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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在以往的历史上，一些西方国家有过名目繁多的残害动物的实验，但是，随着动物保护哲学和生命伦理观念的强烈冲击，动物福利组织的实际抗争得到极大的认同，中学里野蛮的动物实验课逐步被取消，换成观察动物在自然生境下的生活，或者解剖动物尸体来学习。
为什么我们非要做日渐被别人废除的残酷实验呢？在中学阶段，有什么知识是非要透过折磨动物来学习呢？可能我们需要赶上的不是生物课的实验水平，而是其他的东西，比如对待动物生命的态度。
莽萍的这些观点的确需要我们认真反思。
在伤熊一年后，刘海洋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2003年5月16号，法庭做出判决，由于刘海洋“悔罪，平时表现良好”，免予刑事处罚。随即，清华大学对刘海洋作出留校察看一年的处罚。现在，刘海洋已经本科毕业，正在清华大学某研究所工作。
第2章 反省3 人性的黯淡——善良的天性为何如此堕落（1）
在学习文化知识与培养健全人性方面，当今的教育指导思想存在问题，它过于偏重前者而忽视后者。这正是教育需要深刻检讨、认真反思的地方，也正是扼杀了孩子的“人性善”的东西。有思想家说，青少年犯下的错误，不管多么严重，都可以原谅，因为他们“无知、无识”。话虽这么说，可承担着“树人”职责的教育工作者却必须痛定思痛，引以为戒。
古人云：“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对人来说，能否具有向善、行善、扬善的人性，直接关系着他理想的定位、社会的价值、人生的走向。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的最低标准和终极目标，就应该是培养人具有健全的人性，使人用人性善的光辉照亮理想、温暖生活、美化社会。然而，近一段时期接连发生的数起颇具典型性的新闻事件，却以不容辩驳的事实告诉人们：人性教育不但没有引起社会各界广泛而深切的关注，反而依然严重缺失，以致由此造成的后果日益严重，悲剧不断发生。
2003年2月21日晚，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第十四中学高一学生袁源偷偷带女朋友回家过夜。第二天，母亲赵美娜发现了这件事，严厉斥责了他。袁源一怒之下，用剪刀和菜刀将母亲杀死。随后，趁刚进家的父亲不备，又用菜刀将其砍死。更可怕的是袁源事后的一系列“表演”：用衣服擦拭血迹，并故意乱翻东西；像平常一样泡网吧；23日回家将擦拭血迹的衣服洗净晾干；24日骗姑姑找人打开家门，在门开后假装晕倒；在审讯时，“抽空”和民警聊天，约民警打篮球；等等。（《新快报》2003年4月1日报道）
从这起新闻事件承载的信息看，袁源的表现酷似“职业杀手”，毁灭生命在他看来就好像“一场游戏一场梦”，哪怕被他毁灭的是生养自己的亲生父母。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正处在求知上进的花季，为了发泄自己的情绪，竟然向父母举起屠刀，之后还企图用一系列“表演”蒙混过关，这实在让人不寒而栗。可这就是事实，而且并非特例。前不久还有报道说，一位十三四岁的少年不止一次向父母扬言，如果父母阻止他继续找“小姐”，他就杀了他们。
人们常说：“父爱重如山，母爱情似海。”一个人可以没有金钱、权势、地位，但不能没有父母；可以舍弃爱情、事业、理想，但不能抛弃父母。“乌鸦反哺，羔羊跪乳”，作为儿女，为了给父母谋求幸福，自己做出一定牺牲是应该的。事实上，孝敬父母一直是举世公认的公序良俗。从这种价值观、道德观出发，假如将屠刀举向父母，这样的人就无异于恶魔，因为只有恶魔才会这样做。
那么，是谁将袁源们变成了恶魔呢？袁源杀父弑母案发生后，不少人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入手总结教训，认为传统美德教育丧失、思想品德教育薄弱、青春期教育不到位、法治教育有漏洞等，是酿成悲剧的主要原因。这当然不错，但如果深究下去就会发现，人性教育的严重缺失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对袁源来说，传统美德丧失、思想品德败坏、青春期性欲望失控、法治意识淡薄的综合作用，会使他走上犯罪道路，但要达到杀父弑母的恶毒程度，却应该还有一段距离，更不用说在杀父弑母后仍旧了然无事地进行一系列“表演”了。这段距离就是人性的有无与否。要知道，只有彻底丧失了人性的人，才能蜕变成恶魔。
遗憾的是，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一些人不但忽视了人性教育的极端重要性，反而背道而驰，用摧残人性的办法教育孩子。《北京晚报》2003年8月5日就报道了这样一件事：家住大连的朋朋（化名）今年14岁，他先是从家里偷钱，后来发展到拿亲戚的钱，再后来又变成走到哪里就顺手牵羊到哪里。8月2日，他偷走了邻居的手机。母亲逼着儿子承认错误，可整整说了两个小时，朋朋就是不吭声。绝望之下，母亲一头撞向墙壁，鲜血顿时流了出来。朋朋这才慌了神，一把搂住妈妈，哭着喊：“妈妈，你别死，我再也不敢了……”
教育的目的是让青少年学会正确的做人做事方法，而不是就事论事，只顾一点，不及其余。用摧残人性的办法教育青少年，虽然可能会在一时一地收到“奇效”，但它的副作用也很大。青少年不但会因此而受到更大伤害，还会效仿父母的做法，用摧残人性的方式对待自己、对待他人。显然，这样的后果更加可怕。
2003年2月26日，甘肃省镇原县临泾小学二年级学生秦千耄在早操跑步时摔倒，上百从他身边跑过的同学无人理睬，直到最后一个同学发现了他躺倒在地上并向老师报告，但为时已晚。秦千耄很快死亡。有同学说，自己曾扑倒在已经倒地的秦千耄身上，也曾有同学从秦千耄身上踩过；还有同学说，自己看到秦千耄跌倒，准备将他拉起时，被后面的同学踢了一脚，只好向前跑去。另有同学在被家长问及“为什么不扶秦千耄一把”时说：“不敢扶，扶了怕掉队，掉队要被老师骂，也怕别人再把我挤倒。”（《中国青年报》2003年4月4日报道）
这是一起让人心情永远无法平静，因而不能不深刻反思的新闻事件：谁使上百个小学生心硬如铁？“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对这个传之广远的朴素而又古老的“人性善”观念，即便是目不识丁的文盲也不难理解和接受，更不必说本性纯朴、善良，并已经在接受现代教育的上百个小学生了。可恰恰就是他们对身处险境的同学采取了漠然置之的态度。这是为什么呢？是什么扼杀了他们的“人性善”？学校教育有了哪些失误，又该在其中承担怎样的责任？
特级教师孙维刚曾说，假如一个人没有很高的道德水准，那么，他的才华少一点可能更好，因为这将使他对社会的危害更少一点。俄罗斯思想家别林斯基也说过：“我们会成为木匠，会成为钳工，会成为工厂主，但会不会成为一个人还是个问题！”这就是说，尽管学校教育可以传授给人改变自己命运的知识，但这些看似有无穷力量的知识，并不一定会使人成长为有博大的慈悲胸怀、高尚的道德情操、崇高的精神境界的真正意义上的人。知识既可以让人变成普度众生的天使，也可以使人沦为荼毒生灵的魔鬼——如果知识没有沐浴过人性美的光辉、没有嫁接过人性善的基因。
正是基于这种观念，绝大多数有头脑、有眼光的专家学者，无不把培养健全的人性作为教育的最低标准和终极目标。的确，只有当人具备了健全的人性并将其自觉实践于切实的行动后，知识才能成为人创造而不是毁灭自己幸福生活、美好理想的动力。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就指出：“我们所创造的一切都是为人着想的。如果人不能给人以幸福，那么任何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也不会给人带来幸福。”这样，在学校教育中，就必须把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性作为首要目标，任何目的与它相比，都要退避三舍。果真如此，那么，上百个学生还会因怕被老师批评、自己被挤倒，而对危难中的同学见死不救吗？
这起悲剧性新闻事件以其不容置疑的危险信号警示我们：在学习文化知识与培养健全人性方面，当今的教育指导思想是存在问题的，因为它过于偏重前者而忽视后者。这正是教育需要深刻检讨、认真反思的地方，也正是扼杀了孩子们的“人性善”的东西。记得有一位思想家说过，青少年犯下的错误，不管多么严重，都可以原谅，因为他们“无知、无识”。话虽这么说，可承担着“树人”职责的教育工作者却必须痛定思痛，引以为戒，从此自觉以百倍的努力发奋工作，以求尽职于孩子、尽责于社会，使错误不再犯、悲剧不重演。
2003年5月6日晚，陕西省洋县郊区42岁的女乞丐李文兰在寻亲途中，因饥饿难耐，向城固县二里镇中学三名在烧烤店内过生日的学生乞讨。没想到，李文兰不但没被施舍，反而遭到辱骂和殴打。8日，这三名中学生再次殴打了李文兰。在这次殴打过程中，他们强行扒下李文兰的裤子，用木棍戳她的下身，手段之残忍、下流，令人震惊。10日，李文兰因伤势过重，含愤忍辱离开了人世。李文兰去世1个小时后，三名中学生被批准逮捕。（《华商报》2003年6月4日报道）
为了寻找失散的亲人，贫穷的李文兰沦为乞丐，其悲苦的命运本已值得同情和帮助，不曾想竟然遭遇奇耻大辱的夺命劫难。无论如何，这都是令人目不忍视的惨剧。给李文兰带来劫难的不是天灾，而是由三名正在读书求知的中学生直接制造的人祸，这更是让人耳不忍闻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