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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焉，方治先生曾谓：「先生尝以幼年未能致力学问为憾，可是他的刻苦自励，慎思明辨的工夫，较之一般自命为通儒学者，并无逊色。盖因天赋甚厚，虚怀若谷，有以致之。他把宇宙间的经纬万象，都作为研究的课题；社会上的美恶是非，都视作人生的明镜。因此，他的卓越见解，超人智能，诚非常人所可望其项背。」
旨哉斯言，入木三分。由于方治先生这一段月旦之评，使我想起过去有人「封」杜先生为社会学博士。我以为这并不是对杜先生失敬的一种嘲讽，而是很允当的称号。故前行政院长俞鸿钧先生撰「忆杜月笙先生」一文中便说：「……先生交游遍天下，士农工商各阶层无不普及，故其社会经验，更较任何人丰富。」
杜先生因为自己幼年失学，及长对于文化教育事业，极为重视，他曾斥资数十万元，在上海北新泾剏设正始中学，贫家子弟，一律免费。这所中学管教綦严，规模又大，前后若干年间，为国家造就不少人才。北伐时期军政要角陈群，当他宦海失意，潦倒申江的时期，便曾应杜先生的延揽，担任过正始中学的校长。
在文化事业中，杜先生和上海新闻界渊源颇深。早年他便担任申时通信社董事长。抗战胜利以后，他更出任申报董事长、新闻报董事、商报董事长等要职。此外，他又曾任过世界书局代董事长、大东书局董事长、以及中华书局的董事。如所周知，申新二报素称国内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报业巨擘，商报是后起之秀，但在上海沦匪以前，大有后来居上，四方瞩目之概。如世界、如大东、如中华，都是久执文化出版业牛耳的大书局。杜先生遥遥领导，能够做到上下一心，员工翕从。他由祇读过几个月书的市井中人，一跃而为文化、教育、新闻界的领袖之士，这份荣耀，岂是轻易得来？汲长补短，徒利自身，而杜先生却能更上层楼，将他平生莫大的遗憾，化为对文化教育服务的热忱，个人不忮不求，但求尽心尽力，兼且一一发乎至诚，难怪他在这一方面，能以一介布衣，系天下之重望，而其一生行谊，亦以儒侠相并先了。
不做官、不受公禄
杜先生在他的遗嘱中又说：
「……生平未尝参加实际政治，然区区爱国之怀，不敢后人。……」
诚然，这是纪实之句。终先生一生，从未担任过政府的公职，接受过国家的俸禄，然而望重东南的广泛人缘，忠党爱国的一腔衷诚，前后四十年间，论一介平民而为党国所尽力量之大之多，恐怕也是无人可与杜先生比拟。举其荦荦著者：蚤在民国十五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军兴，今总统蒋公挥戈北向，先生便联络志友，秘密响应。十六年竭力游说奉系军阀毕庶澄，放弃淞沪，同时并组设共进会，协助革命，参加清党，粉碎共匪组织暴力，企图攫夺上海之阴谋。祝绍周先生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参谋长，以当时驻沪深受先生之助，曾经撰文盛予颂扬：「杜先生朝夕参与筹划，竟无倦容，新工人纠察队，多其从者，出力尤大。先生在沪，仅一介平民已耳﹗无官守，无职责，而独忠党爱国如是，当亦天性忠义所使然也。」
由于这惊天动地的一幕，杜先生厥功至伟，蒋总司令亲自延见，请他担任总司令部少将参议，先生表示仅能接受名义。那年他正四十岁，意兴颇豪，曾经穿起少将军服，拍了一帧照片。自此以后便不闻他再提起这事，此为先生穿军服的第一次，同是也是最后一次
清党以后，杜先生声誉鹊起，成为举国闻名的大人物。二十年九一八事变，马占山孤军抗敌，先生筹款十万，汇往慰劳。二十一年一二八变作淞沪沦为战场，先生筹组地方维持会，供应军需，抚辑流亡，开军民合作，共御强侮之先河。二十六年抗日军兴，先生成立抗敌后援会、江浙行动总队，发动全民，支持前线，筹募救国公债，数逾七千五百余万元。上海沦陷，日阀百计笼络羁糜，杜先生大义凛然，轻装简从，偕钱永铭先生乘外轮赴港。自此协助中枢，策动沪上地下工作。功勋卓著，昭昭在人耳目，如锄奸肃谍，搜集情报，汪精卫腼颜事敌，轰动全球之高陶反正事件，即由先生幕后策画，一力促成。
抗战中期，杜先生移居重庆，仆仆风尘于西北西南道上，全力协助中央稳定金融、建立工业、搜集物资，供中枢平准之需，对于八年抗战，实有莫大之贡献。卅三年盟邦并肩作战，先生更奉枢府面邀，驰赴浙江淳安，策应盟军登陆。
胜利后，先生还居上海，由于国家社会对他的倚畀更殷，他当时所拥有的头衔，除了本文第一节所列文化教育界外，真是洋洋大观，令人叹为观止。兹予纪略如下﹕国民大会代表（一度当选主席团）、上海市参议长（为了表示谦冲自抑，曾坚辞议长一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全国轮船业总会理事长、全国棉纺织业总会理事长、上海市商会监事、上海市工业会筹备主任、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上海市银行公会理事、上海市水菓业公会理事长、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理事长。工商业界，他更以上海领导阶层中数一数二的人物，维持其不作第二人想的崇高地位，他是荣丰、大丰、恒大、沙市、中国纺织等各大纱厂的董事长，中国、交通两银行的董事，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中汇、浦东、国信等银行董事长，上海南市华商电气公司董事长，民丰、华丰两造纸公司董事长，华丰面粉织布厂董事长、上海鱼市场理事长、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理事长、招商局、复兴轮船公司常务理事、大通、大达、裕中轮船公司董事长，中华、通济、嘉陵、扬子等贸易公司、中国茶叶公司、暨西北毛纺织厂董事长。
以上所列一连串重要而显赫的职位，多一半是杜先生私人拥有的事业，一部份是他膺选担任的民意代表职务，另部份则于公私合营机构，由他出面代表国家或官方的资本，其余的是有因特殊情形，而由党政双方认为他是适宜人选，加以聘任。在林林总总这许多要职之中，我们不难发现，杜先生对于他不做官、不受公禄的原则，始终硁硁自守，一成不变，纵使他一生与党政首要联系极多，关系密切，然而，在他六十四年的生命史上，他永远保持做一位中华民国一品大百姓。钱永铭先生撰「杜先生传」，赞曰：「洪范五福，厥难考令终，先生自称出身寒微，朴质无文，逎其树立之伟，涵照之广，征诸近世，无与抗衡，即战国四君，朱家郭解，亦难并拟。先生起布衣，无尺寸之藉，而其功绩，炳若日星，敝屣名爵，孜孜为善，惟恐弗及。被其泽者，不知凡几。举国上下，咸尊曰杜先生而不名。于戏，可尚也已！」
诚然，钱先生的赞颂，堪称对杜先生的月旦之评，公正允当，并无一字词费。而「杜先生」这个称号，风行大江南北，以及西南东北西北边陲，人人尊称杜先生而不名。杜先生三个字，竟比那些十张名片都印不完的头衔，弥足珍贵多矣。
义粟仁浆施四海
杜月笙先生遗嘱又有云：「……诚以余出身寒微，所受国家社会之恩赐殊多，义之所在，不敢不尽力以赴之也。」
先生在世，无论在任何场合，在任何人面前，向不讳言他「出身寒微」。这是他朴质谦抑，和易近人，而且真诚坦白、胸无城府处。杜先生的童年，不仅对他个人，是一页血泪辛酸史，即令于他的家族，也有不尽的痛苦与悲惨。杜先生诞生于逊清光绪十四年，民前二十四年，时值清廷积弱，外侮日亟，欧西各国势力，相继侵入淞沪，上海若干农工商小市民阶级，环境日蹙，生计艰难。杜先生降临人间，他的尊翁文卿公正设米肆于上海杨树浦，越一年，母氏朱太夫人带他由浦东高桥杜家花园旧宅，迁赴杨树浦依文卿公同住。又一年朱太夫人诞一女，产后即告病逝，以致杜先生不仅在襁褓中痛失慈母，而且连他那位等于从未谋面的胞妹，也因家运的蹇滞，送给一位黄姓的宁波人，作为螟蛉。
先生四岁，所幸文卿公续弦张氏夫人，对先生视同己出，备予钟爱。然而好景不常，五岁时文卿公病殁，张氏夫人抚育遗孤，撑门立户，又过了两年，米店因经营不善，被迫歇业。
张氏夫人只好携同先生，遄返高桥，勉力维持生活。不及一载，衣食两缺，母子二人实在撑不下去，张氏夫人被迫脱离杜氏门庭，留下先生这个八岁大的孤儿，茫茫人海，茕独无依。幸有他的外祖母朱太夫人予以收容，但是外家的生活很苦，因此先生从八岁到十三岁那一段时期，三餐犹且不继；而负薪、种菜、领孩、煮饭，一应成人的工作，都必须挺身任之。到十五岁那年，外家也耽不下去了，他便一肩行李，两手空空，和外祖母在八字桥对泣而别，孑然一身，到华洋杂处的十里洋场，去求生存，打天下。
在这样穷苦困厄的环境之中，杜先生的父母双亲相继病故，家贫以至无力营葬，两口灵柩，先后停在杜家花园宅外的田塍上，仅于灵柩上面覆盖一些稻草，聊蔽风雨，荒丘暴露，为人子者情何以堪？但是家境如此，唯有椎心刺骨，徒呼奈何。
杜先生是从孤寒艰困中挣扎奋鬪出来的，因此他极其了解民间疾苦，人生刼难。他从小时候起便已立下誓愿，博施济众，他曾慨然的说：「将来杜某人有了钱，凡是遇到穷人，我都要加以接济！」
这句话，杜先生确能终身奉行不渝。从民国七年起，夏施痧药，冬赈寒衣，死赠棺衾，年节送钱，他对浦东故乡数以千计的贫弱病苦，一直招拂济助到民二十六年八一三事变为止而平时任何人有缓急相求，不论数额大小，他无不欣然应命。战前每月拿着专折，到杜公馆支领生活费的，多达二百余户。自民国二十四年迄二十六年，短短三年之间，他个人捐输的各项义款，为数即达一百五十万元之巨。至于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