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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天之后，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在全体会上宣布了十一项决定，决定充分采纳了陈云的意见，与会代表纷纷表示满意。会议代表们还向中央提出书面建议，要求增选陈云、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提议陈云应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名列汪东兴之前；要求增选黄克诚、宋任穷、习仲勋、胡乔木、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九位同志为中央委员；建议撤销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政治局委员等职务。
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举行闭幕式，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分别在会上讲了话。华国锋做了自我批评，并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做了肯定。叶剑英着重讲了领导班子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建设的问题。邓小平做了著名的《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的讲话。邓小平的这篇讲话实际上就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中的主题报告。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选的中央委员当中，有一位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早在1956年，中共八大时就已是中央委员，曾任国务院副总理。1962年他遭康生迫害，16年之后才得以平反，担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工作。这一回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他被分在了中南组，在会上，习仲勋意气风发，做了题为《广东的建设如何大干快上》的工作汇报。他坦言道：“从广东来看，要大干快上，当前面临的困难很多，其中，主要的是粮食压力大，电力、燃料紧张，钢铁等原材料供应不足……同时，我们也希望中央能够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同时多给地方余地。比如农业机械化，如果中央容许我们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从香港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购进电力，进口饲料，就可以一方面先把国营农场、畜牧场、淡水养殖场等武装起来，作为示范、培养人才，取得经验……”习仲勋的发言，中央十分重视。
1978年12月18～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胡耀邦称赞这次会议是“历史的转折，伟大的转变”。全会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发展生产力”上来，并提出了“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改革、开放”的初步设想。
讲到开放，引用外资，中国条件最好的省份，一个是广东，一个是福建。当时，在香港的人口中，80％的人祖籍都是广东人。中国人恋根，这是祖传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广东省来说，更是一个历史转折点。1979年年初，习仲勋和省委的吴南生一起向正在广州的叶剑英副主席汇报了省委关于落实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如何充分利用外资和现有的条件，搞补偿贸易，搞加工，搞合作经营及广东先行一步的意见，叶帅听了十分高兴，并希望广东省委尽快向小平同志汇报。
1979年4月5～28日，习仲勋与王全国一起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调整国民经济和当前的思想理论工作。王全国代表广东在中南组向中央汇报了广东如何利用有利条件为国家多创外汇等措施。汇报中习仲勋直谏中央：“不仅经济体制、整个行政体制上也要考虑改革。中国这么大，各省有各省的特点，有些应根据省的特点来搞。”习仲勋是个急性子：“广东中央放点权，让广东先行一步，放手干。”听了他的话，有人问：“广东要什么权？”习仲勋说：“广东作为一个省，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家，但现在全省的地方机动权力太小，中央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要求是在全国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搞活一点。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家也有利。”然后他又补充说：“如果给广东一个特殊政策，经济可能几年就上去了。” 深圳就叫特区吧（3） 这以后，习仲勋又不失时机地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做了汇报，他的建议得到了常委们的支持。会间，他和杨尚昆一起找到了邓小平。邓小平听了他们的汇报后，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深圳，这块地方到底叫什么好呢？出口加工区、贸易区、工业区？都不能算是准确。不一会儿，他把手里的香烟往缸里一顿，果断地说：“深圳，就叫特区吧！”习仲勋听了说：“特区，好！”也许是与老战友在一起的缘故吧，邓小平接着补充说：“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当谈到配套建设资金时，小平同志说：“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 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习仲勋回到广东后，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会上他传达了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并将他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所作的汇报，对与会者做了简要说明：“党中央对广东的工作极为关怀，批准广东省委关于先走一步的要求，同意搞一个新体制。中央已派谷牧同志来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下一步，谷牧同志和省委要向中央汇报，待中央做出决定后，我们坚决贯彻执行。” 江泽民同志率先考察外国经济特区（1） 就在那个务虚会之前，江泽民同志率领第一个考察外国经济特区的政府代表团，走出了国门。
1979年5月中旬，谷牧率领一个由中央有关部委组成的工作组到达了广东省，对办特区的有关问题进行实地考察、研究之后，便会同广东省的有关同志组织了文件起草小组，并由两省分别给中央写请示报告。6月6日正式拟定了《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发挥广东优势条件，扩大 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之后到达福建，不久，福建省委也拟定了《中共福建省委、省革委会关于利用侨资、外资、发展对外贸易，加速福建社会主义建设的请示报告》。两份文件汇齐后便被带回北京，中央很快做出决定，批准了广东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方案。1979年7月19日，中央下发了中发［1979］50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文件中明确批示：“出口特区”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拟组织一个协调小组，随时了解闽、粤两省执行政策的情况，适时协调有关方面的关系，适时解决矛盾，使这个对外经济活动的新的特殊的政策得到顺利地进行（当时之所以叫做“出口特区”主要是为了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办的“出口加工区”）。
1979年8月，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成立了，这是国家具体负责国家对外开放工作的机构。其前身是国务院进出口领导小组办公室。最初，此机构设在国家计委，后来搬至9号院。管委会主任由谷牧同志兼任，常务副主任是周建南同志，而江泽民同志就是这个委员会的副主任之一兼任秘书长。进出口委党组的下属由外贸部、外经部、中国银行、海关总署、外汇总局、商检总局等九个单位组成。周建南同志后来曾称赞说：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集体，大家虽然来自四面八方，但却是齐心齐力，干实事的。
举办经济特区，这在中国来说是前无古人的一项伟大事业，进出口委无疑是第一个吃螃蟹的机构，毫无捷径可走，最好的办法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因此，在经济特区形成之前，可以把进出口委比作绘制蓝图的职能部门。为了给举办经济特区提供一个基本的规章，成立之初，国务院便将这一重任交给了进出口委。
1980年3月24～30日，受中央委托，谷牧副总理在广州召开了广东、福建两省会议，检查总结中央关于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试办特区的具体执行情况。广东省的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吴南生，福建省的马兴元、郭超等同志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及港澳工委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采纳了广东提出的建议，并报经中央同意，将“出口特区”改为具有丰富内涵的“经济特区”。
1980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的批示》——中发［1980］41号文件，对两省的对外开放活动予以了肯定。
1980年8月26日，经过反复论证和13易其稿，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并批准公布了国务院提请审议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从此，中国的经济特区通过国家立法程序正式诞生。此后不久，国务院相继批准上述四个经济特区的位置和区城范围。从而标志着中国经济特区诞生了。
1981年5月27日～6月14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对经济特区来说具有深远意义的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会议，有报道说，参加会议的共有54个单位，136人，由谷牧副总理主持，周建南同志协助。这次会议的准备十分充足。
首先，周建南同志专程到深圳、珠海等地进行了为期20天的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另外，1980年9月下旬～10月份，在联合国有关机构资助下，江泽民同志作为中国政府派出的第一个考察外国经济特区代表团团长，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委员会有关工作人员的参与下，率领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广东、福建两省，深圳和厦门两个特区负责干部组成的九人小组，到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墨西哥、爱尔兰六国的九个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进行考察。还借途经日内瓦的机会，邀请联合国组织的十多位专家举行了两天讨论。考察组从所见所闻及有关材料中，对国外经济性特区的基本经验归纳了五条：1。立法比较全，可操作性强；2。有开发总体规划，从小到大建设；3。管理体制灵活，地方和企业有很大自主权；4。注重人才培训；5。有优惠政策。回国后，在对各国经济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经济特区的建设提出了全面的政策性建议。这些都为会议的顺利召开奠定了基础。因此，在与会者对经济特区的很多重大政策问题统一了认识之后，便形成了《广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