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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每月至多一百元为限，以二年为期”。
张达民得了补偿，暂且偃旗息鼓，鸣金收兵，唐季珊却旧病复发，开始移情别恋，其热情减退之快并不输给钱塘江的潮水。如果说阮玲玉当年与张达民同居是闭着眼睛的年少孟浪，这一回重蹈覆辙，她可是睁开双眼看清了对方，而且先有同行姐妹张织云的教训殷鉴高悬，唐季珊是狂蜂浪蝶，早已留有案底，这可不是她的新发现。当阮玲玉察觉唐季珊见异思迁，泡上了红舞女梁赛珍的那一刻，她的情爱天空便轰然坍塌了。
三、香消玉殒
民国时期，演艺界红透半边天的女明星风光固然风光，待遇也算不错，但她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极其恶劣。演戏、拍电影原本就是一桩大苦事，“金嗓子”周璇为香港永华公司拍《清宫秘史》时曾说：“泪水积起来可以洗脸！”再加上那些军阀、政客、豪商对她们的美色垂涎三尺，恶少、地痞、流氓、拆白党也想从她们身上揩油，还有黄色小报散布流言，大泼污水，如此一来，女明星被玩弄遭践踏受诽谤而至于红颜薄命的悲剧便连轴上演。刘喜奎躲得开大军阀曹锟和张勋的百般纠缠实属万幸，但她的丈夫崔承炽死得不明不白；白玉霜蒙冤入狱，受尽日本人的凌辱；胡蝶被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包占两年多，有家难归，直到戴笠坐飞机在戴山上撞个粉身碎骨，她才重获自由之身；周璇受拆白党朱怀德的鬼话诓骗，财色两空，落下严重的精神分裂症；艾霞和骆慧珠痛感人心冷酷，社会黑暗，先后服毒自杀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女艺人天生就比常人多愁善感，更容易因为切身的痛苦和绝望自寻短见。阮玲玉服药自尽便是典型的例子，她先是被两个坏男人玩弄和欺骗，然后又沦为不良媒体的牺牲品，最终顶不住强大的社会压力，超量吞服安眠药而魂归西土，她死时年仅26岁，光华远未吐尽。活着的女明星中，不少人早早息影，远离是非之地，性格刚强的或许能挺到头，却难免伤痕累累。秦怡便在晚年感叹道，她一生中有三大不幸，其中第一条便是她从未尝到过爱情的甜蜜滋味，以至于在多部激情戏中找不准感觉，表演难尽人意。可以这么说，女明星的悲剧不是孤立的，从中很容易看到那个社会淫邪狰狞的面目。才女影星艾霞更是典型，她曾编剧并主演了带有自传性质的《现代一女性》，显露出非凡的文学才华和表演天赋。艾霞叹息道：
“眼泪同微笑，接吻同拥抱，这些都是恋爱的代价。要得这够味的代价，这够味的刺激，就得赔上多少的精神，结果是什么？无聊。”
爱情的失落使艾霞颓唐，黑暗的现实则令她绝望，她失去了与丑恶社会继抗争下去的勇气。1934年2月12日，才华横溢、年仅23岁的女演员艾霞服毒自杀。可她尸骨未寒，一些黄色小报的记者就抓住她的失恋和自杀大做文章，猛泼污水，将这位追求进步、向往光明的女影星的形象糟践得惨不忍睹。不良媒体的这一丑行激起了正直影人的义愤，当时正在执导《渔光曲》的蔡楚生即萌生了要为此拍一部电影的念头，通过对艾霞之死的痛切描绘来揭露丑恶黑暗的现实社会对知识女性的疯狂残害。于是，《新女性》一片成了电影界关注的焦点，饰演女主人公韦明的阮玲玉也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在拍摄女作家自杀的场面时，每个镜头都需要阮玲玉真情毕露，声泪俱下，这对于她原本脆弱的神经无疑是极大的考验，为此她经常彻夜难眠，而一拿起安眠药便会想起可怜的艾霞，她的泪水濡湿了一条又一条枕巾。当时，黎莉莉在拍片现场亲眼目睹阮玲玉服药自杀的忘我表演，内心受到强烈的震憾。事后，她问阮玲玉：
“你在表演吞服安眠药的刹那间，心里想些什么？”
“很不幸。我也有过相似的遭遇，只是没有死成。我在演这场戏时，重新体验了自杀的心情。在自杀的刹那间，心情是万分复杂的，我想摆脱痛苦，可是反而增加了痛苦，有很多人的面孔浮现在眼前，其中有你最亲爱的人，也有你最憎恨的人。”
《新女性》一片剧本好，导演棒，演员尤为出色。它准确地戳中了反动势力的痛处，因此公映之后，广大观众深受感动，争相观看，而反动当局、黄色小报和“软性电影”的主将们则对它恨之入骨，欲将《新女性》及其主创人员置之死地而后快。尤其是“狗仔队”，他们发现自己的丑恶嘴脸全然暴露在银幕上，犹如毒蛇被打中了七寸。他们联合起来，一个个带着苍蝇的脏，却配着黄蜂的刺，要作狠狠的报复。他们使出撒手锏，抬出记者公会与“联华”抗衡，蛮不讲理地提出三项补救条件：
一、联华影片公司登报向全国新闻记者道歉；
二、保证以后不得再有同样事件发生；
三、将《新女性》影片内有意侮辱新闻记者的部分截去。
然而，《新女性》的导演蔡楚生、编剧孙师毅根本不吃这一套，对记者公会提出的蛮横条件不加理睬。碰了这个硬钉子，记者公会索性封杀“联华”的电影广告，这就叫釜底抽薪，他们深知宣传是电影的命脉，断了这条路，不怕那些硬骨头不乖乖就范。最终，“联华”董事会考虑到公司的利益，背着蔡楚生、孙师毅等人，向记者公会作出了妥协和让步，删除了影片中黄色小报记者的若干镜头，还在报章上公开道歉。
尽管此片挨了剪刀的阉割，但阮玲玉含泪出卖肉体，为救女儿，决心“做一夜奴隶”的那场戏，仍催人泪下，阮玲玉的魔力丝毫未减。
《新女性》致残之后仍然受到欢迎，那些黄色小报的记者岂肯善罢甘休？既然拿蔡楚生和孙师毅没办法，他们就掉转矛头，将阮玲玉当作攻击标靶，“因为她颇有名，却无力”。他们大肆披露阮玲玉的“秽史”，还怂恿张达民状告她单方面撕毁“婚契”，卷走家财，与人通奸。正如鲁迅先生在《论“人言可畏”》一文中所说的那样，“她额外的被画了一脸花，没法洗刷”。阮玲玉本已心灰意冷，黄色小报的恶意炒作更无异于雪上加霜，当她收到法庭的传票，必须于1935年3月9日到庭聆讯，去遭受她最害怕遭受的羞辱，她还能不自寻短见？
舆论的无影刀比张达民的讹钱和唐季珊的负情更为伤人，那样的痛又岂止是切肤之痛！舆论比铁扇公主手中的魔扇威力更大，它能煽动整个社会去敌视、奚落、嘲弄和辱骂一位无辜的女明星，齐声发出魔鬼的磔磔冷笑，坐实她是可耻的荡妇，是罪不容诛的祸水，使她永世抬不起头来，直到将她完全废了，将她彻底毁了，才肯罢休。阮玲玉爱惜羽毛而又无拳无勇，作为天鹅，她怎能忍受粪水浇身的凌辱？
一犬吠影，百犬吠声，这位“新女性”听见了满世界都是同调的狂狺，她不想再活在这尔虞我诈、充满阴谋和罪恶的人世间，她要走“时代女儿”艾霞所走的那条不归路。就在离开庭还有一天多的“三八”妇女节的前夜，她将三瓶安眠药搅和在面条中囫囵吃了下去。在《新女性》一片中，女主角韦明临死前发出了愤怒的呐喊——“我要活，我要报复！”阮玲玉则选择遗书的形式，控诉凶手的恶行——
我不死，不能明我冤。我现在死了，总可以如他心愿；你虽不杀伯仁，伯仁由你而死。张达民我看你怎样逃得过这个舆论；你现在总不能再诬害唐季珊，因为你已害死了我啊。我现在一死，人们一定以为我是畏罪。其实，我何罪可畏？因为我对于张达民没有一样对他不住的地方，别的姑且勿论，就拿我和他临别脱离同居的时候来说，还每月给他一百元。这不是空口说的话，是有凭据和收条的。可是他恩将仇报，以怨报德，更加以外界不明，还以为我对他不住。唉，那有什么法子想呢！想了又想，惟有以一死了之罢。唉，我一死何足惜，不过，还是怕人言可畏，人言可畏罢了。
阮玲玉心地光明，无罪可畏，却又担心外界不明，人言可畏，所以要一死了之。这封遗书显得逻辑不清，思维混乱。第二封遗书的破绽更多——
季珊：我真做梦也想不到这样快，就会和你死别，但是不要悲哀，因为天下无不散的筵席，请你千万节哀为要。我很对你不住，令你为我受罪。现在他虽这样百般地诬害你我，但终有水落石出的一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看他又怎样地活着呢。鸟之将死，其鸣也悲，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死而有灵，将永永远远保护你的。我死之后，请代拿我之余资，来养活我母亲和囡囡，如果不够的话，请你费力吧！而且刻刻提防，免她老人家步我后尘，那是我所至望你的。你如果真的爱我，那就请你千万不要负我之所望才好。好了，有缘来生再会！另有公司欠我之人工，请代我收回，用来供养阿妈和囡囡，共二千零五十元，至要至要。另有一封信，如果外界知我自杀，即登报发表，如不知，请即不宣为要。
这两封遗书同为谴责张达民，并无一词怨及唐季珊，还把他视为托母托孤的对象，读者不免颇感蹊跷，不解她何以面对一个并非迈不过去的高坎而要轻生，给爱人、母亲和养女留下难以平复的伤痛。阮玲玉的性格固然脆弱，但只要她心里还有爱，还有希望，就绝不至于轻率地踏上不归之路。
所幸天下自有挖掘史墓的高手，上海作家沈寂便是这样一位有心人。他对两封遗书的真实性大胆质疑，认为遗书的提供者唐季珊暗藏了猫腻。当时，唐季珊在电影界人士的催促下，先是拿出一份字迹潦草的“告社会书”，署名“阮玲玉绝笔”。一些熟知阮玲玉的电影界同仁认定她另有遗书，因此一再追问，唐季珊迫不得已，在阮玲玉大殓之后公布了第二份“遗书”，仍是一味地谴责张达民，对唐季珊则充满歉疚和不忍诀别之意。沈寂认为疑点有二：其一，阮玲玉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