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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许多为敌伪志在必得，除之而后快的忠贞份子，安全逃离上海，一直送到金华为止。每一个人的脱走，都有紧张惊险的遭遇，但是由于恒社护送人的机警，吃得开，到处有朋友，总算毫无所失，一人不缺的送上浙赣铁路火车。恒社同仁宁可牺牲自己的性命，也要安然达成任务，决不坍恒社和老夫子杜月笙的台。
此间所指的「恒社同仁」，多半是那批跟帮会有关，或者能调动得了帮会弟兄，经常冒险犯难，出生入死的抗战无名英雄，他们抱定决心，为国家民族出力，为恒社争光，为老夫子脸上贴金，无论什么事情，都要办得到，办得好，博得外间的好口采，付多大的代价或牺牲，一概在所不计。便在亟待救出上海的重要人物中，也有恒社同人在，如欲他们自家设法逃出来，那是谈也不要谈，例如杜月笙的学生子赵君豪，他从民国十八年参加申报工作，积多年的努力，抗战时期已经升到了总编辑，他把家眷送到后方，单身留在上海，利用申报宣传抗日，打击汪伪。日军进占租界，他还在申报馆照常上班，守住岗位，直到工友来告，东洋兵枪上揷了刺刀，已经在大门口守卫，大家都说他是敌伪搜杀的目标，还不赶快逃跑？赵君豪却说要走我也得从大门口出去，谁想一到大门口正碰上东洋兵恶作剧，两把刺刀交叉要出门的必须从刺刀底下钻过，时机紧急，迫于无奈，赵君豪只有噙着眼泪，忍气吞声的钻过刺刀，然后他便在大街上茫然不知所往。跑进一家西餐馆，叫了一客蛋炒饭，却是望着蛋炒饭流眼泪。最后被他想起了应该赶紧跟恒社弟兄联络，这才赶上逃亡大队，在同门弟兄的设计安排之下，走金华，回重庆。若不然，他便将被困黄浦滩，根本无法离开。
吴开先告诉杜月笙，紧要的人只送走了一部份，还有更多的人急着要走，何况留沪工作人员为了避免敌伪搜捕，必须另觅办事地点和住处，重作部署与安排，凡此俱非巨款莫可办。可是，当时国家银行已被敌伪刼收，重庆中央无法汇拨款项，这笔庞大的旅费，从何而来？迫不得已，他祇有请远在重庆的杜月笙，从速代为设法。
杜月笙捧着那张电报说：「虎口救人的事，性命交关！这件事必须十万火急的办。你们先代我打电报给徐采丞，叫他火速尽量设法。」
等一歇，他又蓦的想起，吴开先电报上说需要的数目很大唯恐上海租界沦陷初期，徐采丞一时措手不及。于是他再急电万墨林，把自己家里所存的房产道契，统统拿到上海四行储蓄会，抵押贷款，然后交给吴开先拿去应急。电报发出，他再打电话给钱新之，请他帮个忙，立刻致电四行储蓄会的负责人：万墨林来借钱，能借多少，就借多少给他。
吴开先的那一封告急电，当天直把杜月笙忙得团团转，怕徐采丞一时筹不了巨额款项再押掉自己的房产道契，接连的两项措施犹嫌不足，他又驱车往访刘航琛，说明缘故，问他能不能也帮一把忙？刘航琛说杜先生你的任何吩咐，我向来唯有欣然照办，何况这件事关系国家大局，还有那么些人的身家性命重大关系！没有问题，我马上叫我的川康银行，再加上聚兴诚银行等等，一道汇钱去。
事实上，上海那边，吴开先肆应四方，手忙脚乱，该花要用的钱太多了，徐采丞筹措了一部份，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万墨林向四行储蓄会押贷了一笔数目，还是不够，一直到刘航琛那边发动川帮银行，源源汇来巨款，方始将急需逃离上海，转赴重庆的人全部送走。上海方面的地下工作，重新作了安排和部署。
往后吴开先撰文纪念杜月笙，提起这一件事。他说：「凡此所需款项，均系杜先生自己垫拨。」
每天一封电报，催问吴开先何时动身离沪，杜月笙的殷切焦灼之情，溢于言表，使吴开先深感这一份友情之可贵。有一天，杜月笙接到吴开先的一封回电告诉他说：中央驻在上海的几位重要人物：中央常务委员蒋伯诚取道香港来沪，在旅途中突逢太平洋战事爆发，至今下落不明。中宣部代表冯有眞正在重庆请示机宜，一时也无法回去。青年团方面的负责人吴绍澍又不在上海，假使他自己一走，那么上海方面的工作同志，立将陷于群龙无首，领导乏人的状态，全盘工作可能解体。因此他坦白表示，他无法离开，唯有留在上海与各同志甘苦与共，同患乱而共生死！
杜月笙却以为吴开先贵为中央党部组织部副部长，他在上海目标太大，危险更甚，他为吴开先担心得夜晚睡不着觉。于是，他便去看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请朱家骅设法把吴开先调回来。
由于杜月笙是上海统一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朱家骅只好婉转向他说明，要吴开先冒险留在上海，正是中央的决策，因为上海方面的工作太重要了，短暂时间之内，竟是少他不得。
杜月笙听后，怏怏而返，心中忽忽若有所失，吴开先留沪工作旣然是中央的决定，他当然不便置喙。从此以后，他不再打电报催吴开先离沪，却是经常去电殷殷慰勉，吴开先说「其情感之重，使予振奋！」
孔祥熙的鼓舞勉励
民国四十四年五月，香港开源书局出版瑜亮先生所着的：「孔祥熙」一书，对于杜月笙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馈赠朋友川资的事，曾有如下之叙述：「记得民国三十一年秋，杜月笙以『考察西北实业』名义旅行陜西，大公报驻西安记者汪松年曾在报端着文替他捧场，说当时香港沦陷时，杜馈送朋友们的川资，就达港币二百万元之钜。杜虽然以慷慨任侠著称，
但他也不会那样的大事施舍。除了局内人以外，又有几个人知道，这是孔为了争取爱国志士转回内地来，而替国家安置下的一着棋子呢？」
在这本厚达三○七页的「孔祥熙」一书中，作者提到杜月笙的地方相当多，譬如在上列一段的后几章中瑜亮先生又说：「杜月笙生前，像银行、公司、纱厂、什么董事长、理事长、董事、经理之类，大大小小的头衔，最少要有四五十个，上海的财产，他可以占有一半！他每做一次寿，除去开销以外要净剩下现洋三四十万元，说他是金融巨子、实业巨子，都不为过，他的财产，简直是无法估计，按最低限度来说，也要有美金几亿元，然而杜月笙临终分配遗产，也不过是美金二十万元而已，说起来不但使人不相信，而且还使人觉得有点奇怪呢！」
这本书中提起孔杜之间的渊源，又说：「中国、交通这两家银行，过去一向和政府合作得不密切，当廿四年经政府增资改组时，孔（祥熙）把杜月笙、钱新之这些人拉进去，使中交两行和国家行局打成一片。这样一来，一方面，中交两行就成为国家有力的支柱了。一方
面，杜月笙、钱新之这些人也的确是长袖善舞，把事情做得成绩斐然。
「卽以杜钱这些人来说，不论当年的抗战，或者后来的戡乱，都能把自己的事业和财产拋开不要，一定要跟着国民政府当局的国策走，他们本身的民族意识和识大体固有以致之而孔能『知人善任』，处处藉重他们，使他们乐于为国家效力，也当然有着很大的原因。」
此外，还有一段，记的也是有关于杜月笙避乱香江这一段时期的事，文曰：「海上闻人杜月笙，离开上海之后，孔（祥熙）也发表他一个『赈济委员』的名义，至于杜在上海的潜势力，孔也竭力的予以协助，为了支持那里的地下工作人员（抗战前后这个阶段，主持敌后工作的戴笠，是后期财政部的缉私署署长），和资助抗日爱国份子安全返回内地，孔就由二十八年起，每月拨给他（杜月笙）一批数字很大的款项，叫他斟酌实际情形，灵活运用。在三十年终香港沦陷时，成千上万流落香港（还有上海，笔者注）的爱国志士，获得杜月笙的帮助回到内地来，从事抗战工作。这里面属于杜月笙私人帮助者当然不少，但是大多数都是孔的授意拿钱而由杜出面做下来的成绩。」
瑜亮先生文中略有一些传闻之误，譬如说花的究竟是谁的钱？孔祥熙的支助是全部？大部？抑或一小部份？读者看过拙文自可有所了解。笔者认为这一点无关闳旨，值得注意的是瑜亮先生指出孔祥熙对于杜月笙的「知人善任」，诸多鼓励与帮助，这一点杜月笙的后人亦不时流露其感激之忱，杜月笙的长子杜维藩就曾说过：「家父曾经一再告诫我们：『孔祥熙先生对于我的恩惠，你们永远不可忘记。』」
自民国二十七年十一月廿五日杜月笙离沪抵港，到三十年十二月二日由港飞渝，再延伸到三十一年春，沪港两地「成千上万流落香港的爱国志士」脱险抵渝，前后三年有余，在杜月笙来说是他的「抗战旅港时期」，这三年多里，他做了不少惊天动地的大事，诚然有如刘航琛所说的：
「从上海杜月笙变成中国杜月笙了！」以他个人的力量，对如此庞杂重大的事情实在是很难达成，除了他的至亲好友，门人学生出钱出力，尽量协助，还有两股巨大的力量，不时在鼓舞、勉励着他，那是断忽不可抹煞的，此两大力量卽为戴笠与孔祥熙。
约翰根室信笔雌黄
「中国杜月笙」在香港三年多，他的所作所为，动辄与国家、民族以至抗战前途息息相关，尤其他的事迹颇富传奇意味，因而使他成为中外记者争相描写的人物，杜月笙本人对此并无兴趣，他总是尽量避免记者的访问，于是有许多外国记者便凭道涂传说，和想当然耳的揣测之词，发而为文，反而以讹传讹，腾传一时，对杜月笙而言则这些记者弄巧成拙，啼笑皆非，二次大战中最著名的内幕记者约翰根室JohnGunther，便曾写过一篇错误百出的内幕报导，后来收在他的「亚洲内幕」Insidesi一书中，这一般报导使杜月笙名噪国际，时今引录出来，相信每一位读者都能指出约翰根室的谬误所在─「杜月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