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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的鼓励和感召，决心抗拒包办婚姻，她从哈尔滨逃到北平，与陆振舜同住，两人对外以甥舅相称。当时，萧红写信给好友沈玉贤，笔调轻快惬意：“我现在在女师大附中读书。我俩住在二龙坑的一个四合院里，生活比较舒适。这院里，有一棵大枣树，现在正是枣儿成熟的季节，枣儿又甜又脆，可惜不能与你同尝。秋天到了，潇洒的秋风，好自玩味！”他们与来自东北的李洁吾等人过从甚密，一起看电影，一起谈论理想、时事和文学，天马行空，自由自在，只可惜好景不长，由于经济上捉襟见肘，入不敷出，再加上双方家长严词谴责他们伤风败俗，在多重压力之下，1932年1月，萧红回到呼兰，被父亲送到伯父家，受到严密的看管。萧红受够了打骂，看够了白眼，终于忍无可忍，在苦命姑姑的帮助下，逃出伯父的圈禁，跑到哈尔滨，把饥寒交迫所带来的种种屈辱领略了一个遍，最终她走投无路，找到昔日的未婚夫王恩甲，表示愿意跟他同居。此前，王家已解除婚约，萧红此举可谓孟浪，但王恩甲对萧红旧情未断，也乐得再续前缘。
1932年2月，萧红再次前往北平，没多久，王恩甲即寻踪而至，对身处困境之中的萧红软硬兼施，萧红无奈，与之同回哈尔滨，入住东兴旅馆，总共住了7个多月，欠下600多元食宿费，王恩甲说是回去拿些钱来还债，却从此杳如黄鹤，是生是死都没个准确的消息。此时，萧红即将临盆，却随时都有被旅馆老板卖到道外妓院区圈楼去抵债的危险。
二、生死场上
万般无奈之下，萧红急中生智，写了一封求救信给《国际协报》的副刊主编裴馨园，请他伸出援手。裴馨园是个有正义感有同情心的编辑和作家，他找来舒群、萧军、白朗等青年作家，请大家一同设法。萧军开玩笑道：“我头上的长发算是唯一的富余，如果能够卖钱，我愿意将它们连根拔起。”虽然款项一时难以筹措，裴馨园还是出面去探望了萧红，给了她很大的安慰，同时警告了旅馆老板，叫他不可胡来。1932年7月13日，萧红打电话给裴馨园，请他借几本文艺书给她解闷，裴馨园写了一封介绍信给萧军，让他把书送去。萧军初见萧红，并没有什么好感，但他看了她的诗和画，听她倾诉了自己的遭遇之后，不禁生出了大丈夫翼护弱女子的侠义心肠，决心要把这件事一竿子管到底。萧军走后，萧红心潮难以平伏，连夜写下《春曲》三首，其中一首这样写道：“我爱诗人又怕害了诗人，/因为诗人的心，/是那么美丽，/水一般地，/花一般地，/我只是舍不得摧残它，/但又怕别人摧残，/那么我何妨爱他。”爱情以不可抵挡的势头骤然而至，翌日夜间，萧军便向萧红表白了自己的爱情。患难与共，志趣相投，萧红与萧军不用多余的手续，便结为伴侣。尽管萧军在乡下已有妻子，但也没把它当成什么障碍，毕竟萧红是别无选择的。萧红的疑心很重，做了一个梦，梦中听说萧军对一个女子有意，立刻大泼其醋：“把你的孤寂埋在她的青春里。我的青春！今后情愿老死！”萧军身上所具有的性格魅力确实吸引过一些少女，但他拒绝了那些诱惑，对萧红尚未怀有二心。
1932年夏天，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将哈尔滨淹成汪洋泽国，也将萧红的欠债一笔勾销了。她与萧军搬入裴馨园家，不久即生嫌隙，裴馨园的仗义是有限的，他妻子的调唆更使这层朋友关系变得脆弱。及至萧红临产，萧军向裴馨园求援，裴只肯借给他区区一块钱。人情之冷暖，世态之炎凉，深可慨叹。萧军再次行蛮，将萧红强行送进了产房，可怜那名初生的女婴，一连哭了几天，连母亲的面都没见到，就被人抱走了。萧红的住院费无法清缴，又是萧军以玩命之徒的狠劲吓住院方，得以免除。二萧相依为命，相濡以沫，苦到极处，爱情依然圣洁，萧军写给萧红三首定情诗，第二首是这样写的：“浪抛红豆结相思，结得相思恨已迟。一样秋花经苦雨，朝来犹伴并头枝。”为了生计，萧军当过教庭教师，教过武术，但他们还是糊口为艰，萧红在散文中写到自己饥肠辘辘，用了一个比喻，“我坐在小屋，像饿在笼中的鸡一般”，其苦况可以想见。当时，萧红才22岁，头上就已经早现星星白发。
1933年，萧红开始在长春《大同报》的副刊上发表一系列作品，既有小说、散文，又有诗歌，尽管她的作品在语言和技巧两方面都显得稚嫩，但其内在的激情却十分充盈。尤其不同凡响的是，萧红将自己充满同情的目光投向东北大地上遭受奴役和践踏的老百姓，从一开始就越过了浪漫虚幻的风花雪月，直接描写悲惨人生，揭示血淋淋的人性。在她与萧军的第一部小说散文合集《跋涉》里，差不多全是小人物的命运图景，那无所不在的杜鹃啼血般的痛楚如同电流一样令人战栗。
1934年夏，东北局势骤然紧张，急剧恶化，萧红与萧军双双被列入了警方的黑名单，他们被迫离开哈尔滨，从大连海路至青岛，上船接受检查时，萧军险些未能过关。好友舒群先期抵达青岛，为他们租到观象山下临海一座幽静的小楼房。得益于这里宁谧、安全的写作环境，萧红顺利完成了她的成名作《生死场》，在这部最早完成的抗日题材的小说中，东北民众英勇不屈的形象令人耳目一新。
三、得到鲁迅先生的赏识
1934年11月30日，萧红与萧军到上海不久，即去内山书店拜见了敬仰多年的鲁迅先生。鲁迅对这两位来自东北占领区的热血青年特别看重，对孩子气十足的悄吟太太（即萧红）更是喜爱，他不仅将他们介绍给上海的左翼作家胡风、茅盾、叶紫和聂绀弩，还巧妙运筹，使萧红的长篇小说《生死场》突破了官方的封锁，以“奴隶丛书”之三，最终抵达读者手中。鲁迅对《生死场》评价很高，他在《萧红作〈生死场〉序》中写道：“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家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恶文艺与功利有关的人，如果看起来，他不幸得很，他也难免不能毫无所得。”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比《生死场》稍前出版，同样是鲁迅作序，二萧在上海文坛的迅速崛起，与鲁迅的鼎力推介是密不可分的。待到狄克（张春桥）射出暗箭，鲁迅即挺身而出，写下那篇有名的杂文《三月的租界》，揭穿了狄克向敌方缴械献媚的本质，及时保护了萧军。
鲁迅以侠义心肠给予萧红事业上诸多帮助，将她的作品介绍给良友出版公司的赵家璧，还将她的小说推荐给日本翻译家。在上海文坛上，萧红成为一颗上升速度最快的新星。她的创造力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激发，脑子里灵感闪烁，笔头下才思飞遄。1935—1936这两年，是萧红创作的大丰之年，也是她生活上的幸福之年。鲁迅的关怀和萧军的爱恋都是她的快乐之源。可是好景不长，1936年10月19日，鲁迅猝然病逝，萧红当时旅居日本，得悉噩耗，悲痛欲绝。此前，萧军移情别恋，他们的感情遭遇到空前的危机，出现了明显的裂痕。萧红在《苦杯》一诗中写道：“说什么爱情！/说什么受难者共同走尽患难的路程！/都成了昨夜的梦，/昨夜的明灯。”她在日本写信给萧军，信中如此形容自己悲苦的心境：“就像被浸在毒汁里那么黑暗，浸得久了，或者会被淹没的。”
四、爱情破裂
1937年，萧红为了散心，去北平住了几个月，见到了故友李洁吾，与舒群一道游览了八达岭的长城，但她还是被萧军决心毅然改过自新的书信所打动，又回到了战云笼罩的上海。“七七事变”后，上海已变成岌岌可危的孤城，不少上海的文化人都撤退到武汉，萧红与萧军也在其列。
1938年2月初，一大帮从上海撤出的作家去了西北的临汾，任教民族革命大学，萧红与萧军担任文艺指导。当时，丁玲与萧红交往较多，她后来作《风雨中忆萧红》一文，印象较为鲜明：“骤睹着她的苍白的脸，紧紧闭着的嘴唇，敏捷的动作和神经质的笑声，使我觉得很特别，而唤起许多回忆，但她的说话是很自然而真率的。我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她，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大概女人都容易保有纯洁和幻想，或者也就同时显得有些稚嫩和软弱的缘故吧。”待到日寇攻陷太原，临汾危在旦夕，民族革命大学准备撤离，萧军要留下打游击，萧红却要随丁玲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去运城，两人各执己见，相持不下，谁也不肯让步。萧红没别的，她只是预感到自己来日无多，想得到一个安宁的写作环境，不愿再受许多折磨，她也不愿萧军一味冲动，死在战场，毕竟她心底还是爱着萧军的。说穿了，二萧的矛盾乃是彼此认定角色上的错位，萧军认为萧红应该做个好妻子，萧红偏要做个好作家；萧红认为萧军应做个好作家，萧军却偏偏对写作一直是心不在焉，并且后悔自己入错了行当。再者说，他们彼此伤害得也够多了，积累到这一步，变成总爆发，自然是一发而不可收拾。
萧军对端木蕻良的观感极差，他在《从临汾到延安》一书中写道：“他说话总是一只鸭子似的带点贫薄味地响彻着。这声音和那凹根的小鼻子，抽束起来的口袋似的薄嘴唇，青青的脸色完全是调配的。近来我已经几多天没有和他交谈，我厌恶这个总企图把自己弄得像个有学问的‘大作家’似的人，也总喜欢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脖子上的人——我不独憎恶他，也憎恶所有类似的可怜的东西们。”端木蕻良同样被萧红骂过，而且很难听——“装腔作势的胆小鬼、势利鬼、马屁鬼”，但端木在萧红眼中有两个最大的优点（恰恰是萧军所不具备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