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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里静悄悄的，人人埋头做事，门口的保安好奇地看着他，刘元点点头，打了卡，径直走到王志刚的桌前，象往常一样不苟言笑，说你去通知一下，五点半准时到小会议室开会。王志刚听见他的声音，茫然抬头，傻乎乎地看了他半天，结结巴巴地说例会，例会已经开过了。刘元不大高兴，尖着嗓子质问他：“我不在你们怎么就能开会？”王志刚嗫嚅了半天，终于鼓足勇气，说刘总，你还不知道吧？“……你已经被开除了。”
刘元愣愣地看着他，眼睛使劲地眨巴了两下，四周的同事静静地望过来，谁都不说话。刘元慢慢挪动脚步，过去看墙上的公告，那份文件很短，说他旷工已超过三天，另外经查有违法行为，“受到属地国法律制裁”，所以给予开除处分。后面还有一些字，报送哪些部门，抄送哪些部门，他已经看不清了，心中空空荡荡的，连一粒灰尘也搁不下，身子晃了一下，几乎就要摔到，部下们慢慢地围拢过来，一个个神色肃穆，就象对着一具尸体。过了半天，刘元定神强笑，涩着嗓子对王志刚说：“我被开除了，嘿嘿。”王志刚挠了挠头，看见他脸色发青，眼神僵直，表情似哭似笑，象一个被水草缠足双腿的溺水者。
刘元在这里工作了整整五年，从普通职员到部门总经理，从最低层到最高层，五年里只请过一天病假，从来没迟到过，有时候连续几个月加班加点地工作，光工作笔记就记了满满七大本。然而最后还是一无所有。刘元轻飘飘地走下楼，悲愤地想：连开除我的制度，都是我一手制定的！
走出门来已经是傍晚了，风声呼啸，深圳的台风就要来了，行人四处奔走，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刘元一步一顿地往前走，象一棵在风中扶摇不定的小树。天黑了，街边的灯一盏盏亮起来，刘元转过身，看着他五年来每天必到的那间房子，感觉就象做了一场梦。七天之前，他是这里最受尊敬的人，七天后，他黯然离开，没有一个人挽留他。生活在这屈辱的七天里悄悄转了个弯，醒来后一切都已经倒塌，整个世界凶险而又狰狞。刘元对陈启明说：“人生不过是个虚妄，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一切悲剧，都是因为我们想得太多。”
他说这话的时候是2003年7月，那时肖然已死，黄振宗在家门口被人拐跑，黄芸芸被陈启明打了一耳光，不言不语地坐了一整天，然后就疯了。那时刘元已经成了一个优婆塞，他学佛五年，自称“修道之人”，每月去弘法寺捐一次香火，每次至少500块。他的师父，弘法寺的高僧明觉禅师，专门为他题了一幅字：“千红为灰”，刘元对着它晨昏祷告，说自己修为还不够，如果有一天到了那个境界，他就会出家，不过不一定要离开深圳，“心即灵山，在哪儿都一样。”
那天夜里刘元又去找过赵捷，在满街飞舞的落叶中，赵捷冷得象刚从冰箱里钻出来，说你以后别来找我了。刘元问为什么，赵捷扭头就走，说我讨厌你这种男人，又撒谎，又嫖娼，你还好意思问为什么！这时雨水啪啪地落了下来，刘元站了一会儿，一言不发地转过身，拖拖拉拉地往黑影里走，刚走几步，听见赵捷在后面叫他：“刘元”，刘元回头，看见她斜靠在门上，牙齿紧紧咬着嘴唇，眼里泪光闪烁，过了半天，她哽咽着说：“下雨了，我给你拿把伞吧。”刘元摇摇头，伛偻着腰越走越远，几片落叶在风雨中飞起，颤抖着、旋转着，无声无息地落在他身后长长的影子上。
（二十五）
7月18日是陈启明结婚五周年纪念日，那天黄芸芸起得很早，煲了粥，煎了四个鸡蛋，丈夫两个，她和儿子各一个，陈启明早上喜欢喝普洱茶，她沏了满满一大壶，坐在那里等他起床，等了半天也没听见动静，黄芸芸想了想，轻手轻脚地走出家门，到楼下报摊上买了两份报纸，《南方周末》、《深圳商报》，上来后看见陈启明刚从书房里出来，她讨好地笑了笑，陈启明象没看见一样，踢踢踏踏地走进卫生间，洗脸时不知碰翻了什么，发出惊人的声响。
那段时间陈启明心情很不好，他的倒灶运持续两年了，搞酒楼赔钱，搞建材赔钱，连股票都越来越难炒，99年上半年他一分钱都没赚到，还被套了好几只股，要不是黄芸芸每月两万多的分红和房租，他炒股的老本都要保不住。深圳是一座用成绩说话的城市，赚钱才是硬道理，赚不到钱，说什么都白搭，所以陈启明总觉着自己是个废物，尤其不好意思见老丈人，每次都是黄芸芸抱着儿子回家，留下他一个人在屋里长吁短叹，郁闷不止。
陈启明是个老实人，虽然看着老婆不顺眼，也没做什么出轨的事情。跟孙玉梅分手以后，他出去旅游了整整一个月，先到黄山，再到峨眉山，后来还去云南丽江住了十几天，他本来就内向，回来后越发沉默，天天把自己关在屋里，有时一整天都说不上几句话。
那次分手让他很伤心，没想到她会这么决绝，连老同学的情面都不顾了。仔细想想，其实孙玉梅从来都没在意过他，拥抱也好，上床也好，都是她一个人的游戏，而他不过是一块跳板，跳过去了就再也不会回头。陈启明作了一年半的跳板，花了几十万，最后落得个两手空空，连张合影都没留下，想想就让人难过。不过他也没后悔，那惊艳的十八个月，足以让他在这单调乏味的房间里回味一生。那十八个月里，孙玉梅或笑或恼，有时文静，有时调皮，连生气的表情都那么刻骨铭心。为了延长这注定不会长久的惊艳人生，陈启明送皮包，送手机，孙玉梅却一直都是冷冰冰的，直到他咬着牙送上那张20万元的存单。
那是他们的最后一夜。吵过了，哭过了，该说的都已经说完，连做爱都没了理由。孙玉梅不肯回头，他也知道留不住她，坐在那儿一声不发，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孙玉梅半睡半醒地躺在那里，电视滋滋拉拉地响着，谁都没想起来要把它关上，似乎有那点噪音吵着，心里就会好过一点。快两点钟的时候，楼下撞了两辆车，孙玉梅走到窗前看了一眼，说出车祸了，陈启明“嗯”了一声，走过去抱住她，小声叫她的名字：“玉梅”，孙玉梅答应，看着他难过的样子，眼圈也不由自主地红了，说启明我对不起你，我，我……半天也没说出下文，只感觉他抱得越来越紧，越来越紧，最后连气都要喘不过来。
孙玉梅长叹一声，摸了摸陈启明的脸，一句话不说就开始脱衣服，脱了衬衫，脱了裤子，然后钻进被窝里等他，陈启明站在那里愣愣地看着，看了半天，最后轻轻地躺到她身边，两眼望天，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孙玉梅又叹了一声，关了灯，伸手将他搂了过来，动作轻柔含蓄，就象母亲搂着自己的儿子。
夜已经深了，深圳一片寂静。在黑夜的另一边，另一个母亲已经搂着儿子睡了，她们会梦到些什么，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会关心。
对陈启明来说，那20万有多重含义。它很重，因为爱情，因为理想，因为生活的全部意义；它也可能很轻，一次性交式的告别，或者一次告别式的性交，没有怀孕，没有结果，什么都没有。在不远的将来，陈启明会有很多个20万，那时孙玉梅已经是个陌生人，在他生命中惊艳地跳过，现在只是一段极轻极微的往事。为了表达一种极其复杂，却又难以言说的心情，他把钱全存在妻子的户头里，不过这对黄芸芸没有任何意义。她已经疯了。
天亮时孙玉梅走了，走得异常决绝，异常美丽，带着那张20万元的存单。陈启明望着她的背影，想说点什么，张了两下嘴，最终也没说出来。他掏出烟盒，却发现已经空了，他用力地把它握成一团，那时阳光普照，在温暖的阳光下，烟盒吱啦吱拉地响着，硬纸板戳得他掌心隐隐地疼。
从那以后，他只见过她两次，一次是在女人世界门口，她正跟商场经理谈专柜的事情，陈启明从旁边走过，她点了点头，然后转过身去继续谈，脸上微笑依然，就象什么都没发生过。第二次是在振华路的名典咖啡，她那时已经怀孕了，看见陈启明站在门口，她很高兴的样子，走出门来跟他聊了一会儿，陈启明问她是儿子还是女儿，孙玉梅说是女儿，五个月后出生，然后轻轻拍了一下肚子，笑得十分甜蜜，陈启明提着给黄芸芸买的营养品，静静地看了她有一分钟，发现这个美丽女人已经开始老了，脸上有一层细细密密的皱纹。
那天黄芸芸打扮得很整齐，穿了一条浅紫色的裙子，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脸上擦了一点粉，不仔细看绝对看不出来，当然，也没有谁会仔细看她。吃完饭后，陈启明坐在那里看《深圳商报》的财经新闻，黄芸芸洗了碗，打扫了房间，走出来跟他商量，说天气这么好，我们带儿子去出玩一次好不好？陈启明把报纸翻得哗哗作响，头也不抬地说你带他去吧，我还有事。黄芸芸一下子低下了头，勉勉强强地笑了一下，帮他添了一杯茶，拉着儿子的手，慢慢地走了出去。
那天是她结婚五周年，一个重要的日子。
陈启明其实并没有什么事，看完报纸后，他开车到大户室转了一圈，市道不好，股市里人影稀落，呆着也没什么意思，就走出来在马路上闲逛。天气确实很好，路边的草坪上坐满了人，几个孩子象小狗一样奔跑嘻闹，他看着发了一会呆，想起了儿子胖乎乎的小脸，他现在也在撒欢儿吧，陈启明想，这小东西已经成了自己生活全部的意义了。又转了一会儿，感觉有点困了，在一家快餐店随便吃了点东西，刚想回家睡午觉，就接到了那个电话。
黄芸芸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不住声地说儿子，儿子，陈启明听得不耐烦，说儿子怎么了，你倒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