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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时节《晨报》已在开始用我的文章了，《晨报》会计处的出纳课，一个身体矮矮的郑姓办事人，他一定还记得每到月终馆内通知发出后，有个“休芸芸”名字项下，支出的数目是多少钱。另外一个高高的瘦瘦的长身白脸少年，也一定记得在那个小斗形的窗口边，如何把这个钱递给一个黄黄脸庞的人，当没有把钱得到时，这人又如何老实规矩的站在那黑暗一角等候。每一次我大约可取钱四元到十二元，每次把钱得到时，走出《晨报》馆大门，还照例要被那个给我回事的门房一拦，从我手中取回两毛或三毛。我有时是远远的走出宣武门外来取钱的，袋子中已找不出一个零钱，这门房就指点换钱的铺子，一定得把那个数目索去才让我走路。在当时，我心想这一定是一种规矩，因为在另一件事上，也少不了一些小费，不过那么一来，每一个月有五百字的稿费，就为他拿去了。
我还记得每一次我得到这个钱时，就不知道如何去使用，反而常常觉得把这个钱送给谁，倒似乎恰得其所。
只有在这种使人心上暗淡的回想里，我才觉得那时几个朋友的印象如何永远润泽到我的生活。满叔远，唐伯赓，项拙，胡也频，这几个名字，是值得那些注意到我文章的朋友们也注意到的名字。这些人在我刚开始写文章时，就成了我的朋友，由于他们的友谊，我似乎活到这世界上更坚实了一点。这些人，到现在已完全各在这世界一小片的地面上，静静的躺下，悄悄的腐烂，成泥成灰了。只有我还算是一个活人，能总括这些名字在这里，成为一束不能忘却的印象的。
我当时虽有这些朋友，又有了一个给我发表文章每月还把我几块钱的地方，再者，北京的夏天空气又实在特别好，好的空气同好的友谊，就应当使我安定下去才是。可是友谊不能使我当作房子，空气又并不比一片肉或一个馒头合于实用，因此另外一个人给了我另外一种机会时，我不久就上了香山，在香山图书馆内作事去了。
四月间我上的香山，八月间还住在那里，中秋那一天，晚饭前服从我上山后一种习惯，走到一个无人地方去坐坐，看天上的云同村中的烟，回到名为大楼的住处时，见到桌上放有一个字条写着：
“休：你愿意在今天见见两个朋友时，就到碧云寺下边大街××号来找我们。我们是你熟习的人。”
我所住的地方，使我作不愉快的回忆，未免多了一点。因为上山来我曾在一篇名为《棉鞋》的文章上，提到一个办事人给我的指摘，又在一篇名为《狒狒的悲哀》的文章上，提到一些女人在某一次拜寿的剧场里，如何给我的烦恼。为了这两件事，当时就被人叫去，施以一种教训，受过许多威胁，还听说有人行将处置我到如何难堪地位上去。直到一九三一年，重到了北京，我还才明白这无耻的授意，是出于什么人，为了什么原因。寄生的草类或虫类，照例最触忌讳处，就是人家说他是“寄生”一类东西。还有就是一个贫穷一点、位置卑下一点的人，如果忘了约束，说到平常规矩不许说到的话，提到如何觉得那些服饰精佳、性格风流、面目姣好的女人的诱人处，也就近于侮辱到了这一类人的尊严。我已经作了两件错事。在一些以吃肉喝汤过着每一个日子的人物中间，不是以阿谀作为职业，就是靠阿谀作为营养。他们死去后，到了他们的儿女，社会制度若没有多少变更，也一定还是仍然按照他们的身份，或者以向主子阿谀为生活，或以接受奴才阿谀作供养：这两个阶级里没有安置我的地方，我当时的不知事故处，使我得到的教训，还可说是最轻微的教训。但当时，我是还不甚明白这理由的。
在山上我既然是一个孤立无助的人，名位是那么小，且人家是在一种近于恩惠的情形中把我收容下来，什么人也不会对我稍好一点，正需要的是朋友，因此见到那个字条时，心中十分高兴，就即刻照到那字条所记的门牌号数找去，预备看看这“两个熟人”。没有见到他们时，我猜想不出这熟人是谁。到了那里才知道原来是海军学生，同自说姓丁的女子。先是在院中枣树旁见到海军学生，见到我时笑着，捏了我的手往里面走，到了窗下他就说：
“有客来了，你猜是谁？”
里边也似乎在猜着，进去的我也猜着，到后我就在一个门边，见到那个黑黑的圆脸，仍然同半年前在北京城所见到的一样，睁着眼睛望人。这人眼睛虽大，却有新妇模样腼腆的光辉。我望到是那么两个人，又望到只是一个床，心里想：这倒是新鲜事情，就笑着坐到房中那唯一的一张藤椅上了。那时房中还有一个煤油炉子，煨得有什么东西，我猜想当我还没有来到这房子时节，这似乎主妇的人，一定还蹲在地下，照料到那炉子上小锅内的东西。
第二次望到床，我说：“这是新鲜事情！”
海军学生就说：“不是新鲜事情。”
因为过去的事仿佛如在目前，想起过去，我们三个人就笑了好一会。
这一天是中秋，这个中秋的黄昏，我们三个人就消磨到香山静宜园里俗名为“见心斋”的小池中。三人坐在一只无桨无舵的方头船上，用手划着水，沿池飘浮着，互说这半年来的一切天时人事，耳中听到学校方面，一群孤儿为了点缀这佳节，箫鼓竞奏的声音，头上是蒙蒙糊糊的一饼圆月。为了虚应故事起见，到后下山时，各人就各买了一片糖含在口里，我们也算并不辜负了这个中秋了。
这是我第二次见到他们的情形。
这两个人住到这无人注意的山上，最先的意思，是不愿意北京方面的朋友知道，才悄悄来的。后来知道我在山上，中秋那天才去找我。到后，北京的朋友，却又常有上山来的，因此熟人差不多就全知道了。
他们住的地方每月应缴九块钱房租，并不很大，但土地却十分干爽。这房子有井，屋前屋后全是枣树。饮食由两人自己处置，所以买小菜，买油买盐，皆两人自己上街。蹲到廊下用一把鬼头刀劈柴，两手当撮箕捧了煤球向炉子里放下，全是主妇日常的职务。男主人则为一点儿醋同一点儿辣椒，也常常忙匆匆的跑到街口去。到把饭吃过后，一切完事了，还争着到井边去提水，洗碗洗锅子，毫不显得疲倦，这新鲜生活，使两人似乎都十分兴奋。两人皆不觉得还有什么别的更重要的事，比日常生活还有价值。那时两人皆并不写什么文章，又不曾作别的事情，经济的来源，好象全从湖南方面寄来。至于读书，不过是把这生活装点得更合于那个时节年青人想象的生活而已，他们占有凡是青年配偶都可以占有的那个世界，他们都时时刻刻在惊讶那种希奇的友谊，那种随了每一个日子而来的和洽无忤的友谊，读书并不是必需的事。当我在表面上看来，已经觉得这生活并不新鲜时，在他们自己，却当真似乎是还在一种崭新的趣味里游泳，不需要想到生活以外任何事务。
我们既然有了机会同在一处，相去不远，我在那学校里，又没有一个可以说话的人，所以到他们那里晚饭的日子就很多了。在谈话里我不放弃掉一项权利，就是向两人描写半年前海军学生没有离开北京时如何咆哮的事。这事说够了，三人就说着大话，以为若果每一个人每月可以写出三万字文章，得到三十块钱，那这日子即或是冬天，没有炉子，心中一定也觉得很温暖了。于是我们就假设这个数目已经从报馆攫到了，打算如何去花费这个钱。于是我们又假设出了些什么事，假设自己有了一个小小周刊，每星期出版一次，各人如何为这个周刊忙着不息。同时为了门前应当挂一块什么式样的牌子，当时也计划了许久，争持了许久。
我们所希望的数目，只是那么一个小小数目，可是照一般情形看来，要得到这个，就没有那种规矩。那时去用我们最勤快最诚实的工作换取最低级的生活费的时机还很远。我还没有被人赶走，就不敢离开那小小职务。湖南那方面，有时因汇票关系，不能按时寄钱来，所以那两个人的生活，不久也就显得十分狼狈了。
两人有时把最后一撮米用完时，就散步一样，从西山向北京城里走去，找寻朋友为他们设法。从下山的方便——他们都以为很方便的——夹了些不合时季的旧衣，走到西直门内一个当铺的高高柜台下站一会儿，为争持三毛五毛又负气走进第二家柜台下去站，也是这个朋友当时所熟练的事。
即或是那么穷，穷并不使他们难堪。“两个胆小的人若在一处站立，黑夜里就不致于怕鬼。”若是大家都不怎么有钱，对于使人提起来难受的穷也似乎没有什么希奇了。发财本来不是他们分内的事，他们就去拣选那些可以多欠一点账的公寓住下，也是他们一种权利。两个人明白这点权利，因此当两人再也无从在山上支持时，就搬到北京城里北河沿一个公寓里住下了。
第二部分 记胡也频第9节 日子过去了
这个公寓的主人，真是一个趣人。有一些在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应列上一个名字的，如张采真、焦菊隐、于赓虞、王鲁彦、顾千里、王三辛、蹇先艾、朱湘皆各在那个小小公寓里，占据过一间房子。早年夭死的诗人刘梦苇君，便是在那个地方害病，临危前数日才离开住处的。那公寓掌柜性情，稍稍不同其余掌柜的性情，似乎本来他应当开一间书铺，却无意中开了一个公寓，因此在那可以赚钱的事业上，终于因为蚀本到后就倒闭了。这个人知道拜伦的生卒年月，知道李白杜甫的籍贯，什么人同他谈“人生文学”，他可以懂得这个名词所含的意义，你要他告你《儒林外史》上面的人物谁是最可爱的，他就很诚实的告你谁个中他的意。他知道的事情似乎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