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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看一个城市的例子。想当初天津可耐冰箱曾红极一时，但现在又有谁还知道可耐呢？可耐正是农夫揠苗而死的。1988年生产可耐冰箱的天津冰箱厂刚刚起步，技术与管理都不稳定，市里就开始拔苗，下达了30万台的任务。结果许多冰箱不制冷，有的发往外地的冰箱中还有旧皮鞋等垃圾。市场失去了，工厂很快垮掉。拔苗的结果不是苗迅速长大而是死掉。此津门农夫之所为也。天津曾经是中国北方的经济与金融中心，如今堕落到不如一个中等城市（GDP总量与苏州接近，而人均GDP低了许多倍）。这不正是政府拔企业这个苗的结果吗？
如果仅仅是一个天津也就罢了。但政府拔苗者决不仅仅是这个城市。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搞好国有企业”，其不言而喻的主语是政府。“搞”这个字据说是“五四”时期刘半农造出来的，有高手摆弄低手之意。农夫当然比苗高明，所以，搞好国有企业就成了政府拔国企这颗苗。今天投入启动资金，让它辉煌，明天为它下指标，要它实现，后天又命令其中几个合并起来成为航空母舰。结果搞来搞去，国有企业也没有走出困境。一些本来还可以活一阵的企业也被搞死，或者搞得不死不活。这里的搞也就是宋之农夫的“揠”或者“拔”。企业发展有其由小到大的内在规律，不是想做大就做大，想做强就做强的。被农夫关注并花力气去拔的苗都死了，只有不被农夫拔的苗才能活下来。
国企是政府的亲儿子，亲爸爸去拔也就是了。一些地方政府还把手伸向民营企业，扶植民企做大，或者说拔民企这个苗。对一些他们认为不错的民企又是给贷款，又是下指标。结果又是欲速则不达。山西一家因老板被害而知名的民营企业，资产30多亿，债务也有30多亿。看来做得不小；但内部有许多问题潜伏下来。它的迅速膨胀也是政府拔苗的结果，没有政府支持，它能得到那么多贷款吗？许多民营企业在短短数年中经历了从盛到衰的全过程。这其间当然有民营企业家本身的问题，但政府为了使之发展更快而拔苗；不也是重要的原因吗？
政府想搞好国企也好，扶植民企也好，动机都是好的；但好的动机没有好的结果，能说动机好吗？宋之农夫拔自己的苗，谁能怀疑他的动机？记得自由主义思想大师哈耶克说过，世界上的坏事往往是那些动机良好的好人干的。坏人干坏事心里有鬼，总放不开手脚。但好人干坏事心安理得，干得才彻底。如果是邻人想给宋之农夫使坏，拔他的苗，一定拔得不彻底，心里老有鬼，拔一点就快逃。只有宋之农夫为了苗长得更快而拔苗才完全彻底。宋之农夫就是哈耶克说的干坏事的好心人。但他干的坏事比有坏心的邻居要大得多。我们那些干预国企或民企的官员们和这个良心大大地好的宋之农夫有什么区别呢？
宋之农夫能拔苗在于他是这块地和这块地上苗的主人，用现在的话说，他拥有土地及苗的产权。同样，一些好心的官员能干预企业也在于他们有产权。说起来国企的产权是全民的，但实际上采取了国有的形式，由政府作为产权代表。政府由官员说了算，他们自然也就成了实际上的产权代表者。天津冰箱厂的产权是市政府，它敢不听市领导的话吗？所有者要拔苗，其他人一点办法也没有。所以，要制止个别官员对国企拔苗，关键还在于产权改革。政企分开说了有20多年了，至今仍是一句空话，就在于由政府作为所有者代表的传统公有制的改革仍没有重大突破。
从理论上说；民企是私人所有的，为什么政府也可以去拔人家的苗呢？从根本上说，民营企业是在夹缝中生长起来的，它的产权从法律上并没有得到保护。政府仍可以用行政权力来合法地侵犯民企的产权。这样的事在国内也不是一起两起了。政府控制着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民企的发展在许多方面要依附于政府，甚至借用政府的权力。民营发展的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它对政府的依赖性和软弱性。因此，政府要拔它的苗，它也没办法。如果宋之农夫要处处听命于他的村长，他得罪了村长连地也没法种，这时，尽管地是他的，苗是他的，但村长让他拔苗助长，他也无可奈何。这种超经济的政治权力比产权要厉害得多——尤其是在一个私人产权得不到保护的社会里。
应该说，许多地方政府都是想让本地经济发展的，正如宋之农夫想让自己的苗长得更好一样，但为什么做出拔苗之类的事情呢？宋之农夫是愚。那些受过相当高等教育的官员呢？当然不能用愚来解释。他们做出这种揠苗助长的蠢事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十分重要的一点是计划经济的思想仍然在作怪。计划经济最核心的思想就是政府高明论和政府万能论，是对权力的崇拜。之所以实行计划经济就是政府认为自己比自发的市场高明，又有全知全能的属性，可以实现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可以满足人民的物质与精神需求。我们的经济在转向市场经济；但一些人的思想仍然停留在计划经济时期。他们总怕一放就乱，对市场有一种先天的恐惧感。所以，总想由政府有计划地建立一个市场经济体制。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出于善良的动机去拔苗也就十分正常了。
市场经济的中心是能由市场办的，尽量交给市场，只有市场办不了的（如保护国防，建立正常的市场秩序，实现社会保障等）才由政府去补遗拾缺。换句话说，政府是守夜人；是为社会服务的，至于经济活动怎么搞，那是市场的事。政府不应该管，也不能管。市场化改革的关键是该放的全放开。像苗怎么长这类事，政府就不必去亲自拔，放任它自己去长好了。我们放开了农业有了今天的丰衣足食，放开了私人经济有了今天经济的迅速增长。改革的成就哪一件是管出来的？今天想搞好这个，明天想拔拔那个苗，违背市场经济规律，能有经济的辉煌吗？天津这个苗活活拔死了，还要再拔下去吗？
宋之农夫已死去两千多年了，他那点拔苗的事也被中国人嘲笑了两千多年。但宋之农夫的那份好心仍没有灭亡。我劝那无数继承了这份好心的人还是莫行揠苗之事。
谁也不喜欢杰米扬的汤——价值与产品差异创新
俄罗斯作家克雷洛夫写过一首题为《杰米扬的鱼汤》的寓言诗。这个寓言讲的是一个叫杰米扬的人做得一手好汤，“上面飘着一层油，像琥珀一样”，“这是鳊鱼，这是鲟鱼片和鱼内脏”。他的朋友福卡已经喝了三碗，他还要朋友“再喝一碗何妨”。可怜的福卡再也喝不下，“赶紧抓起腰带和帽子逃回家，从此不敢再去找杰米扬”（《克雷洛夫寓言全集》，译林出版社，第189～190页）。
克雷洛夫的本意是讽刺那些自认为有才华而喋喋不休地向别人谈自己的散文或诗歌的文人。他们的作品无论再好，但“如果不懂得适可而止，没完没了地向别人唠叨”，“将会比杰米扬的鱼汤更加让人受不了”。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看，这则寓言说明了经济学的基本规律之一：边际效用递减，对我们企业如何去开拓市场也十分有启发。
经济学家讲的效用是人们消费某种物品时所得到的满足程度。例如，吃一个面包得到物质上的满足，或看一场电影得到的精神满足。效用完全是消费者的主观感觉，取决于个人的偏好，没有什么客观标准。不同消费者消费同样的东西得到的效用并不同。边际效用是消费者多消费一单位某种物品所增加的满足程度，例如，寓言中的福卡多喝一碗杰米扬的汤增加的满足程度。
尽管效用是主观的，但所有人的消费都遵循一个共同规律，这就是随着所消费同一种物品的增加，给消费者带来的满足程度是递减的。例如，福卡喝杰米扬的第一碗汤时，一定感到味道鲜美（满足程度高），喝第二碗汤的感觉不如第一碗汤那么好（满足程度减少了）。当不断喝下去时，满足程度越来越低，最后成为痛苦（负效用），以至于不得不逃之夭夭。经济学家把这种普遍现象概括为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这其间的道理也不难理解，效用或满足是一种生理或心理上的兴奋，当有外界刺激（消费物品）时，人们产生的兴奋就是满足或效用。但同一种刺激反复进行（消费的同一种物品增加）时，兴奋程度会越来越低，这就是效用递减。
第三部分 坐而论道第3章
边际效用递减的现象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是一个不言而喻的真理。但它在经济学中的重大意义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理解的。经济学把价值理论作为基础。对于什么是价值历来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认为价值是客观的，由生产商品的劳动量决定，另一种认为价值是主观的，由它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用（或边际效用）决定。现代经济学的价值论是主观价值论，或者说边际效用价值论。换言之，价值就是消费者对某种物品的评价。一种物品，无论生产者付出了多少劳动，但如果消费者认为它不能给自己带来效用，就谈不上有价值。例如，杰米扬为自己的每一碗汤都付出了劳动，但那一碗让福卡喝不下去的汤，在福卡看来就没有一点价值。
为什么现代经济学家放弃了客观价值论而采用主观价值论？经济学是为了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的。市场经济是由价格调节的，价格如何决定并调节经济是经济学要回答的问题。客观价值论不能解释价格的决定——因为劳动量相同的产品在市场上会有不同的价格，劳动量多的价格并不一定高，劳动量少的价格也并不一定低。价格与客观价值论所说的劳动并没有必然联系。在市场上价格由供求决定。需求取决于消费者的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