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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邓丽君内心创伤未愈，即飞往东京，接受全新的人生考验。
在“宝丽金”公司总裁三谷清的眼中，略施粉黛的邓丽君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之美，她面如满月，身材高挑，玉腿修长，明眸善睐，笑意吟吟，娴静而不失活泼，乖巧而不失稳重，浑身充满了青春的热力。以其行家的眼光看来，这的确是一块上佳的璞玉。
不过，宝丽金公司的要求很严格，对签约歌手一视同仁，只认实力，不认虚名，尽管邓丽君在香港已经红透半边天，但她在这家公司却被当作初出茅庐的新手对待，同样要接受测试。邓丽君险些没过第一关，她在NHK电视塔里录制那曲《今晚或明天》时，也不知是心情紧张，还是状态低迷，唱得相当糟糕，她自己也觉得不忍卒听。结果，宝丽金公司的决策层对签下邓丽君大感懊丧。日本人办事一向急功近利，如果他们认为签约歌手不能短时间内为公司赚回大捆大捆的钞票，便觉得做了一桩赔本生意，对歌手的态度就会立刻降温，变得十分冷漠。所幸邓丽君一生都有贵人相助，与宝丽金唱片公司渊源颇深的渡边娱乐公司总经理渡边正一慧眼识才，他认为邓丽君录制此曲时大失水准，是由于拘谨所致，各位决策人大可不必这么早就意冷心灰。他还当场表态，邓丽君受训的事刻不容缓，若宝丽金公司授权，渡边娱乐公司愿意全额资助。这个方案对三方都有利，宝丽金公司省了钱，又可以坐观其效，何乐而不为；邓丽君的深造有了保障，达到了目的；渡边娱乐公司也将继推出歌坛巨星陈美龄之后再次推出歌坛巨星邓丽君而在日本享有盛誉，确立权威地位。
如果说邓丽君的启蒙老师常荫椿够严格，那么她的日本老师山田茂则可算极其严厉，他最拿手的绝活——“招牌菜”——便是魔鬼训练。在邓丽君眼里，这位脸膛黧黑，满面胡茬的日本先生不太像是声乐教授，而像是一位目露凶光的杀手，在一群如花似玉的学生簇拥下，这种印象又不免有点滑稽。头一次，邓丽君吟唱的“和歌”便不及格，山田茂才不管她是不是港、台地区的红歌星，而是用冷冰冰的语气毫不留情地当众批评她连浅显的乐理和表演常识都一窍不通。在众目睽睽之下，邓丽君羞愧难当，恨不得找个地洞钻下去。山田茂清楚邓丽君的天分和悟性极高，但响鼓也要重棰擂，决不可节省力气，这就是山田茂作为明师高人一筹的地方。他指出，邓丽君的音域本来相当宽广，却因为发声不得其法，致使唱腔狭窄。此外，她还有更大的毛病，为了哗众取宠，故意拉高尾音，触犯了歌唱者的大忌。对于日本老师的狂批猛训，邓丽君虚心接受。学日语更是下足了苦功，她硬是凭着自己的语言天资，把这道高坎顺利地迈过了。
1974年7月，邓丽君推出大碟《空港》，倾倒日本歌迷，该唱片突破70万张的发行大关，乘着这股强劲的冲击波，她又在日本“红白歌会战”中一举夺魁。第二年，她的人气指数继续飙升，大碟《岛国之情歌——第一集》获取日本“第十八届唱片大赏”和“新宿歌谣祭”的新人奖，其他的奖项（“十大歌星奖”、“银接奖”、“银禧奖”）也被她包揽。邓丽君的锋头一举盖过陈美龄而成为歌坛的第一新宠，连日本同行也不禁惊呼：“邓丽君的黄金时代来临了！”日本头牌女歌星小林幸子很难望其项背，只能瞠乎其后。
自从朱坚飞机失事后，邓丽君便将“爱情”二字暂时搁置在一旁，但记者不可能放过这一敏感话题，总是打听她的择偶条件是什么。邓丽君的回答相当聪明：“嫁给谁，那是缘分。我从不羡慕豪门。如果碰上一个男人真好的话，有没有钱倒没关系。只要大家在一起觉得开心，就可以了。”后来，在香港的一次酒会上，一位相熟的女记者专门询问邓丽君的择偶条件。正碰上这位歌后神清气爽，对谈婚论嫁的话题并不避讳，她当场开列出的择友条件是：“第一，我未来的夫君不一定非常英俊，但是起码他站出来要像样；第二，不一定要是大富翁，但起码要有足够维持下半生的生活积蓄；第三，年龄太大和太小都不行，最好比我大八岁左右！”事情果真能如此格式化，如此简单？邓丽君现在名噪亚洲，对方若没有与之相配衬的金钱、地位，又怎么可能有底气与她拍拖？只怕一走近她，小腿就会发软。那段时间，邓丽君与男演员秦祥林有过亲密接触。在台湾电影圈中，秦祥林一直被另一位本家大哥秦汉压得透不过气来，演戏他不如秦汉好，神通也不如秦汉大。他苦苦追求玉女林青霞，林青霞却一头扎入了有妇之夫秦汉的怀抱。于是，他为了排遣愁怀，转而追求邓丽君。这种恍恍惚惚没根没底的感情绝不可能有美满结局。没过多久，秦祥林就公然与另一位台湾女演员萧芳芳双宿双飞，留下邓丽君独饮苦酒，暗滴苦泪。
女明星难以快乐，表面看去，她们俨若天神，处处享受众星捧月的待遇，交游虽然广泛，朋友圈子却相当狭窄，而且过于封闭。邓丽君口口声声说不一定找阔佬做男朋友，但差不多每次找的都是富家公子，似乎不能自圆其说，却又在情理之中，她那个圈子只与有钱人形成对应，她的好友何莉莉嫁给富豪赵世光已在前头立下了光辉榜样。秦祥林之后，邓丽君的男友是马来西亚华裔富商林振发，他百分之百符合她的择偶条件。
四、仍是好梦难圆
1973年春天，邓丽君在吉隆坡“五月花”大舞厅演出了一个多月时间，也就在此时，事业一帆风顺的林振发与邓丽君一见钟情。他觅得闲暇，陪伴邓丽君徜徉于热带的雨林之中，畅游于蔚蓝的大海之上，银色的沙滩，充足的日光浴还驱车前往吉隆坡郊外绿茵茵的高尔夫球场，潇洒挥杆。一个月的时间过得太快了，分别时，两人已难舍难分。邓丽君是纯真女子，林振发也是豪爽男儿，他们互诉衷情，毫不忸怩。在吉隆坡希尔顿大酒店的盛大鸡尾酒会上，林振发与邓丽君情怀款款，舞姿翩翩。一曲既罢，回到柔和的灯影里，林振发从西服口袋中掏出一只精美的小锦盒，将一枚镶嵌着莹莹宝石的铂金戒指轻轻地扣在邓丽君的食指上。昔日朱坚未曾抓紧的缘分，今朝林振发能否套牢？
在日本受训期间，邓丽君经常打电话给林振发，或向他倾吐相思之苦，或请他传授一些为人处世的秘诀。他们抱着话筒，总是有煲不完的电话粥，他在数千里之外帮她解脱了孤独和寂寞。林振发与朱坚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他同样支持邓丽君的事业，关心她的前途；他同样像知心朋友那样与她推诚相见，及时给她指点；他同样温文尔雅，涵养极佳；他同样洁身自好，不赌不嫖；他同样爱她胜过一切，富于牺牲精神。邓丽君爱林振发，又何尝不是在爱另一个朱坚！1975年旧历年，林振发赴台北拜访邓丽君的父母双亲，赢得了邓家全票通过，也就在那时，邓丽君发誓：
“我这辈子，非林振发不嫁！”
为了演唱事业能有突破性进展，邓丽君将婚期一再拖延，林振发从无异议，这一点尤其令她感激。好友麦灵芝却对邓丽君的做法不以为然，这位独身女导演认为，五年多的时间不算短，即使是一块玉石握在手中也该焐熟了，何况是一份爱情，莫非事业真的高于一切？麦灵芝甚至不惜以自己为反面教材，证明女人干得好，还要嫁得好，否则幸福根本无从谈起。邓丽君总是执拗地说：“再等一段时间又有什么关系？我又不会插着翅膀飞走。”然而，邓丽君能等，死神却不能等。
1978年，又是一个酷夏，又是一个噩耗，林振发因心脏病猝逝于新加坡。邓丽君竟没能见到情人最后一面。这一次，她被彻底击垮了，婚期就定在9月啊，连婚纱都准备好了，可还是迟了一步，她与林振发又是有缘无分！上回，朱坚的死讯她是从电视上看到的；这次，林振发的死讯则登在《星岛日报》上，每个字都像毒黄蜂一样扎眼！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
愁堆解笑眉，泪洒相思带。
那段日子，她彻底颓唐了，情绪一落千丈，自觉滴滴苦泪都是毒药，将要毒死自己的心灵。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仅有事业并不幸福”，她终于信服了好友麦灵芝的这句话。林振发的母亲十分明理，她强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内心惨痛，劝邓丽君节哀顺变，早托良媒，另择佳友，不要耽误了宝贵的青春。邓丽君报之以苦笑，她说：“哀莫大于心死，林先生年纪轻轻，好端端的，说走就走了，我的心早已随他而去。如今再要我去爱另一个人，那真是比登天还难！”
纵然是登天，朋友们仍然要帮她登，万众仰慕的天后歌星怎么可以枯谢于香闺中，不做新嫁娘？可是一时间邓丽君心如古井，任由八面来风，却激不起丝毫波澜，她拒绝了许多爱慕者的美意，有人能理解她的心情，也有人怀恨在心，台湾外交界的“才子”陈之栩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是一位出身豪门的公子哥儿，曾留学于美国名校康乃尔大学，获得国际公法和外交硕士学位，回台湾后即受台湾国民党当局重用。按照媒人的说法，这可是一位不可多得的重量级选手。但邓丽君给出的拒绝理由有点让垂涎已久的陈之栩难以消化，那就是：“我今生不想找政界和军界中的官员做丈夫。”为什么？她不愿多作解释。
山水有相逢，怀恨在心的陈之栩还真逮着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狠狠地摆了邓丽君一道，害她遭受了7天的牢狱之灾。
林振发猝死后，邓丽君的精神接近于崩溃，不得不息唱一年多，以疗复心中的痛楚。歌坛并没有忘记她，1979年深秋，渡边正一来信鼓励她年底去日本开大型演唱会，便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契机。又巧又不巧的是，何莉莉介绍南洋一位富商与她认识，阴差阳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