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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这种症结所在就在于：第一，国家未能给予一切私人财产同等待遇、同等保护。官府不尊重百姓的财产权，任意征用百姓私有财产，因此，百姓不断失去土地，而土地兼并无法遏止。第二，国家试图把百姓永远束缚在土地上、不准他们另谋出路阻碍了商业的发展，使天下越来越不稳定、土地成为所有矛盾的焦点。第三，最关键的是，由于百姓无权选择政府，使得官府逐渐变成在百姓头上拉屎拉尿的祸患。寄希望于政府定期调配土地或者“薄赋轻徭”减轻百姓负担，都无异于缘木求鱼。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找到症结所在，我们到底是要当皇帝千秋万代，“天下财富俱为我用，世上黎民均为我仆”，还是要给百姓谋福利，找活路，这是根本。
我希望大家不要再在其它问题上纠缠不清了，我们的任务就是打碎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大家还是在这方面多动脑筋吧。”一番话下来我慷慨激昂，所有人都不再言语了，显然我所说的有些过于超前了，这些人一时间没有办法消化理解。
“好啊，说的好，元度的见解我自愧不如，虽然他的话有些我不太明白，但是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徐光启第一个对我表示支持，有他这样的元老级人物给我押阵我心里稍稍有了底，因为我所提出的改革方案难免会触及很多人的利益，这是和这个时代相违背的，专制主义在中国不仅早熟而且特别长寿。
虽然先圣们自古就有“取于民有度”之类的训诫，但这类“民本”思想早已被专制主义驯服，沦为帮凶。正如魁奈所说，“在君主专制的国家里，最关心的一件事是任意向国民征税；这种征税看来并不服从于自然规律所规定的规章或限度”。所以，如果“民”仅仅是事实上的国家之“本”，而不能作政府之“主”，即人民无权选择政府、无权决定政府的规模和功能、无权决定税则，那么，就没有什么可靠的力量能够防止依靠人民税赋养活的政府演变成“天下财富俱为我用，世上黎民均为我仆”的权贵集团。历史从反面证明：没有专制主义的彻底终结，就没有财产权和自由。
第八卷 东征西讨 第二十一章 土地革命（下）
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靠的是资产阶级的推动，但是在中国，所谓的资产阶级刚刚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虽然我提倡工商，但这就不等于我就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中国的问题远不能像西方那样解释。
中国的问题在于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制度，虽然我有决心彻底的葬送它，可是就如同一棵大树，已经根深蒂固，绝对不是依靠几个政令，几条法规就能实现的，就好像一谈到今后的发展，这些人就劝我称帝一样，可见封建思想是多么的顽固。
“先生，你说的这些虽然深奥难懂，但是我们认为先生以一定有先生的道理的，但不管怎么说，现在整个天下都在翘首以待，北方的军民时刻盼望先生早日称帝，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只有先生称帝，各项政令才能顺畅，天下方可臣服，所以在先生提出土地政策之前最重要的莫过于称帝了！”邓希贤说道，立刻赢得了所有武将的支持，这些人别的方面插不上话，可是一说道称帝，可就都开始鼓动了。
“邓大人说的是，先生的身份地位一日不确定，我等一日不心安，这偌大的江山若是没有先生，别人很难坐住，再说我等奋战也均因感念先生赏识之恩，若是给他人作嫁赏，我等万万不同意。”佟养性率先说道。
“佟将军说得是，望眼天下我螯拜仅敬服先生一人，我女真若是没有先生必受他族欺凌，我们绝不屈居人下。”螯拜傲然道，当然他这是代表女真说话，多尔衮兄弟尚在天山，所有北方大员只有他一人是女真，肯定要给女真人争一席之地的。
“对，我们蒙古人向来只敬重英雄，只有先生才配坐天下的可汗。”另一名蒙古将领也说道。由于我公正的民族政策。使得蒙古女真这样的“异族”有了生存之地，一旦我将皇位拱手认人，最担心的就是他们，所以这些人简直就是不遗余力的鼓动我登基。
其余北方将领也在鼓噪，一时间似乎所有的人都恨不得我当皇帝，当然我明白他们是希望我当皇帝以此来继续占有胜利果实，保证北方各族群的利益，这时的北方政府绝对不是我刚到朝鲜那阵子了，各利益团体看似相安无事，然而一旦我不在这个位置上。说不准就互相倾轧，回前只有我能保证各方利益地均衡。一旦这个均衡点打破。天下或许会重新卷入动荡之中。尤其是军队一直被我牢牢地抓在手里。我不在，相信也没有人能掌控这样强大的武装。
“都静一静，登基的事好说，假如大家真的希望我来领导，我会考虑大家的意愿的，若无贤能李某当仁不让，你们也知道这是一件苦差事。一旦登基我可就没有现在这样逍遥自在了。”我愁眉苦脸的说道，众人具都大笑。
“先生，您可前千万别再弄什么前明遗孤了，我们可受不了，还是你做皇帝的好，大家都跟着沾光。”佟养性说道。
“元度，大丈夫以天下为已任，万不可贪私欲而忘公利，如今天下大乱以十数年，百姓生活因顿，仅北方现在日渐好转，且不可沾沾自喜，应以百姓为重，既然登基已经是形势所趋，那么也就没有必要扭扭捏捏，你曾提出的君主立宪我看就是不错的办法，何不效仿之，当开华夏之先河，造福万世。”徐光启严肃地说道。
“是，老师，学生谨记老师的教导。”我恭敬地说道，记得刚认识徐光启地时候，他总是以我地老师自居，久而久之我已经视他为师了，我不在朝鲜的这几年，正是因为有他和李之藻坐镇，才一直欣欣向荣，在学术上逐浙生出百家争呜的景象，可以说是他缔造了朝鲜文化的精神，使之和汉文化更加融合孕育出北方文化的雏形。
……
随后的日子所有人都紧锣密鼓筹办我的登基大典，而我则专心起草新地土地纲领，在新土地纲领中，我首次提出天下土地为天下人之土地，即归国有，而国家亦为天下人之天下。
具体的土地措施是所有占领区土地一律收归国有，由国家根据人口数量和当地土地情况重新划分，对待地主的土地则采取较温和的政策，国家可以根据其土地的多少一次性或分期给与补偿，或者是鼓励他们在公平自愿的前提下建立农场，国家将给予适当的补助。
当然土地纲领还有细则，包括土地的使用权每50年核查一次，凡有新生儿出生及老人病故等都依照纲领进行调整，确保耕者有其田。同时政府鼓励农民自动放弃土地进入城市工作，对这样的人将会采取更大的优惠政策帮助安置，并给予优厚的补偿费用。
整个新法案整整讨论了半个月，在各方人士的协调下终于出台，与此同时北方政府正式迁往南京，各部都在紧张的筹建，建国之日不断临近。
对于国号的确立众人意见分歧很大，但我还是力排众议摒弃传统年号庙号等，将之命名为中华民国，以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民族、民权和民生主义”作为国策。民族主义要求中国民族解放，各民族平等；民权主义要求主权在民，建立法制国家，人民拥有政权，政府只拥有治权，实行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分立；民生主义要求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节制资本。
是否采用三民主义我思度了良久，中国的情况和外国不同，更何况现在还没有任何国家进入资本主义阶段，事实证明历史的车轮是不容改变的，更不可能一跃从封建制度进入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在很长时间还是会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尽管我本人是枉热的大汉民族主义者，并且身受共产主义教育的影响，可是我不能做违背历史潮流的事。
那么中国式的资本主义将采取何种方式进行社会改革，就是我所要面临的最大难题，这时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或许是我最好的选择。三民主义中我将“平均地权”做为核心内容即民生主义，变为我的“社会革命”纲领，通过平均地权实现土地国有，曾经是孙中山先生设计的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此时被我沿袭。近代中国曾经进行的那次资产阶级革命之所以失败，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就是没能掌握强大的武装力量，孙中山先生过于依赖军阀和资产阶级，使得各种纲领未能彻底的实施。而我则不存在这种问题，正是要凭借三民主义彻彻底底的进行一场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革命。北方的商人和工厂主已经为我提供了坚实的保障，所谓的土地政策正是为了获得更广泛而坚实的群众基础。
现在最主要的是启发民智，一改过去的封建传统，让百姓懂得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拿我“登基”的这件事来说吧，众人都希望沿用旧有的称呼，称我为皇帝，我当真听起来十分别扭。
“不行，你们要地都这样叫，这个位子我就不坐了。”说不过众人我干脆耍赖，这些天来众人已经见识了我的李氏赖皮方式，也见识了我的固执，凡是有不合我意的地方我就是死扛，否则就撂挑子。
“那先生你说叫什么好吧！”李岩愁眉苦脸的说道，对于他来说这当真不是一个好差事，这边我提出方案，那边他还要和朝臣们商议，再反馈给我，两项协商，凡遇到矛盾的时候他更遭罪，一会劝这边，一会开解那边，左右为难。
“我还没想好呢，等想好了再说吧！”我一边凭着自已的记忆起草三民主义纲领，一边大摇其头。
“先生，要是这样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