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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站在鲁迅的对立面
苏雪林并不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鸽儿的通信》是极好的情书，写得那样一往情深，并非单凭固有的笔力就可做到。天才诗人朱湘落难时，许多故交都不待理他，他冒冒失失地向安徽大学的旧同事苏雪林求助，很幸运，曾两次得到她的接济，她还为朱湘买烟，为他怀才不遇抱不平，为他夫妻失和而惋惜。但另一方面，苏雪林的个性宛如剃刀般锋利，说她眼睛里容不下沙子也对，说她疾恶如仇也没错，关于这一点，她的得意门生唐亦男教授曾撰专文论及：
苏先生曾在文章中说过，人类的“是非心”、“正义感、“真理爱”，都是与生俱来的，而这些在她的性格中表现尤其强烈。无论对人对事，她都要辨明其是非曲直，然后严加褒贬，措辞直接锐利，有如春秋之笔；加上好善恶恶的性格，敢爱敢恨，敢说敢当，因此得罪不少“文坛名人”，也为自己招来种种奇耻大辱，她说如果不是有一种天生的木瓜气质，发生了抗毒作用，说不定早已羞愤自杀了。
最值得一提的是，苏雪林敌视鲁迅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事实上，她与鲁迅并无过节和宿怨，早年她称赞鲁迅是“中国最成功的乡土文学家”，认为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和《彷徨》“已经使他在将来中国文学史占到永久的地位了”。苏雪林自尊心极强，她与鲁迅第一次见面时，原是满怀热情和崇拜而去，却受到鲁迅的冷遇，鲁迅的态度不只是冷淡，还很傲慢。苏雪林反复寻思，猜测鲁迅是恨屋及乌，鲁迅对陈西滢恨之入骨，偏偏苏雪林是在陈西滢主编的《现代评论》上时常露面的作者，道不同不相为谋，连客套也省去了。苏雪林深受挫折，这一笔账迟早要算。1926年，女师大风潮后，苏雪林站在同情母校校长杨荫榆的立场上，对鲁迅公开支持闹事学生的做法不以为然，认为这位文学大师是故意将私怨伪饰为公愤，从此她对鲁迅由钦敬转为厌恶。鲁迅逝世后，苏雪林发表致蔡元培先生的一封长信，痛心于“鲁迅盘踞文坛十年，其所陷溺之人心与其所损伤之元气，即再过十年，亦难挽回恢复焉”，信中列举鲁迅的诸多“劣点”，极力劝阻蔡元培参与主持鲁迅治丧委员会。鲁迅尸骨未寒，苏雪林即扯出反鲁大旗，公开鞭尸，一时间舆论哗然，批她骂她的文章层出不穷，她完全站到了左翼作家的对立面，变成公敌。1936年11月，鲁迅逝世后不到一个月，苏雪林又在《与胡适之先生论当前文化动态书·自跋》中写道：“以鲁迅一生行事言之，二十四史儒林传不会有他的位置，二十四史文苑、文学传，像这类小人确也不容易寻出。”这样的措辞近乎谩骂，已超越了文学批评的正常范畴，遭到胡适的严肃批评：“我同情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余如你上蔡公书中所举皆不值得我辈提及。至于书中所云‘诚玷污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邪小人’——下半句尤不成话——一类字句，未免太动火气，此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胡适还特别提醒苏雪林：“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时隔多年，1961年7月24日，胡适给苏雪林复信，仍语重心长地规劝她：“你也不可生气，作文写信都不可写生气的话。我们都不是年轻人了，应该约束自己，不可轻易发‘正谊的火气’。”1961年10月10日，胡适又在复信中强调：“‘正义的火气’就是自己认定我自己的主张是绝对的是，而一切与我不同的见解都是错的。一切专断、武断、不容忍、摧残异己，往往都是从‘正义的火气’出发的。你说你‘到了老年，火性始稍大’。我请你想想吕伯恭的那八个字的哲学，也许可以收一点清凉的作用罢？”胡适所提到的吕伯恭，是南宋哲学家，他在《东莱博议》中提出八字方针：“善未易明，理未易察。”这八个字的意思是说，“善”是不容易弄明白的，“理”也是不容易弄清楚的。既然“理”不容易弄明白，宽容就变得不可或缺，唯其如此，才有所谓的言论自由。尽管苏雪林对胡适高山仰止，但她在反鲁的问题上却孤行己意，一直听不进胡适的逆耳忠告。其后不久，她的斗兴更高，道德的批判更狠，修辞的暴力更甚。苏雪林自称反鲁是其“半生的事业”，那么代表着她的“观察”、“感想”、“评价”的长篇评论《鲁迅传论》（发表于鲁迅逝世30周年之际），对颠覆“偶像”之用力，对击破“崇拜”之用心，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文化界有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现象，数十年不变，批判鲁迅的必揄扬胡适，反之亦然，鲜有调和者，更鲜有兼爱者。鲁迅与胡适的旗下各有千军万马，杀来杀去，阵地数易其手，却至今未分胜负。鲁迅崇尚革命，胡适主张改良；鲁迅主张破坏，胡适崇尚建设。以中国社会而论，改良显然比革命更温和一些，更徐缓一些；建设显然比破坏更紧要一些，更迫切一些。苏雪林是坚定的拥胡派，她自称一生只曾痛哭过两次，一次是母亲去世，另一次便是胡适去世，她奋勇反鲁自然就在情理之中。八秩高龄时，苏雪林仍在台湾文化界孤身捍卫恩师胡适，出版《犹大之吻》，颇有一妇守关万夫莫开之慨。
四、文坛第一女寿星
一个人活足百岁，是大难事，虽说女子较男子普遍高寿，但活够百岁的女作家，古今中外仍极为罕见。冰心活到了99岁，硬是功亏一篑。苏雪林却成为了中国文坛的头号“人瑞”，活足103岁。中年时，她曾写过一篇文章《当我老了的时候》，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年岁是学问事业的本钱，要想学问事业的成就较大，就非活得较长不可。世上那些著作等身的学者，功业彪炳的伟人，很少在三四十岁以内的。”且不管别人如何，至少她著作等身便与年寿成正比。
1949年，苏雪林去了台湾。
奇怪的是，苏雪林看不惯鲁迅的“霸道”，却看得惯蒋介石的霸道，不但看得惯他，而且还崇拜他，称这位专制多年的蒋岛主具有“岳峙渊渟的气度”。如此一来，她极力标榜的“是非心”、“正义感”和“真理爱”，其中便多少藏有猫腻。
其实，苏雪林身上不乏静气，她能忍耐彻骨的寂寞，一生致力于学术研究，以《楚骚新探》、《屈赋论丛》名噪学术界，但胡适对她的学术研究一直不大认可，他曾在信中批评苏雪林：“关于你自己的研究，我颇感觉你有点走入迷途而不能自拔。”胡适对苏雪林学术研究不满意的地方主要有两点：一是苏雪林好臆断，对胡适所提倡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只得一半功夫，她试图凭借屈原那篇残乱不可读不可解的《天问》建立“文化脉络”，并且狂妄地自信：“《九歌》乃是整套神曲，九神乃隶属于一个集团之大神，不但我国所有各神多系此九大神所衍化，全世界各宗教之神亦不能出此九神范围。我的书若能写成，中国全部文化史皆须重写，即外国宗教神话史也须重新安排。”所以胡适认为她是走火入魔，执迷不悟；二是苏雪林研究《红楼》多为野狐禅，由于没有精力和目力来做比较版本的工作，她更难做到“小心的求证”，胡适写信劝她少谈《红楼》，是有道理的，他还把那些挑逗者的心思揭穿了：“办杂志的人叫你写《红楼梦》的文字，那是‘唯恐天下不乱’的心理，他不管苏雪林女士晚年目力与体力与耐心是否适宜于做这种需要平心静气的工夫而不可轻易发脾气的工作！”这封信中还有一句诚挚的恳求：“你听听老师的好心话吧！”苏雪林究竟能听进去多少？只有她自己知道。
苏雪林晚年潜心治画，别具一格，颇得方家的赞可。她活得恣肆任性，而又严谨有律，一生主张不轻改，理念不稍变，观点鲜明，爱恨判然，且不论其对错，在墙头草、变色龙极多的文坛，这位硬朗的女作家倒确实堪称奇数。
1999年，苏雪林病逝于台南，遗嘱归葬家乡，与母亲相伴。这位中国文坛第一女寿星深爱母亲，她渴望叶落归根，实现最后的孝思。这又是她性情的另一面，她何尝不能恬静，不能平和，不能细致，但她是一个十足的矛盾体。许多人只看到她花心的刺，却没想过她是一朵开放在荒野中的玫瑰，这多少有点令人遗憾。
阮玲玉：人言可畏
籍贯：广东中山 属相：狗
生年：1910年 卒年：1935年
享年：25岁 墓地：上海西郊青浦区福寿园
父亲：阮用荣 母亲：何阿英
配偶：张达民 唐季珊 出身：学生
好友：胡蝶 子女：一女（养女）
职业：演艺
经典语句：我太弱，我这个人经不起别人对我好。要是有人对我好，我也真会像疯了似的爱他！
善良的美女一旦落入某些恶俗之徒、邪淫之辈的化骨绵掌中，便注定是“他生未卜此生休”。谁说阮玲玉死于人言可畏？真正杀害她的是比人言还要可畏一千倍一万倍的人心，它们滴着毒涎，喷着毒火，触之即僵，遭之即死。
世间的许多天灾，实际上都是人祸。就说天妒红颜吧，老天爷何尝妒忌什么，只因某些臭鱼烂虾似的男人将身边的美女折腾得晕乎乎惨兮兮后，不愿承担骂名，便将罪咎一兜囊都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