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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百计,亟思笼络。上海日总领事馆,甚至月费多金,专事搜集有关杜先生的情报,对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及与先生时常往还的各界人士,靡不密切注意。素以「中国通」著称的板西土肥原,更与先生殷懃结纳,谦恭备至。民国二十六年初,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永野修身访问欧陆,自日内瓦返日,途经上海,特地拜访杜先生,面告日本政府愿斥巨资日币三千万元,与先生合办「中日建设银公司」,用意是想和宋子文先生所办的「中国建设银公司」相争竞。杜先生洞烛其奸,立予拒绝,他所持的理由,光明正大,他说:
「我是中国百姓,要我跟外国政府合办公司,未免太不合体制。」
然而永野仍不死心,他故示慷慨的说:
「杜先生既然不便与日本政府合作,那么,就由杜先生个人出面组设公司好了。日本方面一定全力支持,作杜先生的后盾。三千万日元,可以无条件提供先生作为创办资金。」
三千万日元,以当时的币值,无疑是一笔钜额款项,当时杜先生如果接受,再利用日人在华的侵略势力,对先生个人来说,其作用将无比重大。但是先生高瞻远瞩,大义凛然,他依然峻拒日方这一次最大的政治投资嗣后日方一再煽惑,先生终始不为所动,于是日人只好知难而退。旋不久日阀狰狞面目暴露,先后在北平芦沟桥和上海淞沪之滨挑起战火,全面战争于焉爆发。淞沪撤守,日人又百计羁糜先生,请他务必留在上海,而先生则宁愿放弃庞大的物业,偕宋子文、钱永铭、胡笔江诸先生秘密赴港,以示追随中枢,共襄抗战大业。到那时候日本人还是不肯放过他,数度派人赴港接洽,先生一概不予接见,使日方人员奇窘无比。
三十八年共匪卖国残民,红流泛滥,四月南京沦陷,上海告警,杜先生喘疾已甚严重,但仍毅然决然,抱病弃家离沪,以避共匪狂焰,同时正告国际,匪伪政权之不获民众支持。四月三十日挈眷南行,又到香港。不料未及两年半,他便因病情恶化,竟而撒手尘寰。
赴港侍疾
杜月笙先生身材颀长,面容清癯,高额隆准,双目炯炯有光。他尝说自己少年时期营养不良,中年以后事务烦冗,心力交瘁。因此他的健康情形并不太好。民国三十年十月,杜先生自香港飞赴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议,空中骤遭日机拦击,机师升高闪避,飞行高度逾八千公尺。先生原有气管炎宿疾,自此哮喘大作,呼吸艰难。抗战期间,久住重庆,由于山城多雾,地气郁湿,使他的喘症更趋严重,以他的病况,每可觇知气压高低,所以杜先生常常自嘲的说:
「我的身体像是一只寒暑表,每天天一亮,就可以晓得当日的气候如何?
三十八年共匪叛乱日亟,先生慨然离沪,作客香江。由于忧国忧时,心情十分郁悒,体力日益衰退,病魔缠身,使他极感痛苦。不胜烦闷的时候,他便大发牢骚:
「有两只脚,偏偏不良于行,想说说话,又是气促难言,我岂不是变成活死人了!」
在香港一住两年多,香江的名医良药,几乎逐一试遍,可是对于他的喘疾,依旧一无是处。卅八年底大陆全面陷匪,中枢播迁台湾。杜先生每天所听到的消息,不是某些意志不坚的朋友,被共匪诱骗回到上海,饱经折磨;便是滞留沪上不及撤离的家人亲友,如何如何的被共匪清算鬪争,这位平生最爱重亲友的巨人,由于自己病困香江,爱莫能助,内心的苦闷,益难排揎,因而影响到他的病势,有如江河日下,险象环生。不久,他便氧气罩须臾不离口鼻,否则,他即无法呼吸。
卅九年六月,一度濒于垂危,幸赖名医会诊,抢救得宜,总算脱离险境,渐有起色。但是到了民国四十年七月,他的两脚开始痲痹,下半身形同瘫痪。这时候,我正在台湾,负有一项相当重要的任务。下旬,突接先生来函,告诉我说:他的病情恶化,体力更衰,希望我能即日摒挡一切,专程飞港,以便晤谈。
接到了先生的这一封信,我的心情,极为沉重,同时忧急交并,方寸大乱。我一面驰函慰问,一面赶办出入境手续,准备启程赴港。在办理各项手续之际,我更分访杜先生在台友好、恒社同人,如洪兰友、陶百川、刘航琛、王新衡、吕光等诸先生。因为当时我已深知,先生病势恶化至此,恐难再有回天之力,我此去就不得不作万一的准备,一应善后事宜,我都要向这几位先生预先请教。
正在五内如焚,日夜奔波,突又接到杜维藩兄自香港拍来的电报,他说杜先生自从接悉我即日赴港的信息,他神情大为振奋,危殆之势稍减。电文中还说杜先生想吃台湾的西瓜等物,嘱我行前莫忘了买些带到香港去。
七月廿七日,又获急电,趣我速行。廿九日,又是一封急电来催,电文竟是病危,火速飞港。是时,我诸事摒挡竣事,飞机票亦已订好,于是我立即覆电,准定八月一日某时自台北起飞。
然而,八月一日那一天凑巧香港有台风过境,飞机无法降落,迫不得已,我将行期展延到八月二日。不曾想到,这一个意外的躭搁,竟使杜先生大感失望。那日狂风骤雨,笼罩全港,杜先生明知我无法成行,但他还在寄望于万一,他苦苦的等我,直到晚上,收到我翌日起飞的电报,方始不尽慨叹的说:
「今天我许了一个心愿,京士如果今天能到香港,我的病还可以得救。现在来了电报,说他无法赶到,我就晓得我这个病是没有希望了。」
当时,环侍左右的杜维藩、朱文德诸兄,纷纷的向杜先生竭力譬解,劝他宽心。先生却似理非理,很不耐烦的说:
「好了,好了,不要讲了。」
八月二日,上午,我乘民航公司客机飞港,一路忧心似箭,直嫌飞机飞得太慢,正午抵达启德机场,抢先下飞机,一眼看见吴开先、沈楚宝、杜维藩、朱文德诸兄都在机场迎候朱文德兄见我到了,转身先去打电话,通知杜先生。先生获电以后,居然表示不相信,连声的说:
「假的,假的。」
偕吴开先兄等驱车急赴坚尼地台十八号杜宅,匆匆直趋病榻之前,一眼看见先生骨立形销,病容憔悴,心中有如万箭攒刺。而先生听说我果然来了,欣慰之情,溢于言表,他竭力挣扎坐起,噙着两眶热泪,伸出他枯瘠抖索的手,他欠身向前,牢牢的抓住我不放。那对犹仍神明强固、锐利如昔的眸子,透过泪膜盯望着我,他苦笑着说:
「好了好了,你终于来了,这下我就可以不死了!」
我的右手和先生紧紧相握,久久不释,心里正有无限的酸楚和凄凉,我在想:先生这么样苦苦的盼望我来,而我却无法对他的顽疾有所助益,先生爱我如此的深厚,我又怎样能报答先生的知遇于万一?最使我怆痛不已的是我追随先生二十余年,几乎朝夕与共,唯独此次为了奔走国是,和先生一别三年,那里想到三年后再相见,竟是这么一个生离死别的场面。
当时我强忍眼泪,不敢哭出声来,耳朵里只听到先生在气喘咻咻的说:
「唉,就是我的儿子,也不能得到消息立刻赶来。京士,你竟会丢开一切,飞来看我我确实是十分的感激,十分的感激!」
说这几句话时,先生的脸色,忽又转为悲戚。我唯恐他激动之后,又起伤感,对于病体大不适宜。我不能不开口说话了,我委婉的劝请先生,安心静养,少说几句话,免得费力。我说我既已到了香港,相聚的日子正长,有话何妨慢慢的谈呢。
然而先生还要向我诉说他的病状,他说:
「自七月初起,我两只脚突然痲痹,从此路也不能走了。想想我竟跟当年的张静江先生一样,真正没有意思。后来日夜的喘,喘得厉害,连觉都不能睡。你看,我病到这种地步,不会再有希望了,因此我一再打电报催你来,有许多事情我要托付给你,再迟,就怕来不及。好了,你今天果然来了,我总算放了心,或许,我这病还可以得救呢。」
听了他的话,我心如刀割,但仍勉持镇定,竭力的安慰他,使他恢复平静。先生问过我还没有吃中饭,兴冲冲的命人送饭进来,就在病榻上和我一起吃,吃饭时他还在滔滔不绝的谈话。饭后,他实在太疲乏,倚在枕上,沉沉的睡去。
从这一刻开始,直到八月十六日下午一时半,杜先生哲人其萎,长瞑不视,我除了每天下午二时左右,乘先生小睡,抽暇到朋友处去休息片刻,整整十五天里,我始终侍疾病榻畔,须臾不敢轻离。
一代人豪溘逝香江
杜先生罹染的是喘息重症,病情恶化,因此他眠食全无定时,每次入睡,为时极暂,有时候我们以为他睡着了,其实他是在假寐深思,我偶然动一动身子,他便会睁开眼来望我或则呼唤饮食,或则谈几句话。他的喘息症使他呼吸困难,不得不完全依赖氧气,偶或一个接不上,他会立刻气息咻咻,额汗涔涔,脸部胀成青紫色,即令在熟睡之中,他也必然一惊而醒。
十五天侍疾,我发现杜先生实有不尽的话要说,或叮咛家人,或告诫门下,或则自行处理他的身后各事。他间歇着缄口无言,其实是他在蓄积精力,要把一下想说的几句话讲完这种痛苦,不是常人所可以忍受的。
负责诊治的香港中西名医,如梁宝鉴、吴必彰、吴子深、丁济万、朱鹤皋诸先生,都是杜宅的常年医师,且与先生一家均有深厚友谊。我向他们叩询病情,他们一致表示情势严重,因为杜先生「精气神」三者悉告虚乏,因之药石刀圭已难奏效,聆此,使我愈感悲切。
八月四日早晨,杜先生面容平静,心智清澈,他命我从速准备后事,其于棺木衣衾,莫不逐一指示,不厌求详。当时姚、孟诸夫人,和维藩以次诸弟妹,都在日以继夜,亲侍汤药。听到杜先生预为安排他的身后,情不自禁的掩面饮泣。此情此景,及今思之,犹觉怆然。
遵照先生的嘱咐,我于六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