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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外宾。毛泽东点名要钱伟长参加出访。
作为教育家，钱伟长力主大学教育应以打好基础，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为主，工科学生有理科基础；大学专业不要分得过细，不能设想许多知识都要在学校里由教师一一讲过，因为学生毕业后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是复杂多样的，科技还在日新月异地发展更新着，学 生更需要具有自己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工程师是在长期建设工作的实践中锻炼出来的，不可能在大学的“摇篮”里培育出来。这些虽说都是肺腑之言，但却不合时宜。为此，在清华大学竟引发了三个月之久的大辩论。
为了回答各方的攻击与责难，1957年1月31日，钱伟长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一文。6月9日《光明日报》未经同意便以钱伟长、曾昭伦等六人的名义，刊发了民盟中央向党中央汇报的《对于有关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造成使人误解的舆论。对此钱伟长等人非常气愤，然而不等他们声明，6月下旬，蓬蓬勃勃的“反右运动”转眼间在全国开展起来了。7月，钱伟长被划成右派，撤销一切职务并停止一切工作，教授级别从一级降为三级。于是，针对钱伟长的各种各样的批判会，使人目不暇接。
从纷繁世界中突然坠入寂谷深潭，钱伟长一时间不知所措，妻子被隔离了，儿子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大学却硬是“不予录取”，两个女儿也因为受了父亲的牵连而天各一方。面对这一切，钱伟长连自己都弄不清楚究竟，更不知道该如何向他的妻子儿女们做解释了。
有人说：“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他的生命应该属于科学研究。”的确，钱伟长很快就镇定了下来，方法则是利用白天劳动之余和夜晚，在他的书堆、计算纸以及新的探索领域间驰骋。如果说原来曾因繁多的社会活动而影响了他的某些研究的话，那么，此间，则又成为钱伟长收获颇丰的时期。20篇论文，他一气呵成。其中《关于弹性力学广义变分原理，及其在板壳问题上的应用》一文，将弹性力学中有关变分原理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是一项重要成果。然而，怀抱着这一成果，当钱伟长满怀信心地将它投向《力学学报》后，等来的却是“不宜发表”。他无言地将手稿搁在了书架上，任尘土肆意浮落。五年后，日本东京大学航空系的一位教授发表了《弹性力学及塑性力学中的变分法》一文，其中的主题、观点都与钱伟长五年前所提相同，受到国际上的重视和承认。遗憾，一个人为的遗憾。本应属于中国人的荣誉，就这样被放弃了。然而，遗憾又何止于此呢。
为了进一步砸烂钱伟长留在师生们头脑中的闻着臭、吃着香的“臭豆腐”形象，在清华大学的图书馆中专门举办了关于钱伟长“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路线”的展览。然而，事实上，钱伟长在当时的确被师生们认为是闻着臭、吃着香的那一类人。因为无论怎样批判，一到某些科研难题无人能解的时侯，还是得找钱伟长。
此时钱伟长已不能再接触国家级课题了，但是，只要有人来函或私下求教，钱伟长都会欣然答应。在来访者当中，许多人都是冲破层层障碍才找到他的，钱伟长把这视为信任。于是，钱伟长的“地下活动”日益繁忙。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仅钱伟长帮忙解决的难题足有100多件。诸如曾代叶祖沛教授（原冶金部副部长）起草加速推广转炉的建议书，并设计了高炉加压顶盖的机构和强度计算，为叶老在首钢实验做了准备；李四光部长也到过钱伟长的小屋，恳切要求钱伟长研究一下测量地应力的初步设想措施。钱伟长没有推辞，并将自己下放新疆的学生潘立宙介绍到李四光处，挽救了一个人才；还有关于人民大会堂眺台建筑增强承担力的方案；北京工人体育馆屋顶采用网格结构的设想……每当钱伟长熬过一个或几个通宵的时候，他总会用手搓一搓脸，然后使劲地睁合一下疲乏的眼睛，悄声地喊上一句：“BOYS FOR VICTORY！” 毛泽东点名要钱伟长参加出访（2） 也有来找钱伟长的人是由校方带来的，他们多不通报姓名，甚至项目，只限问题，一旦解决了，便拿上东西就走。钱伟长有订阅报刊的习惯，“文革”中，在工资尚不够维持生计的情况下，他依旧坚持。往往前一时期的推算结论，经常能在近一时期的专业报刊上看到，由此也就能够对上号了。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钱伟长当属在劫难逃之列。钱伟长的一家 人，在高音喇叭之下，惶惶不可终日。—家四口除拥有一间卧室外，外带一间兼厕所、厨房、饭厅以及“专案组同志”的“外调”会客室于一身的小房。然而，即便是在这种困境之中，一家人仍然相互关心，相濡以沫。在钱伟长时时遭受辱打谩骂的境况下，家庭的温暖是他科技之外的莫大精神支柱。
1968年，钱伟长被列为清华大学首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下放到了首钢特殊钢厂劳动。这是他一生中最为难忘的日子。他和工人师傅“同吃同住同劳动”，此时的钱伟长已是花甲之人了，然而，在和这些炉前小伙子们的接触中，他深深地体会到了工人阶级的朴实，逐渐地与他们成了朋友。他们不再直呼钱伟长而是称他为钱教授，后来竟称呼起“老钱”来了。有了“老钱”，车间里居然搞起了技术革新，水压机车间和热处理车间都是那时建立起来的。
1970年，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里，钱伟长接到通知，周总理指定钱伟长陪同前来访华的美国朋友韩丁。至此，为了外事需要，革委会忙把钱伟长原来的住房还给了他们。不久，钱伟长还负责接待了斯诺、法国导演伊文斯、英国记者葛林以及尼克松访华前夕的“先遣将军”黑格。
一次，在接待华裔学者访华团时，钱伟长和他在清华时的老同学们相会了，林家翘、任之恭、戴振铎……一别三十年了，老友相见分外高兴，如今老朋友们都已是大名鼎鼎的科学家了，然而却都霜染两鬓了。此刻，最别有一番滋味的当属钱伟长了，虽对于自己的一切他只字不提，然而当久别重逢的欣喜过后，则全是惆怅。
1971年初秋，北京的天空显出了少有的晴朗。这一天，钱伟长接到了通知，周恩来总理要接见他，顿时一股暖流涌上心头，这些年来，每当钱伟长在困难的时候，这位伟人都会给予他意想不到的帮助。想到此，没有耽搁，钱伟长便快步走出了家门。
原来，我国即将派出科学家代表团出访英国、瑞典、加拿大、美利坚四国，毛主席、周总理点名要钱伟长参加。周总理要接见出访的成员。 锐意改革（1） 钱伟长说：“我的儿子很聪明，如果赶上现在，他一定……”只身上海赴任，钱伟长锐意改革，前“三脚”，上海工大声色顿现。
严冬即将过去，春天就要来临。就在出访之前，国内外一些传闻认为钱伟长将会借此机会移居国外。然而当记者询问钱伟长时，只见他淡淡一笑道：“我不会走的，壮年时我舍弃美国的优越生活回到祖国，为的就是要把我所学到的知识奉献给祖国，奉献给人民。这才是 我最大的愿望，请转告关心我的读者们，我的岗位就在这里，就在祖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值得庆贺的日子终于被盼到了。“四人帮”被粉碎了，钱伟长与所有的科学工作者们一样，欢欣鼓舞地迎来了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
那是1976年。这一天，钱伟长的心情显得格外的好，在书房里，他整理着布满尘土的文稿，一篇篇浸透他心血的论文从今天起，也要焕发它应有的光芒。整理过文稿，他站住了，转过身，缓缓地踩到了凳子上，顺着窗户，他一下下地揭去贴盖在玻璃上的厚纸。明亮的阳光刹时洒进了书房，照耀着那些刚刚从恶梦中初醒的文稿。他随手推开了窗扇，只见碧蓝的天空中飘着一朵朵绽开着的云花。“BOYS FOR VICTORY！”他喊出了声音。
落实政策，纠正了一切不公正的处理之后，1983年，钱伟长接受了中央任命。此时，他已年过七旬了，他微微地捋了捋花白了的头发，有如一名待命的将军，整理了书稿，只身前往上海工业大学，就任校长。
他十分珍视中国共产党给予他的信任，到任不久，上海工大就变得有声有色充满着活力，大踏步地进行着教育改革，提出了破四道墙的口号：破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墙；破师生之间的墙；破科系之间的墙；破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墙。
为了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和适应能力，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着重基础学科的学习，上海工大还推行了短学期制，删减了教学大纲，缩短了课堂教学的学时数。
为了加强外语学习，钱伟长争取到香港公司的支援，在校内开办了星光外语电台，每天向学生播放五小时的英语节目。工大还实行了学分制和选课制，推动了因材施教，使一批优秀学生能够提前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时改善了教学和科研的物质条件，建立了现代的材料测试中心、计算机中心、风洞和一些实验室、研究所。
为了努力充实教师队伍，他们聘请了一大批成绩卓著的中外教授学者来校任职或短期讲学、指导科研，从无到有开办了各科的硕士点和博士点。从1983年到1994年，工大已建立了22个硕士点和5个博士点。他以身作则，在行政工作之余，也主持了一个博士点，每年招收8个博士生，迄今已毕业了42个博士生。
针对上海的需要，工大还新设了许多新的科系，有些科系，如经济管理学院、知识产权学院等都是国内首创的。
1994年，上海市为了跨世纪的发展需要，把原上海工业大学、原上海科技大学、原上海大学以及原上海高工合并成了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