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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印象最深的，是通往希腊厅的走廊。整个长廊从上至下，是用金粉彩绘的圣经全集故事，它让我们想起了北京颐和园的长廊，很有异曲同工的亲切感。我们选择了在那里集体留了张合影。
时间有限，我们无法细细品味，只能算是走马观花地参观了一遍，很有些遗憾。匆匆告别了冬宫，顶着烈日，我们赶往另一个宫殿——夏宫。
夏宫，位于涅瓦河对岸。比冬宫早建40年（1710年），它是一座两层楼的私人宅邸，一层属于沙皇，一层属于皇后。窗上绘制的图画都取材于神话传说，也包括一些关于北方战争的比喻性的图画。夏宫的一些设施保存完美，风采依然。而最吸引我们的，还是夏园。据说，夏园是圣彼得堡最古老的花园，园内绿树成荫，园林修剪得极好，我用自带的相机给同事们拍了几张照片，背景精致得就像是印制的明信片一样。园林中有两个方正的喷水池，池内、池旁都配有威尼斯式的雕塑，最为著名的是童话寓言家伊万·克雷洛夫的雕像。
穿过夏园，进入到彼得豪夫大宫，一下子，我们被眼前的壮观的喷泉“震”住了。
呈阶梯状的喷泉，没有任何动力设备，完全靠水的自然落差而造成，五十个神态各异的镀金雕塑，以不同的姿态作为喷口，整个大宫在水声中显得格外气度非凡，这座在一片水中的金色宫殿，令人叫绝。而站在大宫的顶部凭栏远眺，泉水汇集深处，直入大海，更有一种天地融合之美。
整个下午，我们的拍摄一直没有停下来，我换上了一件印有俄罗斯风情图案的白色T恤，配了一条黄绿色的马裤与高靴，我们不停的换景，恨不得把所有的美丽都收入到镜头。
回酒店的路上，我们都在为这一天有些走马观花的游览而感到遗憾。
我突然想起曾看过的一篇文章，叫《建筑的灵魂在那儿？》，当时觉得有些费解，心想北京的故宫、北海不是保存得好好的吗？可现在，我明白了。冬宫、夏宫给予我们的感慨，不只是雄伟的建筑，更多的是来自那些代表着俄罗斯文化艺术的作品，它们原原本本地留在那里，向我们显现着历史当年的风貌，它们给予了建筑灵魂。而我们许多地方的名胜古迹，它们的魂在哪儿呢？
第一部分：想象篇—重返俄罗斯莫斯科日记
今天，是拍摄的最后一天，拍摄地点是莫斯科民族科技国际展览会场，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巧合。
十年啊！日子真的快得吓人。十年前，我曾来过这里，并且在国际友谊喷泉前留了一张影。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当时自己是怎样地怀着兴奋的心情，借到别人的相机，拍下了这张留影，笑容灿烂。今天，我特意挑在十年前的同一地点，让冯海给我拍了一张照片，我想看看自己十年的变化。
普拉片出来了，他说：很酷！而我，心里却有些异样，就像当时的天气，阴沉沉的，很重。
回到酒店，我一直在看照片上的自己，思绪却在十年间穿梭。
十年前，我穿着妈妈为我织的一件白色毛衣，真的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温暖是在心里；十年后，我有专业造型师订制衣服，时尚对我却如过眼烟云。
十年前的那天，虽是冬季，阳光却少有的明媚，不知世事的我满脸天真，风华正茂；十年后的今天，虽是夏季，却是阴雨；就像我走过的这一路的风风雨雨。
十年前，那样的天真单纯，生活的目标只是为最基本的生存努力，能生存就快乐；十年后的我，生存早已不是问题，金钱给生活带来了莫大的改变，却买不回过去，找不回那种简单快乐的感觉。
看着自己十年前和十年后在同样一个地方，同样的背景下拍摄的两张照片，却是不同的心境，不同的感受。当时的那种欢喜、兴奋与满足感，真的是难以言表。现在想起来，依然记忆犹新。那种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单纯得不能再单纯的生活，却带给了当时的我怎样的快乐。
十年前，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拍摄留影的地方，十年后还可以再次回来。我也不可能想到，自己能住在当初不敢奢望的宾馆里，更有这么多的同事为自己的写真集忙碌着。买一双最新款的运动鞋对我来说已是小儿科的事情，可我却没有了当初的那份欢喜，我知道，我再也找不回当初那种怀揣单纯期望的心情。
一切还恍如昨天，可生活却已走得很远。我发现，失去的与得到的其实永远也不可能找到一个平衡点。在时过境迁之后，许多事情都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惟一没有变的，就是照片上我身后的十二座雕像，依然是金光闪闪，给人希望。
第二部分：沉默篇—我不是“阳光男孩”“被迫”辞职（1）（图）
上海戏剧学院毕业那年，我得到的毕业评语都是：形象好，演戏好。这让我很意外。因为当时我们班是学校的优秀班，虽说我的专业成绩在班上一直比较突出，但我自己觉得平时排戏算不上是最认真的那类，没想给老师们留下的印象还都不错。心里确实很美。
拿到了好的评语，我就开始考虑我的分配问题。考上戏的时候，我的愿望就是，毕业后能进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下面简称：上海人艺）。我想，这个愿望在当时，应该是所有上戏学生最大的愿望，因为从专业对口的角度考虑，进上海人艺当然是最佳的选择（不像现在学话剧的学生，拍影视剧多了，也可以分到上影厂）。另一方面，学校里许多师姐师哥毕业后都去了上海人艺，我觉得能进这样的单位，熟人比较多，会没有陌生感。于是，我将自己演过戏的一些片断，毕业评语以及参加演出过的剧目制作成一份毕业档案，亲自送到了上海人艺，其他的单位我没有送，也没有考虑。
我记得面试的那天，上海人艺的领导都来了。一切很简单，只是例行公事地问了几个问题，然后他们说：你的戏我们都看过了，形象不错，其他方面都不错。然后让我回去听消息。人艺的回执很快就送到了我们学校，回执的内容大意是通知学校，人艺愿意接受你们学校的某个毕业生。因为我是上海户口，上海人艺跟我签了五年的合同。五年合同规定，如果我要离开单位，按每年一万元钱交给单位。
第二部分：沉默篇—我不是“阳光男孩”“被迫”辞职（2）
就这样，1999年9月我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获得了表演系学士学位。11月顺利分入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进入上海人艺的第一年，我参加排演了一部以澳门回归为题材的朗诵剧，单位安排我在其中担任了一个跑龙套的角色。朗诵剧去了很多地方演出，我在每场演出中只有两句台词，基本上来说属半闲人。从澳门演出回来，没多久，我在校时主演的《永不瞑目》开始在各地电视台播出，反响很好，电视剧一下子火了。一个月后，各种影视剧导演、制片都来找我，我一下子忙起来。按照院里的规定，凡参加外单位拍摄的演员，每个月必须向单位交劳务费。我也不例外。尽管我在单位属于闲人，但也必须用这种方式来换取自己的自由时间，不然单位是不会放你的。只是单位没想到，我会一下子火起来，一连有几部戏找我，一部接着一部，完全没有空档期。
这时候，单位领导也开始注意我，给我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回来？说单位给你量身定制一部戏，决定由你来主演。语末，领导特别提醒了一句：“你也是我们单位的人啊！”我一听当然明白什么意思，回答说：“行。我会回来演的，上海人艺是自己的单位嘛。”
影视剧一部接一部地拍，实在是抽不出整段的时间。在无锡拍《包青天》的时候，单位又给我打电话，并派了一个人过来告诉我，说单位给你选了一个剧本《牛虻》，剧本很好，你来主演。当时《包青天》已让我拍到体力透支，于是就跟来人商量，等我看完剧本，再具体定时间行不行。我这样说是有我的考虑的，我担心单位只是想借用我的明星效应，随便找一部戏，而我只是露个脸而已。可来人态度很生硬，说：就这样定了。我说：不行，不行，你先别和领导说我一定出演，我还定不下来呢！可没想那人扔下一句话：就这样定了。然后转身就走，让我愣了好半天。
又过了几天，单位给我打电话：“我们决定《牛虻》这部戏的男女主角由你和鲍蕾来演。”我一听让我和鲍蕾出演，心想完了，果然是为了炒作。当时的念头就是，我肯定不能这么演。电话那头问：“有没有档期？”我说：“没有时间。”（其实我当时也真的没有时间）可我万万没想到的是，这出戏会与我的“辞职”联系在一起。
《牛虻》是爱尔兰女作家艾·丽·伏尼契的作品，这个剧的内容大家都很熟悉（据说，梁羽生写《七剑下天山》这个剧本的时候，就很受这部作品的影响）。总之，这部戏最后上海人艺没有能承办下来，主要原因是单位没有人能把这个剧本改编好。所以这个剧本最后送到上戏，由我们上戏重新改编由毕业班的学生出演。其实原因是这个戏“上海人艺”没办法接下来，可他们对媒体说的理由却是：陆毅不想演，所以我们这个戏就只能这样（当时上海的报纸这样报道）。关于这些报道，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很是委屈。这个戏上不了，跟我不主演有什么关系？我一直只是单位一个跑龙套的演员，一不小心在外火了，责任就落我头上了？这也太没道理了呀！这事过去后不久，我拍完《包青天》回到上海，单位领导给我电话：陆毅你来单位聊一次吧。我知道是要找我谈话，我就回了单位。
第二部分：沉默篇—我不是“阳光男孩”“被迫”辞职（3）
一进院领导办公室，杨少林院长很客气地让我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