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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政府失去权威的时候把毛主席硬接出来
后来是组织了部队手拉手把群众分开，才把毛主席硬接出来。我也挤不出去了，亏得一批中学生开出一条道，方走出重围。我出来后，看见毛主席和刘少奇都在上天安门的电梯口处坐着，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向他们说，应该检讨，我组织得不好。接受这次教训，以后的检阅改为红卫兵坐大卡车经天安门受毛主席检阅。结果也不行，很多人坐不上车。又改为像游行似的，从天安门前走过，但秩序也很乱。很多人一走到天安门就停住不走了，都想看毛主席，只顾喊“毛主席万岁”的口号，热泪盈眶。每次都出现一些问题，特别是在西苑机场的检阅，那次可能有一百多万人，当时踩死了两三个人，大家都没命地往前拥，形成不由自主的强大人潮。
八次检阅，每次都是周总理找我们亲自布置，当时真是刻刻提着心，怕出事。红卫兵在北京，包括新到和原来没有离开的，人数最多的一天达到３００万。当时北京市区的居民也就是３００多万，不到４００万人，一时增加了这么多人，吃、住、行都很困难。南方的人要吃大米，北方的人要吃白面，尽量调剂。其实不止是食、住、行，衣也摊上，天凉了，南方来的人还得给他们发御寒军衣。北京市委红卫兵接待站设在先农坛，负责人是国防科委的一位同志，他很好，还有一些军队“支左”的同志在做招待工作，大家忙得不可开交，昏头昏脑的。这些吃、住等问题是不好解决的，接待站的同志解决不了问题，红卫兵就打骂他们，甚至抓他们去游行，做“喷气式”来批判。这些同志很苦，见到我时委屈得哭，提出不干了。那时，我也被揪斗，但还要劝这些同志，说工作是党交给的任务，不能不干，而且要干好。有一天，来的人特别多，前门那一带都挤满了，人山人海。实在没办法了，我去找周总理，说北京市各机关容纳不了了，中央各机关我动员不了，如何是好？周总理说通知中央各机关和市委各机关开一个会。于是，马上在工人体育馆开了个万人动员大会。大家都到了，我一说话满场起哄，没人听。无法，我就打电话报告周总理。
周总理来了，他要求各机关派人去市委接待站领人，各机关能住多少就领走多少人，管吃管住。中南海也腾出一些地方住红卫兵。以后按这个办法，一来就通知各方面来领人安排住宿。那时，北京差不多家家户户都住了红卫兵。上上下下，一片沸腾。后来陶铸提出，这样串联影响铁路等交通的正常运输，听说把火车的窗户都挤坏了，号召走路串联，不坐车乘船，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这才有效，慢慢来的人就少了。再讲一个事情，“西纠”后来变成“联动”，“联动”被中央文革抓了一百多人，包括董老的儿子董良翮都在内，“西纠”后来不行了。然后起来的是哪一派呢？起来的是中学红代会的头头李冬民。这个案子后来还通报了我一次。李冬民组织了一个造反派组织“首都兵团”，江青说真正的左派是“首都兵团”，中央文革小组要市委支持它。中央文革小组真是支持，在“首都兵团”的成立大会上，中央文革小组的那些“左”得发紫的人都参加了。周总理也在场。北京市是我和丁国钰、雍文涛参加的。当政府失去权威的时候１９６６年１１月，新疆工学院红卫兵长征队顶风冒雪行进在戈壁滩上，赴北京串联。
国务院的秘书长周荣鑫也陪了周总理来。这个大会主要是批判“西纠”。我记得“西纠”是北京３１所中等学校的红卫兵组成的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在大会批判过程中，江青故意提高嗓门，问到会的人知不知道谁是“西纠”的后台？参加会的红卫兵说不知道。江青铁青脸说：就是周荣鑫！要大家看一看他，让周荣鑫站到台子的前边。江青接着又声嘶力竭地说：还有雍文涛！这样，当场就把周荣鑫、雍文涛揪走了。我看周总理的样子，他并不知道江青要点周荣鑫的名字，周总理也紧张了，但镇静地控制着。陶铸从中南局调到中央任常务书记后，从中南局调了一批人，雍文涛就是其中的一位，江青他们的矛头是对着周总理和陶铸的。我和丁国钰在后边坐着，真有些如坐针毡，坐不住了。丁国钰低声说：他们都点完了，就该轮到我们了。天知道，一直到散会，也没有点我们的名字。散会时，中央文革办事组的人来说，江青让我去。
江青问我雍文涛是什么人。我说：雍文涛是中央派到市委工作的，他没有问题，他分管中学工作，他去“西纠”做工作是市委派去的，责任在我。如果雍文涛有问题，罢了我的官算了。江青很生气，让我回去写检查。我的检讨送去后，江青在上面批了，大意是说吴德还比较谦虚，但不能不讲原则，雍文涛是有错误的。周荣鑫、雍文涛被揪走后，好几天都未放回来，我们就派人想办法去找。周荣鑫找回来后，周总理让他在国务院烧锅炉，红卫兵再找他时，就说周荣鑫已经参加劳动去了，实际上把周荣鑫保护起来了。雍文涛被找回来后，在国务院的文办躲了几天。后来，雍文涛提出在北京危险，要回广东，他在广州市还有办法躲避。这样，就采取了一个办法，让广州来的造反派把他揪回去了。雍文涛后来参加了广州市的“三结合”。事前广州还派人来向我作调查，我写了一个证明，说他到“西纠”是受组织派遣的，没有问题。成立市革委会后，中学红代会的头头李冬民参加市革委会，任常委。那时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叫做“打闷棍”，一点没错，一个闷棍接着一个闷棍，弄得人晕头转向。说一说彭真的事情。彭真在他住的台基厂７号，被不知什么人抓走了，是１９６６年下半年，具体月份记不准。周总理在大会堂找我、汪东兴、傅崇碧、周荣鑫谈话，让我们去把彭真找回来。周总理提出弄清楚彭真的下落，再弄清楚是什么人把他揪走的。我们派人去，茫无头绪，找也找不到。傅崇碧对周总理说，这件事要找戚本禹。周总理就找戚本禹，要他把彭真找回来。
实际上抓彭真是在中央文革小组操纵下搞的，戚本禹一找就找着了。好像把彭真关在了戏剧学院。是谁直接搞的呢？后来知道是叶向真、刘诗昆他们。当时，造反派都要抓“资本”，彭真也是一个“资本”啊！我到现在都不明白，彭真的住地都有门卫，他们是怎么进去的？知道彭真的下落后，周总理叫我们负责要回来。我提出我去可能要不回来，最好是由傅崇碧、卫戍区出面交涉，把彭真放在卫戍区监护，他们什么时候要批斗，卫戍区什么时候就送去。这样，才把彭真要回来，放在五棵松的卫戍区的一个师部了。中央文革小组支持斗争彭真，造反派就提出要开大会斗争。那次大会斗争了很多人，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林枫。造反派当时都在抢这些人，哪一派抢到了就有了“资本”，各派有可能为此打起来。周总理让我去和造反派商量，由各个造反组织联合起来召开批斗大会。我去找戏剧学院的造反派，提出他们是否和北航红旗、地质学院东方红、师大的什么组织联合起来召开大会，避免发生冲突。戏剧学院的造反派不同意联合批斗。我又去找地质学院的朱成昭，他住在地质部或是地质学院的四楼上。
我和丁国钰去后，但见朱成昭的楼层层设置了他的警卫。我说找朱成昭谈事情。这些警卫让我们等着，他们去报告获准才让我们上去。我向朱成昭谈了联合召开大会斗争彭真的方案。朱成昭同意联合开会，但他提出条件，这个大会要由他们来主持。我提出让他问一问北航的韩爱晶同意不同意。朱成昭当场打电话把韩爱晶和韩的一个女秘书小朱请来了。韩爱晶来后，我告诉他们说，周总理的意见是各派联合起来开大会，至于你们谁主持，你们自己商量，也可以轮流主持。说通朱成昭、韩爱晶，又找戏剧学院的造反派。经他们反复商量，决定联合开大会，先由地质学院东方红主持，然后是戏剧学院的造反派主持。这个会还没有开，这些造反派又为由谁主持批判会吵架了，我又去劝架。在劝架过程中，这些造反派忽又钻出一个念头，他们说斗彭真是为了转移对北京市委“资反路线”的视线，这是北京市委在捣鬼，是北京市委的阴谋。矛头对着我来了。我分辩说：这不是由我决定的，这是由中央文革小组决定的，不信可以给中央文革小组打电话。我挂起电话，好像是陈伯达的秘书接的。我说：他们说我们在搞阴谋，转移视线，我们说服不了这些造反派！中央文革小组决定派人到会。来的人好像是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他们表示支持召开联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