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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这么撑了一个月后，我终于撑不住了。有一天，照例是拍棚内的戏，拍到凌晨四点，终于能收完工了。大家都累了，一拍完，发电车就关了，没了灯，那还能卸妆。我换了衣服，带着妆，头套还不能卸，就跟着大伙往出口走，准备返回酒店。刚走出无锡拍摄场景地的大门，突然感觉头又重又疼，身体虚得像是被掏空了一样，眼前一阵一阵地发黑，我知道自己挺不住了，忙喊小军扶着我走到墙角。我感到胃里一阵翻山倒海般的痉挛，我大口地呕吐起来。因为什么也没吃，肚里也没有什么东西可吐的，就这么干呕，吐了半天，什么东西都没吐出来。等那阵剧烈的恶心过后，我晕沉沉地被小军扶进车里，送回宾馆。回到宾馆，我对小军说，你给监制打电话，说我要休息两天，什么人都别来找我。
第二天，监制来敲了我的门，我一点感觉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听见。这一觉，我睡了整整两天，第三天醒来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活了过来。也是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什么叫内分泌失调。我知道自己的身体没法再撑下去了，就给家里打了个电话（那时我还没有经纪人），我对我爸说：我拍不动了，我想回来。我爸一听，问我要了电话，马上给主管人打去。我父亲是知道我的，如果我不是实在挺不住，决不会说“不”字。所以，当时他在电话里语气完全是愤怒的，他对剧组主管说：“你们还把人当不当人用啊！明天我就把我儿子接回来。”
就这样，强行休息了两天。那时年轻，底子好，所以一休息好，就觉得人也缓了过来。监制来看我，和我聊天。当时的那位监制，非常有名气，周星驰的大部分戏包括《少林足球》都是他监制。我们聊得非常愉快。我知道他的心思，就对他说：“我没事了，再开始吧。”他很抱歉地对我说：“出了这样的情况，我们真的对不起，我们也没有想到，你要是早点和我们反映作些调整就没事了。一二单元你的戏确实太多，第三单元我们就不写你的戏，你好好休息一段时间。”我说：“那太好了！”这样，在第三个单元中，我就只演了一下配角，几乎全是任泉的戏（他扮演的是孙公策），等到了第四单元才又写我，第五单元再写展诏。这样我交叉的在第三单元和第四单元中表演，感觉就轻松多了。
第二部分：沉默篇—我不是“阳光男孩”《包青天》让我“呕吐”的一部戏（3）
后来，我和任泉熟了。有一次，我们聊天，聊到拍《包青天》的时候（在学校时，任泉读大三，我上大一，但在上戏上学的时候，我们并不熟。），任泉对我说：“小陆，你那个时候拍戏怎么那么厉害，每天那么熬，我没见你睡过觉。”我半玩笑半认真地对他说：“师哥，你是我师哥，你那时不喊累，我怎么敢喊累。”任泉一听大叫道：“你是主角，你扛着，我也得扛着呀！” 当然这是后话。
不过，尽管这部戏是我拍戏以来最累的一部，但在我记忆里也是最难忘的一部。因为在《包青天》剧组里，大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是份难得的收获。
我记得杀青前的最后一场戏，是我一个人的戏。内容是我从船上摔到湖里。我清楚地记得，那天，先是试拍，我“摔”一次，浑身湿透地上来，到化装间补装，然后等实拍时再重“摔”一次。
当我湿漉漉地走到化装间门口时，我没想到在《包青天》里演王朝、马汉、展诏的几个兄弟那天都来到了现场。他们站在我化装间的门口，什么话也没说，只是默默地看着我，看着我补妆，看着我拍完最后这个镜头。然后大家一起回到宾馆。那天，大家始终没有说一句话，可我心里特别的感动。我知道，大家心里都藏着同样一份不愿说出口的心事：戏拍完了，我们兄弟几个就要……当时的那份沉默，那份难以表达的感动与不舍，几年过去了，仍让我记忆犹新。
有趣的是，第二天，大家去机场，才发现都回上海。（当时在戏组，大家可能是因为相处了几个月，都忘了其实这些哥们，大多都是上戏的校友。平时人都在上海，聚会其实是很容易的事。）于是，商定到上海后大家一起聚聚。
第二天的聚会，大家都玩得很疯，喝了很多酒。尽管如此，还是觉得少了点什么似的。或许在心底里，大家更喜爱的是那份“此次一别，从此天涯”的壮士豪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