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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爱非常痛 作者:王开林-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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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要把树叶、树根都摇光。”长三堂子里的姑娘如何才能跳出红火坑?唯一的出路只有及早从良。事有凑巧,夏之时钟情于她,已把心里话挑明了说:“你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好姑娘。虽然他们说堂子里的姑娘无情无义,都不是好东西,但据我看来也不能一概而论,你美丽、老实又聪明,确实难得的。我真心喜欢你,你愿不愿意做我老婆呢?”董竹君乐意将他列为首选对象,可他家中有太太,她不愿低声下气做小妾,这事眼看就要黄了。后来,夏之时告诉董竹君,他家中的太太已患肺痨,估计撑不过半年,名分方面他决不会让她受任何委屈。
  好事多磨,总是一波三折,袁世凯窃国之后,露出狰狞面目,到处捕杀孙中山旗下的得力干将,蒙袁世凯和他的爪牙们看得起,夏之时也被列入了黑名单,他的人头赏格为3万元。得到风声,夏之时躲进了日租界的胜田宾馆,不过他没有食言,派可靠的朋友去堂子里与老鸨商议赎金的数目,老鸨乘人之危,开价极咸,高达3万块(等于索取夏之时的人头),董竹君入行不到一年,身价已暴涨了整整一百倍。夏之时拿不出这笔巨款,急得眼睛珠子都红了。董竹君却一点也不急,她深谋远虑,早已拿定主意,决不让老鸨刮到一滴油水,也决不能贻人口实,授人以柄。“我又不是一件东西,再说以后我和你做了夫妻,你一旦不高兴的时候,也许会说:‘你有什么稀奇呀!你是我用钱买来的!’那我是受不了的。所以,我现在无论如何不愿意你拿钱赎我。大家有做夫妻的感情,彼此愿意才做夫妻,要不然多难听。”一个阅历丰富的女人讲出这样有远见的话,不足为奇,但一个涉世未深的14岁的少女能具备如此出色的洞察力,不能不令人啧啧称奇。她还向夏之时郑重其事地提出了三项要求:其一,她不做小老婆;其二,她要去日本留学;其三,从日本读书回来,他们组成一个和谐的家庭,他操劳国事,她相夫教子。董竹君这三条要求合情合理,并不苛刻,夏之时满口应承。刚巧他收到家中的电报,太太已因病过世,董竹君心中最大的一个疑虑顿时烟消云散。 
  一位有心计的清倌人此时该做什么?她应该装病,把自己的芳名先弄砸了,免得有熟客白天黑夜老惦记着自己,她才有机会逃之夭夭。董竹君正是这么干的,她装病,不接局票,弄得鸨母火冒三丈,又无可奈何,只好让她搬出妓院去静养一阵子。虽然每天有人严严紧紧地看管着,她脱逃的机会却因此大增。逃走的那天夜里,她没带一件金银首饰,还向它们叩头作揖,算是道了永别。她一生都不爱金玉珠宝,就是这个缘故。赶得好不如赶得巧,夏之时正打点行装,再过几日就要上船,原以为两人缘分已尽,这时却见她凭着勇敢机智逃出红火坑,不用说,他兴奋得嗷嗷直叫。他们在日租界举行了文明婚礼,只有少数几个亲友参加。有趣的是,拍摄结婚照时,两人隔出“安全距离”,看那样子更像是一对兄妹。时值1914年春末,董竹君14岁,夏之时27岁。这桩英雄加美人式的婚姻开局非常浪漫,还带有浓厚的传奇色彩。
  在日本,由于青楼出身,董竹君很快就领教了旁人的白眼和冷遇,一般没有见识的太太小姐嘴皮上刻薄几句,倒不足为奇,那些寄生虫门第高贵,要显示自己的优越感,绝不会错过时机。但像方声涛那样的革命党人也故意称她为“如夫人”,脑瓜子里根深蒂固的封建观念不免令她吃惊。董竹君的反击是无声的反击,她决心把书念好,做出点成绩给那些势利眼看看。不足4年,她就念完了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科的全部课程,这期间她还生育了大女儿夏国琼。在异域,她感受最深的是,一群东瀛儿童追在她身后高喊:“支那人,亡国奴,亡国奴!”她的爱国心在那一刻得到了强有力的激发。
  董竹君生性爱好文学艺术,尤其喜欢音乐,每每倾听凄风苦雨般的“尺八”(箫)声,必定久久出神。可大煞风景的是,夏之时从来就没有这份雅兴,他总疑心她爱上了那位伫立桥头吹奏尺八的年轻小伙子。他呵责她,有时把话说得特别难听,其粗痞刺耳的辱骂声与美妙悦耳的音乐极不和谐!她在自传中写道:
  我从窗前回过身来,正对着穿衣镜,镜中一位少女婷婷玉立,双目炯炯。雪白、细嫩、红润的皮肤多么美呀!但你的神情又多么烦闷不悦呀!你的丈夫并非是理想中的那个多情温柔的英雄,而是一位严厉的师长,“君须怜我,我怜君”!
  他们的婚姻本该是幸福的,可是夏之时为人刻板,心胸狭隘,不喜欢与人沟通,表现出十足的大男子主义,身上完全缺乏浪漫情调。1915年12月,蔡锷在云南举事,打响了护国战争第一枪。夏之时奉命回川,临行前,他交给董竹君一把手枪,教她防贼,若是做了对不起他的事,则用它自杀。他还急召在上海南洋中学读书的四弟夏乃逵到日本陪二嫂读书,用意无非是要监视她的一举一动,以免她得了自由便会红杏出墙。董竹君平生最恨的就是亲友看扁她的人格,夏之时如此不信任她,她更是火冒三丈。1917年秋,董竹君从东京御茶之水女子高师毕业后,原想补习法文,前往巴黎留学,但夏之时连发十八道金牌,一催再催,她只好启程回国,远赴四川合江。
  要在一个勾心斗角的封建大家庭中理顺关系,谈何容易!董竹君可是相当用心的,她先是在省城买了一大堆洋货作为见面礼,打点夏家的大大小小老老少少,不漏一人,他们的口被封住了,不好意思一上来就揪她的辫子,找她的茬子,剩下的事再见招拆招,随机应变吧。夏家的老太太果然是个老古董,她嫌弃董竹君是个下江佬,做过卖笑的清倌人,既然她喝过洋墨水,恐怕不好使唤,便劝老二(夏之时)立刻将她休掉,另娶一房新媳妇,这事当然被夏之时顶了回去。董竹君拿出十成功力,里里外外精明贤能,很快就使夏家上上下下对她起了敬意,连老太太也改变了原有的成见,还亲自主持操办了一个旧式婚礼,让已为人父的夏之时与已为人母的董竹君高烧红烛,重新拜堂,算是正正经经接纳她为夏家的媳妇。对此,董竹君暗自好笑,不以为然。 
  夏之时自从出任四川靖国军总司令后,便一改初衷,做起了地方军阀,凭仗手中的枪杆子欺负商民,从中渔利,钱倒是捞了不少,但他原先的革命理想却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笑话。董竹君看到这一点,对他的所作所为深感痛心,劝他正道直行,保全清誉,这些规劝招来的却是轻蔑的骂声——“女人头发长见识短”。1919年,夏之时由于在四川军界内部白热化的派系斗争中跟错了对象,被正式解除军职,在成都过起了求田问舍的赋闲生活。他创办过锦江公学,但只是短期行为。他喜欢赌钱,一把把钞票随手而空。他喜欢敲木鱼念经,假把式地学佛。他抽鸦片烟,渐渐上瘾,董竹君看他不惯,将烟具藏起来,他便恶语相侵:“就算把房子吸成了灰,也不是花你娘家的钱!”因为不得志,夏之时脾气越来越坏,经常无理取闹,气急时,甚至把手枪拍在桌子上,扬言要一枪打死妻子。最令董竹君难过的是,她患肺病避居花园亭子,休养三个月,他从未去探望过她。他重男轻女,见董竹君连生四个女儿,口头不说什么,心里却非常恼火。当年,夏之时的母亲生下第二个女儿,曾残忍地将她淹毙在水塘中,此后胎胎生儿子,夏母居然将这种恶行作为经验加以推介,这当然是宅心仁厚的董竹君所深恶痛绝的。董竹君怀第四个女儿国璋时最为辛苦,由于劳碌过度,胎气不足,共怀胎十五个月才生产,身体亏损很大,夏之时却毫无关怀之意和体贴之言。董竹君曾苦口婆心地劝说丈夫放下往日都督、司令的架子,多接受点新文化新思想,多兴办几项实业,多做些有益于社会的事情。她曾拜托国民党头号理论家戴季陶去劝夏之时重拾雄心。殊不知,戴氏本身意志薄弱,是个动不动就想到自杀的衰人(最终于1949年自杀成功),肯定有辱使命。
  在苦闷的心境下,在军阀割据、工商凋敝、教育废弛、民不聊生的乱世里,董竹君仍自强不息,开办了“富祥女子织袜厂”和出租黄包车的“飞鹰公司”。起先,生意还算差强人意,可是受民族工业不景气的影响,经营渐趋惨淡。
  1929年春,董竹君将工厂关闭,将公司盘出,带着四个女儿(将最小的儿子留在四川)前往上海,与夏之时会合,这本是他们讲和修好的最后机会,夏之时却将它白白浪费了。他的指责、怀疑(疑心她卷空了家产)和辱骂,以及手持菜刀追杀,令董竹君再也无法容忍,她咬紧牙关提出了离婚通牒。
  董竹君被逼无奈,决意要做“娜拉”,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夏之时的大男子主义使她常常感到人格上的不平等,她办公司,说是要争回一口气,他却启唇相讥:“女人要争这口气干什么?”在他眼里,女人做个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就不错了,事业得由男人去干。董竹君的女权意识很强,在人格上自然会有抵触,在价值观念上也会有分歧。二是董竹君主张四个女儿都要接受顶好的教育,将来还要出国留学,夏之时则认为女儿是赔钱货,决不能赔上他的老本,还是省省吧,让她们跟他学个三年五载就足够打点一生了。对他这种不负责任,根本不把女儿的前途当回事的腔腔调调,董竹君特别反感。三是夏之时对待她父母态度十分恶劣,曾一口咬定她父亲偷了他的鸦片烟膏,污言秽语骂得十分难听,令她的孝心和自尊心都大受伤害。四是董竹君自打结识爱国青年文兴哲后,思想日趋进步,而夏之时意志消沉,思想保守,不愿兴办实业,只一门心思钻营官位,人生观与时代背道而驰,完全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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