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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三嫂带了三位少奶回上海，实使杜月笙、金廷荪担尽惊吓，大费手脚。因为金三嫂回上海后住在杀牛公司附近朱家木桥的金公馆，平安无事了一段时期，共产党狰狞面目暴露，展开了清算鬪争、三反五反大屠杀，朱家木桥一带每天都有满载死囚前往市郊处决的卡车过，吓得金三嫂心惊肉跳，险乎得了神经病，金三嫂托人想办法打张路条，自己先逃回香港，留下三位少奶陷身魔窟，而其中的四少奶正是杜月笙的次女杜美霞。
三桩消遣赌书与唱
杜月笙在香港想尽方法，要把他的二小姐救出来，但是共产党正一心一意骗杜月笙回海，杜月笙的子女多一个在共区，就他们来说正好是威胁杜月笙的人质，因此他们决不肯轻易应允，绑票勒赎原是共产党的一贯伎俩，他们怎肯放过这个好题目？起先杜月笙命他的次婿金元吉，写信到上海请杜美霞出来，共产党那边拒绝发给路条，然后，一再函电交驰，依然石沉大海杳无消息，最后则以杜月笙病危为词，拍发急电，方始将杜二小姐，救出了虎口。多一半是因为在那个时候，杜月笙的长子杜维藩也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进上海去了。
同时杜月笙的二楼太太陈氏夫人，在杜月笙赴港之先，曾经到过一次台湾，颇想在台定居，杜月笙到香港，她也由台抵港打了一转，夫妻间话不投机，陈氏夫人便和维翰、维宁回了上海，而这趟回去，竟因而被陷，始终不得出来。
明乎此，则可获知坚决反共，认清共党本质如杜月笙者，为什么在三十八、九年之交，还不敢与共产党公开破脸，反目相向，有亲生骨肉落入共党的掌握，虚与委蛇，相互鬪法，全是衷心非愿，迫不获已之举。
在这一段时期，杜公馆坚尼地台人客虽少，饭厅里仍然每天中午准备两桌饭。一张圆枱面一张四方桌，通常那张圆枱面必定坐得满，圆怡面坐不下了，再开方桌一席
经常来杜公馆吃中饭的，除了杜月笙的儿子媳妇女儿，女婿、顾嘉棠、金廷荪、王新衡、骆清华、沈楚宝等诸人之外，还有杜月笙的表弟朱文德，总管万墨林，这两位在香港经常不离杜月笙左右的哼哈二将，朱、万二人为了往来方便，都在坚尼地台租了房子，而且和杜公馆近在密迩，等于隔壁。朱文德一家住在坚尼地台十号，万墨林一家住六号
喘不发，脚不麻，精神好，体力够，杜月笙随意思之所至，在香港有三桩消遣，其一是赌，其二是书，而其三是为唱。
赌，不仅规模缩小，而且输赢数目，亦无复当年的豪情胜概，由于精神体力之所限，杜月笙晚年居港，只能玩玩十三账罗宋牌九，为了凑兴，勉强陪他顽顽的，有当年的豪赌朋友朱如山、徐士浩、盛家老五盛泮澄、吴家元、张公权的令妹张嘉蕊。为什么祗打罗宋牌九？说穿了便是由于打罗宋可以少用脑筋，坐看不动，而且时间不长，随时都能结束。输赢虽不能与当年相比，但是一场进出也有个港币好几千。卽使打这种费力不多的牌，有时候杜月笙还会感到精神体力难以为继，于是喊杜美霞来代他接下去。
「书」则为杜月笙的另一嗜好，听说书。「说书」这一行业在香港始终不能生根，要找一位说书先生可谓相当的困难，好在当时有一些「说书先生」也从上海逃难到了香港，杜月笙选了其中的四位：张建国、张建亭兄弟，蒋月泉和王伯英，他请这四位「说书先生」轮流的到坚尼地台杜公馆，每天一位，分别为他开讲「玉蜻蜓」、
「双珠凤」、
「英烈传」、
「水浒传」等等着名的说部。「听书」成了杜月笙的日课之一，他用听说书来消磨时间，尤其聚精会神听书时，可以使他暂时忘却身上的病痛与苦楚。
不过在当时的杜公馆，姚玉兰、孟小冬以次，没有一个人具有杜月笙这个共同的嗜好，因此，当他一榻横陈，瞑目倾听「说书」时，往往房间里只有他一个人，充其量多上服侍他的徐道生，有时候万墨林、朱文德也来陪他听上一段。
「唱」的场面比较热闹，曾有人谓「天下之歌，尽入杜门」，杜月笙自己身畔便有姚玉兰、孟小冬两位床头人，允称须生泰斗与冬皇，再则由于杜月笙一生酷嗜皮黄，他身边的人几乎个个都能哼几句，而且其中不乏佼佼者。坚尼地台杜公馆每星期五必有清唱小聚，旅居香港的名票名伶，因为杜公馆有冬皇孟小冬在，莫不以一履斯境为无上之向望，莫大之荣幸，但是杜公馆的雅集祇限于至亲好友，故属门生，经常必到的有赵培鑫、吴必彰、钱培荣、杜维藩、杜维屏、朱文熊、万墨林等人，马连良抵港以后，几乎每日必去杜公馆，他到时雅集又添一份热闹。王新衡祇要有空，会与致勃勃的前往参加，他跟着大家称孟小冬为「孟老师」。
共党统战无微不至
杜月笙方抵香港不久，共产党的统战份子，立刻对他展开了包围攻势，共产党亟欲争取杜月笙，使他重回黄浦滩，除开他个人的声望及号召力量，足可为共党利用一段时期，还有一层最重要的原因厥为当时上海金融领袖、工商巨子，莫不纷纷跟着杜月笙转移，他们挟巨资而抵香港，使得共产党在上海及其附近刼夺来的银行、工厂、公司、商号，在房地、机器、生财、家俱之外，就剩了一个空壳，旣乏富有经验的主持人，又失去了可供周转的资金。因此之故，共党在港统战工作人员千方百计，不惜威胁利诱，乃至于甜言蜜语，巧言令色一心一意促使那些金融工商巨子「回上海去。
但是上海的金融工商巨子，向以杜月笙马首是瞻，言听计从，在共党统战份子的花言巧语，阴谋诡计之余，当然也有一部份人意志动摇，心存观望。一般来说，当时旅港金融工商界人约可分为三种，上焉者认清中共面目，抱定决心在自由地区另创事业或者静观待变。中焉者模棱两可，迟疑不决，却是无疑已被中共统战份子打动，他们热烈的希望杜月笙能带着他们回上海，下焉者惑于中共的钓饵，决意吞它下去，不过仍存一线之望，最好是杜月笙也回黄浦滩。
便在这群小包围，长日纠缠骚扰的时期，杜月笙的好朋友，上海金融工商巨头如王晓籁、刘鸿生、吴蕴初……等人，均已中了中共的奸计，打定主意向左转。在这几个人里面，刘鸿生、吴蕴初、等自己拥有实力，他们属于「中焉者」，如王晓籁则多年以来一直靠牢了杜月笙，除了杜月笙做他的靠山，不论有贝之「财」或无贝之「才」，他竟一无所有，因此王晓籁是离不开杜月笙的。他听信了共产党的煽惑，想以前进份子，「民族资本家」的恣态，重回黄浦滩，当然他就非得拖牢杜月笙同走不可，于是，王晓籁是为「下焉者」。
有很长的一段时光，这般有心靠拢者排日出入杜月笙之门，纠缠不放，拚命的劝，逼牢杜月笙跟他们同走这一遭。王晓簌和刘鸿生两个更是无日或休，几至劝得舌蔽唇焦，声泪俱下。不过，杜月笙始终立定脚跟，屹然不为其所动。
然而，忽有一日，台北一家素具权威的报纸，注销了一篇各方重视，轰动一时的社在这篇社论中，出现了两个新名词，所谓「政治垃圾」与「经济蝗虫」。中共统战份子如王哓籁、刘鸿生之流认为这是一个劝杜月笙「回上海」的好题目，他们拿了报纸轮番去见杜月笙，不惜添枝作叶，加油加酱，告诉杜月笙说，社论中所指的暗中操枞上海金融、物资的经济蝗虫，不正是暗指你杜月笙吗？台湾报纸差一点就要对你提名道姓了，尤其是那篇社论的结论，旨在「绝不容许政治垃圾、经济蝗虫」到台湾复兴根据地去掀风作浪，重施故技。在这种情形之下，你杜月笙难道还有到台湾去的可能？还不如「光光采采」的跟我们回大陆吧。
竭力挑拨离间的人越来越多，而且都是异口同声，众人一词，杜月笙剪下这篇社论来，叫他的秘书边读边为讲解，社论的措词难免过火，将「罪状」与「实际」对证，杜月笙三个字彷佛也是「呼之欲出」，于是杜月笙不由不大受刺激，他小心翼翼，将那张剪报折好，放在自己的马甲袋里。
汪宝瑄专程赶得来
民国三十八年九月间，香港坚尼地台杜公馆又有一位常客常川进出，那是曾经身为和谈五代表之一，被代总统李宗仁派到北平去跟毛泽东与虎谋皮的章士钊。章士钊随同和谈代表团在三十八年四月一日飞北平，谈判二十八天不得要领，四月二十八日起便被毛泽东扣留，历时四月有余，他又衔毛泽东之命到香港，显然负有共党赋予的任务，并且受到共党的监视。
一日，杜月笙正在客室和章士钊扃室长谈，自广州来了一位好朋友，江苏省党部主任委员，兼为立法委员的汪宝瑄。
杜月笙听说汪宝瑄到访，非常高兴，他当时便请章士钊到另外一间房里小坐稍候，一面起身迎迓汪宝瑄。汪宝瑄和章士钊打了个照面，他又看到杜月笙面容清癯，神情憔悴，但是一见汪宝瑄之下，情绪显得相当的激动。杜月笙一伸手，从自己的中式马甲口袋里，掏出一份剪报，他摇头、叹息、苦笑，把那份剪报一直递到汪宝瑄的手上。
汪宝瑄一看，便知道是当时引起轩然大波的台北某报一篇社论中用上了「垃圾、蝗虫二词，斥责许多不甘与共党同流合污的投奔自由者，言下之意彷佛这般人还想到台湾来鸟烟瘴气搞垮台湾这一处反共的圣地，因此讥诮这般人为「垃圾、蝗虫」。
富时，汪宝瑄向杜月笙一笑，他开门见山的告诉杜月笙说
「杜先生，我正是为这件事到香港来，专程拜访你的。」
激动之余，不克自已，杜月笙极其罕见的向汪宝瑄发了一顿牢骚。他说他并非国民党员，而抗战、戡乱，一连两次为国民党牺牲一切毅然赴港，用心无非是免为国民党的敌人所用，他这么做，完全是本诸良心，尽其在我。旣不求功，也并不是为了争取表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