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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梁启超对“近三百年”的定义，上包括晚明而下进入民国，即将民初十多年也包括在内。而章、刘所论，均少及民国学术。本书附录另收入樊少泉（抗父）的《最近二十年间中国旧学之进步》一文，多少弥补了这一缺憾。68 樊氏一文发表于1922年，他是当时少数能兼顾新旧治学取向之成就者。其所论虽名为“旧学”，实际不仅述及王先谦等当时整理旧籍的新成绩和柯劭忞的《新元史》，更主要表彰了罗振玉和王国维在那时学术开新的面相。69 该文叙述的很多内容明显在“20世纪新史学”范围之内，而今人讲20世纪“新史学”却常忽略这些内容，更增加了本文在学术史上的参考价值。
此外，胡适在整理国故时期也有好几篇与清代学术相关的论文，应该参考。还可以参考的，则是当年北大两位学生在1919年的见解，即傅斯年的《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和顾颉刚的《中国近来学术思想界的变迁观》；70 后者虽然出版时间甚晚，也作于1919年。与胡适一样，两人都承认清代学术有接近科学的一面。傅先生更多是遵循旧体系而出新，尤其侧重清学的“文艺复兴”一面；顾先生则有较多体现时代风采的个人“裁断”，常跳出往昔的汉宋、今古等区分。两人都有些超出梁、钱二书也不同于章、刘之文的重要见解。
傅斯年当年曾说：康有为和章太炎代表了清代学问的结束期，这一时期非常重要，“中国人的思想到了这时期，已经把‘孔子及真理’一条信条摇动了，已经临于绝境，必须有急转直下的趋向了；古文学今文学已经成就了精密的系统，不能有大体的增加了；又当西洋学问渐渐入中国，相逢之下，此消彼长的时机已熟了。所以这个时期竟可说是中国近代文化转移的枢纽。这个以前，是中国的学艺复兴时代；这个以后，便要是中国学艺的再造时代。”71 傅先生说此话已经过了八九十年，不论他所论是否确切，今人的确应该进入“中国学艺的再造时代”了。学术的再造只能走温故知新的路，本书便是温故的好帮手。全书集大家之言，定会成为这一领域长期持续的主要参考书。
1 张继致《新潮》杂志，1919年4月29日，《新潮》，2卷2号（1919年12月），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本，366页。
2 这是那一代人常思考的问题，如梁启超便曾说，“泰西之政治，常随学术思想为转移；中国之学术思想，常随政治为转移”（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1904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38页）。但他随后就更强调“一国之进步，必以学术思想为之母，而风俗政治皆其子孙”（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59页）。类似的思虑曾经缠绕着许多近代读书人，从“新民”到“新文化”再到“新生活”等的持续努力与此密切相关，此不赘。
3 胡适就是其中的一个，他那时讲话写文章很爱使用的时代分段就是三百年，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中华书局，2006年，160…161页。
4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3…1924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1…364页（以下径引书名）。此书较好的版本是朱维铮校注的《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中所收者，惜亦增添了少许“现代”手民之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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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蒋维乔：《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上海中华书局，1932年）；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我所用的是台北商务印书馆1964年重印本）；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有意思的对比是，当年讨论政治军事外交的则常用“近三十年”、“近百年”这样的时代分段，如上海太平洋书店在1930年便出版了李剑农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后扩充为《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文公直的《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和刘彦的《最近三十年中国外交史》。当然，这只是就倾向而言，如稍后郭湛波便有《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后扩充为《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北平大北书局，1935年。
6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1…104页。
7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按《近世之学术》约25；000字，《清代学术概论》则已略超过55；000字。
8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页。
9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1页。
10 梁启超早年在与人讨论时，似乎以为若写“哲学史”便当选择性地论述那些“完全”而“有条理”的思想，若讨论“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则必须述及所有“在其时代占势力”而“可以代表一时代一地方之思想者”，而不必计其优劣。则其论“思想”或更重其社会影响。参见梁启超：《〈周末学术余议〉识语》（1902年），《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夏晓虹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04…105页。
11 李先生的原话是：“梁任公的《清代学术概论》，以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真是覆盖了中国学术的方方面面，使我们看到学术史应当是怎样的规模。后来的一些书，包括大家熟悉的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便实际上是思想史，而且主要是哲学史了。站在今天的高度上，接续梁启超的学术史研究事业，是当前学术界应该承担的责任。”参见《怎样重写学术史（笔谈）》，《文汇读书周报》1998年10月3日，5版。
12 我所用的是台北广文书局1983年3版。
13 原名《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重庆三友书店1944…1945年初版；我所用的是上海生活书店1947年修订版，上下册。
14 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290…293页，引文在293页。
15 参见黄宣民为其校订的侯外庐著《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一书撰写的《后记》，416…417页。
16 陈祖武：《清代学术拾零》，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340页。
17 陈祖武、朱彤：《乾嘉学派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674…675页。本文所引部分为陈先生所写。
18 关于民初以来对清代学术的研究，可参见黄克武：《清代考证学的渊源——民初以来研究成果之评介》，《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11期（1991年），140…154页。
19 丘为君：《清代思想史〃研究典范〃的形成、特质与义涵》，《清华学报》（新竹）新4卷4期（1994年12月），451…494页。
20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年，163页。
21 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王国维遗书·观堂集林》卷2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影印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26…27页。
22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诗集四·学术》，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本，卷227，第4册，1005页。
23 胡适的原话是“‘正统’的崩坏，‘异军’的复活”。参见胡适致钱玄同，1932年5月10日，引在耿云志：《胡适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198页。
24 现在也有学者认为经学中本无此区分，都是后人所造出。从纯“科学”分析的角度看，固然也可以就此探讨，但那样必先严格界定何为“经学”，然后据此定义以倒衡古人。若从史学眼光看，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有相当数量的学人有此看法，就是历史事实，不宜无视昔人实际认知的存在。
25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44年蓉一版，下册，10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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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528页。
27 这个问题所涉甚宽，只能另文展开讨论。一些初步的探讨，可参阅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302…375页。
28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四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上册，89页。
29 章太炎：《与人论〈朴学报〉书》（1906年），《章太炎全集》，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154页。
30 参见本书所收的章太炎：《与吴检斋论清代学术书》、刘师培：《清儒得失论》。
31 参见本书所收邓实的《国学今论》，原刊《国粹学报》第1年第4期。
32 叶德辉：《郋园书札·与戴宣翘书》，长沙中国古书刊印社1935年《郋园全书》汇印本，20页。
33 蒙文通：《经学导言》（原名《近二十年来汉学之平议》），《经史抉原》（《蒙文通文集》第3卷），巴蜀书社，1995年，10页。
34 类似思路入民国后仍持续，一度兴盛的“古史辨”派便上接今文家脉，而章氏弟子孙思昉（至诚）代其师指出：“康南海《新学伪经考》出，则群经之可读者鲜矣；崔适之《史记探源》出，则史之可读者鲜矣。近之以尧舜神禹为虚造者，实自康、崔诸为今文学者启之。”参见徐一士：《一士类稿·太炎弟子论述师说》，见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2），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105页。
35“与熊纯如书”，1917年4月26日，《严复集》，王栻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3册，668页。按严复所谓“为善为恶，姑不具论”，可能是在因应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而太炎固以为“中国自宋以后，有退化而无进化。善亦愈退，恶亦愈退”也。参见章太炎：《俱分进化论》（1906年），《章太炎全集》，第4卷，引文在391页。
36 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