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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可能从来没有沉察出在鸭子池塘旁组织那场羞辱性演示的人。两年之后，他邀请格里奈尔参加第七骑兵团的蒙大拿之行。格里奈尔正被博迪·修穆姆雇用，便以大量工作缠身为由，遗憾地谢绝了这个邀请。要是他原本心里无愧的话，他是会和他的好朋友查利·雷诺尔兹骑马同行的。
不管怎么说，大众喜爱读有关卡斯特的文章。唤起千百万冷漠的民众去关注他的传奇与流浪冒险生涯的动因，也必定导致了无数新闻报导者和艺术家们对他的记述与描绘。确实，“最后的抵抗“如此频繁地再现，使得卡斯特将军在同“乞丐”①竞争了。细想一下，第七骑兵团的覆没惨状有多少次在散文、诗歌与油画中重现？试想一下，经过多少代之后，又会有多少被刻画塑造出来的成千上万的模范骑兵和印第安人！我们可以这样给以评断，老练的“铁屁股”在小比格奥的惨败，必定是可以和拿破仑从莫斯科撤退的等同事件，也是与汉尼拔越过阿尔卑斯山、以及“轻骑旅”的袭击事件相等同的。
①源于基督教《圣经》中的拉撒路乞丐与穷人。
脱夫塔在《古老的西部的艺术家与插图画家》中指出，所有描述这支被击溃的军团的绘画都是蹩脚的。做为一位唯美主义者他是否确实降尊纤贵地对这些作品作了仔细思索，“斯文地嗅嗅被污染的空气……，自然因为它们是虚构的这位历史学家就没有对这些作家们的艺术作品花费时间。同样，这位偏见的爱管闲事的人也不会对它产生多大的兴趣，即便它们是些值得评价的东西。
一些画像几乎与吉尔伯特·斯图尔特绘制的华盛顿画像同样举足轻重了，它们竟被搬上了日历、名信片、啤酒杯——所有可以售卖的物品上。极少数画像甚至相当逼真。那时，大多数人已经知道卡斯特的头发理得很短，可一次又一次，画中的他依旧是一绺飘拂的金黄色长发。他的士兵也没穿蓝制服，这一点不假，在寒冷的天气他们是穿蓝制服，但在炎热的夏天，在这骄阳似火的6月25日，骑兵们都脱下制服并把它们牢牢地捆在马鞍上。在他的外衣下，他应当穿一件灰色的粗劣的套头衫——虽然，有些人依旧穿南北战争时流行的白衬衫，另一些人则穿后来流行的深蓝色的衬衫，还有人穿的是自己买的花格子衬衫。这支军队并非像他们现时这样正规。那时，有经验的参战人员时常穿旧衣服。帽子则比任何衣物更能反映个人的情趣：草帽，法国军帽，市民毡帽——尽各人所好。所以，在1876年，卡斯特的蒙大拿军团确实不大像那些潇洒的身着帆布装的骑兵们。
形象地说吧，第七兵团是由一支具有英一爱尔兰一德国异族特征的杂牌美国军队，一支由有时按当今标准应当从战场退役、或不能委任的军管领导的军队。例如：奥利夫·霍华达将军仅有一只胳膊。吉本和近视眼特理两人都由于南北战争致残而跛“蝗虫”吉姆·布里斯班患风湿病，常常得靠拐杖走路，也上不了马。卡斯特难以对付的对头戴维·斯坦利将军，不管在黄石河岸，还是在其它地方，都是臭名昭著的醉汉。雷奥、本廷以及其他人也都是见了长颈瓶就不要命的人。你会得出这样一个印象——半数白人士兵指挥官，不是残跛，就是酗酒者。他们奇怪的神经病态与固执的窘困状态，难以言说。例如卡斯特在血腥的南北战争中不停地洗手。人们情不自禁地会想象到，这些军官在近代吵闹混乱的场所义务地为他们敌人的死尸加贴标签呢！什么也改变不了，蛇精可能死了，但另一窝卵又已在孵化。
除这些高级军官是这种状况外，许多年轻士官也不是身体强壮的得力人手。那时，戈弗雷是一名中尉，但聋得一塌糊涂。从第20步兵团调来的约翰：库里蒂坦德中尉是独眼，他同卡尔洪一起死于山岭。阿尔杰农·史密斯中尉在南北战争中受过重伤，左臂举不到肩头高，穿军大衣还得别人帮忙。
艺术家们在为第七骑兵团这样的19世纪美国军队塑造形象时自然遇到了难题。一名头发剪得短短的将军，指挥着一帮可能被看作是喝醉的、东倒西歪的无生气的民工，这样的组合当然是不尽人意的。人民大众有权期望他们心中的将军威风凛凛地押舞着马刀，飘扬着亚麻色头发；有权希望他的骑兵是精神抖擞、身着整洁蓝色制服的人，他们狂烈、勇猛，然而却绝望地陷入了古铜色皮肤、肌肉发达的野蛮人的重重包围中，而这些野蛮人戴着插有羽饰的无檐战帽，手中挥舞着战斧。詹姆斯B·弗赖伊将军描述一名典型的夏安斗士时，使用了一个正确的比喻：“他们古铜色皮肤下的肌肉，如同拧纹的一股股粗绳”，遗憾的是在格里内尔笔下则是：“印第安人的著名特征是古铜色的皮肤下，窄小对称的胸骨，丰满而光滑的肌肉。”利比·卡斯特也不总是一个最敏锐的观察家，她在林肯堡也发表了类似的评述，她以那些给人印象不深的二头肌评述了苏人的斗士，说由于他们老是懒散地四处游荡，而把所有的活计都扔给他们的女人，他们的肌肉自然就难以发达。
亚当斯，贝克尔，埃伯，埃尔德，霍斯肯斯，利木万尼，帕克森，拉尔斯顿，鲁斯维吉等美国与大多数欧洲的艺术家，都把印第安人光滑、结实的体格看作是挑战性的有吸引力的题目。
一位叫威廉·卡里的插画家独占鳌头，他的《小比格奥河战役——卡斯特将军的拼搏》独占了1876年7月19日纽约《每日画刊》的整版。完全压缩之后，还是超版了。在奋不顾身的猛烈冲杀中，卡斯特立在中间勇猛地劈杀着，他如璜的眼圆瞪，一只靴子插在一只死去的马的屁股下。他左手中一支手枪不停地发射着枪弹，右手抡着一把大刀。确实，这位英雄被置于最理想的境界中，其画线从他的肚脐斜切——卡里先生毕竟不是一位自学的业余画家。
尽管为了照顾读者的意愿，在这位将军的正前方没有安置那些急驰的红魔，但在勇士的周围各处，圈有无数狂奔急驰的红魔。几名印第安人举着可能被误认为是牧羊人的弯柄杖的东西，显然它象征着一种战棒。蒙大拿的群山已被雷管引爆——这是一幅奇特的画面，易于变得荒谬可笑——这位艺术家无意识地把一出戏剧改编为情节剧了。与此同时，虽然他并没有受过商业营利主义思想的熏陶，但他的绘画却被持续观展了一个多世纪。只要小比格奥在人们心中不会泯灭，它也将随之永存，他创造了样板。
这样说来，卡里曾经是一位深沉的直观艺术家了，但仅可以说，他的创新设计源于事实。他的作品是最先同大众见面的作品，除此之外，还能用怎样的笔触处理这些感人的场面呢？许多画家虽然尝试用各种透视画法表达其意愿，但都未能展示出新颖的独创性。例如，倘若一个人打算描绘一只火鸡——好了，他也就画一只火鸡得啦。
布赖恩·迪皮评述道，19世纪的罗曼蒂克主义者是不注重现实的，所以，纵使现代现实主义者注重事实，可他们仍然会以19世纪的浪漫主义精神潮流探研这一题目。其结果必定会产生些时代性错误的东西来，微小的精调旋纽，会使较大的误差得以调整。
卡斯特的最后抵抗，留下了一个纯洁的神话，他那些穿蓝色外衣的勇士们，如同西洋景里的玩具士兵牢牢地粘在那座山岭上。惠特曼喜欢约翰·穆尔万尼的著作：
我在这幅画前坐了一个多小时，完全沉浸在第一观感中。我可以说它是一幅12×22英尺的的巨幅油画。画幅全被占满，但还没占满……一窝窝蜂拥而至的野蛮的苏人，头戴无檐战帽，如同一股凶猛的飓风，狂怒地骑着矮种马，穿过滚滚烟尘，从画面背景处席卷而来。奇特的众多的肖像！整个西部美国土著人边疆地区独一无二的典型性，无与伦比的英雄史诗，任何书中都找不到如此壮观的情景——荷马的没有，莎士比亚的没有。所有土著。人，所有我们自己，没有比这更崇高的形象！可怖的场景中，大群肌肉发达，古铜脸色的人们，嗷嗷狂叫着，追赶着。死神已控制了这些。然而却无人惊恐，他们英勇无畏，没有人丧失理智，人人都迎着死神顽强地拼搏。……两名死去的印第安人，似赫丘利般紧紧地抓着枪躺在前边，十分典型化！士兵的脸，他们的姿态，一杆杆卡宾枪，宽檐帽，那冒着浓烟的草地；一匹匹圆国双瞪的死马，脸上浮出犹如人类般痛苦的表情；还有那画面背景中头戴战帽的密密麻麻的苏人，卡斯特与库鲁克的手下，确实，整个场面，无法形容，森严恐怖，然而，它却以奇妙的诱惑力永存……
惠特曼继续说，如同所有伟大的艺术作品那样，这幅油画必定表达了一定的伦理道德准则。所以，他建议穆尔万尼把它送巴黎展出，他确信法国人能够欣赏它。他似乎同蒙萨尔·克拉皮亚等艺术家做了争论，也可能被克拉皮亚的美学评价触怒，因为他曾十分伤痛地补充说：“我愿意让蒙萨尔·克拉皮亚看看，美国人同样可以做他人能做的事！”
穆尔万尼的巨幅油画在美国巡回展出了10至15年，也许确实在法国展出过，但我们不知道克拉皮亚先生是否屈尊地观看了。1900年后，该画被匹兹堡的蒙萨尔·H·K·塞内兹买走，并使画家本人赢得了大量应得的评价。一般来说，这一巨大成就会变成一张定期保险单应赢得红利——也为未来作品的成功奠定基础，然而约翰’穆尔万尼继续做画的理想突然破灭了。他的境遇十分困苦，于是他拼命饮酒，却身无分文；1901年5月22日，他跳入东河。纽约《时报》报道说，他沦为衣着褴褛的乞丐，自然是“白天为饱肚皮乞食，夜晚为一席藏身之地乞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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