼子轻轻地笑了笑,笑得一脸奸诈,刘元心里突然涌上一股不祥的预感,微微地哆嗦了一下。
你和她什么关系?
朋…友。刘元强作镇定。
朋友?她叫什么?
刘元傻了,嘴唇哆嗦了半天,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那姑娘也在发抖,抖了一会儿,眼泪叭嗒叭嗒地掉了下来。
嫖娼,罚款3000。再把你的暂住证拿出来看看。
刘元身上有3200元,缴罚款不是问题。但他的暂住证过期了。
刘元快哭了,结结巴巴地辩解:“不是我,是那个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