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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容易。」
有了杜月笙的「言话一句」，吴绍澍不由大喜，果然，民国二十六年初，国民大会代表特种选举候选人名单发表，杜月笙、吴绍澍和许许多多位恒社弟兄，一概榜上有名，吴绍澍兴冲冲的到上海来从事竞选活动，他得了杜月笙的保证，连竞选费用都没有带够，却是，恒社弟兄在上海还怕缺钱用吗，当他把自己的「费用不继」困难向陆京士一提，陆京士毫不迟疑，顿时借了一千大洋给他。──这笔钱往后无论吴绍澍怎样发达他都不曾归还，因此时至今日，他那张亲笔借据，还捏在陆京士的手里。中日战前一段秘辛
民国二十五年底，和二十六年初，中日关系空前紧张，华北华中，两军严阵以待，大战
一触卽发，但是我国建设伊始，准备未周，中央秉承蒋委员长的指示：「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因此，当时的国策是「力谋以外交方式调整中日两国邦交，冀弭战祸。」
日本方面，从民国二十五年起，外相广田弘毅提出了举世闻名的广田三原则，作为日本侵略中国所应采取的路线。所谓的「广田三原则」简言之为：
一、中国政府澈底拒绝反日。二、中日「满」合作，华北特殊化。三、中日「满」共同反共。揭开广田三原则的虚伪面具，骨子里，广田给中国人下的毒药是「经济提携」
，也就是利用经济提携方式，来推进它的「大陆政策」，完成「日满支集团」的迷梦。抗战爆发的前一两年里，无可否认，大多数国人都被这美丽的糖衣所迷惑，以为中日大战在短暂时期可以避免，藉外交途径可以解决中日问题。
日本「经济提携」运动的最高潮，便是民国二十六年三月十二日，日本新外相佐藤在众议院发表演说，声明日本对华政策是仍然坚守广田三原则，不放弃旣得利益。两天后，日本便派出了一个大规模的「经济考察团」，以日本国家银行总裁儿玉谦次为团长，重要团员中有当时的大日本制糖株式会社社长，政坛要角，战后曾任外相的藤山爱一郎。
这一个「经济考察团」之来华，在战云弥漫，低气压笼罩下的远东，可谓举世瞩目，咸寄厚望，因为，它的成功，至少可以暂保东方的和平，它若失败，战火恐将不旋踵而爆发。
中日双方对此一和战关键的「考察团」，事先早有周密妥善的安排，多一半为了敷衍日本人的步步进逼。有关方面同意，以日本经济考察团为骨干，配合我国的金融工商界有力人士，合组一个「中日贸易协会」，负责推进「日支经济提携事项」。
拟议中的「中日贸易协会」，分设筹备主任二人，华方主任委员为华北金融巨子周作民，日方则系日本银行总裁儿玉谦次。这样子安排，日方又恐周作民不能代表南方的金融工商界，于是他们透过外交途径，表示希望杜月笙也能参加。因此，政府乃指定杜月笙为该协会的常务委员，同时，中日双方都要求他负起「经济考察团」抵步时的一应联系招待之责。
这一项重要的任务确使杜月笙的声望为之增进，地位为之提高，然而，却也带给他碍难出口的极大痛苦，在基本立场上，他是不折不扣的爱国反日主义者，为此他迭曾有一鸣惊人的表现，另一方面，他更是上海金融工商业者的义务保镳，大家寄望于他利用地方势力抵拒外来入侵力量，日本经济考察团分明是挂着侵略者的招牌而来，政府方面也在战备不够充份之际，有意委曲求全，在这种情形之下，全国金融工商业者以至各地民众都得准备牺牲，
「以空间换取时间」，「以最后牺牲之决心为和平最大努力」，任何人都不能违反旣定国策，问题在于，杜月笙有多大的权限，能够代表全体商民，在蚕食鲸吞，贪得无餍的日本经济考察团对面，作迫不得已的让步。
当儿玉谦次一行抵达上海，周作民、杜月笙等予以盛大热烈的欢迎，杜月笙正强颜欢笑，满腹愁闷，很幸运的使他间接获得中央的指示，因而得以心胸一壮，开始坚守他自己的立场。日本「经济考察团」在民国二十六年三月十四日抵沪，当天便接奉蒋委员长的请柬，于是，次日便由周、杜等人，陪同他们晋京，参加蒋委员长的招待茶会。
杜月笙兴奋鼓舞，听到蒋委员长在茶会上正告日本经济考察团，义正词严，斩钉截铁，无异当头一棒，蒋委员长强调的说：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时，杜月笙冷眼旁观，日本经济考察团诸人，如儿玉、天羽、藤山等，听了蒋委员长的这一句训斥，顿时脸色大变，彷佛有不胜愤慨，敢怒而不敢言之状，真叫他看了，感到非常之痛快，从此内心中也就暗暗的有了决定。他应可设法抵制日本人的经济侵略。
尤其当夜十时半，藤山爱一郎寅夜往访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次日下午二时，又去会见了外交部长张群，孔张二氏，都曾明确指出，日本扩充军备，支持华北的种种非法行为，而日本本身财政经济相当困难，断然不能放弃中国这一个最大的市场因此，经济提携，必须立于平等互惠的立场，尤须设法消除中国民众对于日人的反感。
听到这许多大义凛然，坦白衷诚的谈话，杜月笙的欢欣宽慰，可以想见，他了然中央的对日方针，益更坚定了自己反日决心。
所以，当日本经济考察团回到上海，杜月笙便开始采取不合作态度，确保利权，固定立场，在各项谈判中当仁不让，据理力争。除此以外，他尤请上海大佬，前任总商会长虞洽卿，趁日本考察团在沪时期，出席日本商工会议所的一次集会，卽度发表演说，满口都是中央的论调，藉收彼此呼应之效。于是，翌日的日本读卖新闻报上，便以重要地位刊载特电，指出中国实业界和中央政府，对于日本所采取的立场和态度，完全相同，因此他们认为佐藤外相所谓的：「中国赞同佐藤外交，欢迎经济使节」云云，都是「聊以自慰的浅见」。三月二十六日，连苏俄的「真理报」，也注销了佐藤演词的评论，他们说：「佐藤二十三日的演词竟已完全接受军部立场，所谓中国问题应分华北、华中、华南三部对付，亦卽日本军人分化中国之一贯政策，……中国抗日情绪日见紧张，此次经济考察团之失败，卽由于中国资产阶级不愿予日本以经济侵略机会，中国民众亦要求光复失地，后谈经济合作，足见日本今后将在中国遭遇强大的抵抗。」
日方大失所望，因为中国政府和人民，立场坚定，不容动摇，一致表示「政治问题不获解决，谈不上经济提携」，日本人经此碰壁，图穹匕见，所能采取的途径，唯有诉诸武力，于是同年七月七日，爆发了震惊世界的芦沟桥事变。
儿玉谦次「日本经济考察团」访华锻羽而归，是为中日大战，亦卽第二次世界大战肇端前的一段外交秘辛，令人想象不到的是，本传主人杜月笙在其间居然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黄炎培布署包围圈
抗战揭幕，吉星文坚守宛平的消息传来上海，使杜月笙同仇敌忾，奋袂而起，当时，他是中国红十字会副总会长，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又兼上海是临时参议会议会，然而，他却并非中国国民党党员，因此，上海地方协会秘书长黄炎培，认为天赐良机，万不可失，他抢先到杜月笙跟前去下工夫，怂恿他说：
「上海地方协会的前身，便是抗日后援会，现在全面抗战已起，前方将士需要上海人民的协助很多，后援会应该立刻恢复。」
史量才事件之后，黄炎培的表现越来越左倾，杜月笙对他早有戒心，如今听他这么一说，当下便想更进一步的加以试探，于是他问：
「怎么样的恢复法呢？」
黄炎培摇头播脑，头头是道的回答：
「求速效，利用原有班底，只消把机关名称改过来。求扩大影响，发挥力量，一定要容纳各党各派，各方面人士的参加。抗战是全民的战争，不是任何党派所能单独应付得了的，譬如杜先生，还有我黄某人，就不属于任何党派呀。杜先生，你说我这个话说得对？？」
心里有数了，杜月笙莞尔一笑，淡淡然的答道：
「芦沟桥刚刚开火，还不晓得阿会又要讲和，这件事，非同小可，歇两日看看风色再谈吧。」
支开黄炎培，隔不多久，第二位客人到了，是为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吴开先，杜月笙一见名片，连声请进，两位好朋友分宾主坐定，吴开先约略分析了一下当前形势他认为七七的炮声，已为全国抗战揭起序幕，中日问题，唯有付之一战，因此，他向杜月笙请教，应该如何发动民众组织，支持前线将士。杜月笙静静的听他把话说完，蓦地流露出兴奋的神色说：
「我认为这件事应该由上海市党部出面领导，发动全上海的各民众团体，组织上海市抗敌后援会。」顿一顿，他又果决的说：「全上海只许有这一个抗敌后援会的组织，市党部只管积极领导进行，我一定尽全力协助。」
一席话，将黄炎培等左倾份子，利用杜月笙和上海地方协会直接发动民众，藉以打击国民党，操纵深厚民众力量的阴谋，粉碎无遗。杜月笙和吴开先商定原则以后，他一再强调决不容许任何人另起炉灶，分散力量，他的表示，不但提高了吴开先的警觉，而且使他衷心感激，历久难忘，认为杜月笙能够摒弃黄炎培这种几十年的同乡、老友，而凡是以国民党的利害为前提，此一情谊对于他个人以至国民党，都是极可珍贵，令人感动的。
为了争取时间，杜吴二人立卽采取行动，两人就在华格臬路杜公馆客厅里，研拟了一纸名单，并且登时命人缮写请帖，分头投送，这份请柬由杜吴二人具名，邀集上海市声望最高、潜力最厚的大好佬们，翌日上午，在爱多亚路中汇银行开会，商讨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