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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常委会在远离军区大院的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召开。会议当中，有电话说“文工团的人到了政委家，要找他”。没想到，廖汉生一到家就失去了人身自由。被带到军区大院关押起来，被告知：当天早上有人贴出大字报，提出了他的“四大罪状”。若干年后他得知，大字报是林彪叫人到其住处炮制的，他被关押也是林彪授意的。巧合的是，这一天是1967年1月8日，七年前他也是在这一天上任的。
几天后，杨勇司令员也被关起来。十几天后，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万人批斗大会，廖汉生等十几位将军被拉去批斗，胸前吊着的牌子上，名字被重重地打了个叉，而且双手被扭，头发被揪。
此后，大会小会的批斗，白天黑夜的审问，成了他每日的“功课”。一大堆莫须有的罪名扣在他身上，什么“贺龙的亲信”、“二月兵变的干将”、“假党员”、“三反分子”等等。起初，他还真是想不通，愤懑、痛苦、困惑……
昨天还是军区的最高首长，一夜之间就成了自己战士严加看管的对象。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流血拼命，几十年，忽然成了“反革命”。
转眼间五年过去，看管班的战士换了13个班，时光流到1972年1月，廖汉生感到政治气候有了一点变化。他从报纸上看到，毛泽东亲自参加陈毅的追悼会，但林彪既没参加追悼会，也没送花圈。廖汉生被关押的房子里有两条标语，一条是毛泽东的，一条是林彪的，林彪的那条已经翻卷了。廖汉生就试探地对看管人员说：“这条标语坏了，是不是换一下？”他们既不换，也不说什么，只是过了一段时间把林彪的标语悄悄取下来。廖汉生心里顿然悟道：林彪这家伙出事了。
7月间，廖汉生被审查他的专案组人员从石家庄关押地带回北京，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向他宣布了三条：“第一条，毛主席说的，你没有罪，有错误；第二条，解除监护。”“什么监护？”廖汉生对这个词很生疏，心想：我不是被关起来吗？噢，这叫监护。“第三条，林彪叛党叛国，摔死了。”
“监护”的人撤走了，大套间里只剩下孤零零的廖汉生，他才意识到：从此他又获得了自由！
7月31日，廖汉生接到去人民大会堂出席“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的通知。他怀疑地对通知人讲：“我还能出席‘八一’招待会呀？”一会儿，碰见了久违的“王胡子”——王震，“王胡子”问：“通知你了没有？”他答道：“通知了，我能出席吗？”“王胡子”语调重重地说：“当然能出席，一定要出席！” 一夜之间将军成囚徒（2） 8月1日，报纸、广播公布了1972年建军节招待会出席人员名单。在一份名单就是一张政治晴雨表的特定年代，人们重新看到包括了廖汉生在内的一批被打倒的将军的名字，也从中看到了一线希望之光。而这正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为纠正林彪的“极左”，重新“解放”并启用老干部的一个重要步骤。 廖汉生顶得江青瞠目结舌 “四人帮”横行之时，邓小平将廖汉生派往华东，说：“你是有角的。”政治局会议上，廖汉生不堪重压，顶得江青瞠目结舌。
1975年1月，正当“四人帮”恣意横行、企图“组阁”之际，毛泽东主席亲自提名邓小平担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总参谋长等要职，同时调整了各大军区主要领导。廖汉生受命担任南京军区政治委员。当时的南京军区所辖防区包括江苏、浙江、 安徽和上海，军区机关驻地南京与“四人帮”发迹的老巢——上海相毗邻，在北京握有重权的张春桥仍然直接挂名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和党委第一书记。到这样一个地区任职，其是非之多、麻烦之大、担子之重，自不待言。
临行前，主持军队工作的邓小平找廖汉生谈话，态度鲜明而又寓意深刻地说：“你过去是有角的，有硬角，你到了那里要保持这个角！”叶剑英元帅也先后几次叮嘱：毛主席已经多次批评了“四人帮”，你们没事不要往上海跑。
军令如山，人走家搬。2月28日，一架空军专机载着廖汉生一家人连带全部家当从北京飞到南京，老伴白林的脚骨折了，也被背着上了飞机。
上任伊始，过去知道廖汉生性格的老战友们向他进衷言：碰到麻烦事情少讲话。可是他生就那副脾气，看到不顺眼的事，如果别人不讲话，他就一定要讲了。按照小平同志和叶帅的嘱托，他以清醒的头脑立于是非之地，积极贯彻中央军委关于“军队要整顿”的方针，下部队，跑海防，一心扑在部队建设上。
1976年，随着周恩来的逝世，“四人帮”的气焰越来越嚣张，触发了一场席卷神州的政治斗争。南京市成千上万的群众纷纷来到梅园新村原中共代表团驻地悼念周恩来，从上海至北京的那趟列车途经南京时，车厢被人们用油漆刷上了长长的标语，锋芒直指“四人帮”。不久，北京就爆发了影响巨大的“天安门事件”。
清明后第十天，廖汉生等南京军区有关人员、江苏省委负责人被召至北京人民大会堂，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南京事件的追查情况。
会上通报：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是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同去年刮的“右倾翻案风”有联系，邓小平是总后台。发生在南京的事件同北京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性质一样，时间比北京还早，影响面广，火车上的大标语带到全国去了，军区、省委态度不够明朗，没有制止，追查不力。
这个会名义上是政治局全体成员听取从南京来的四个人的汇报，实际上是批廖汉生和彭冲，江青主批。廖汉生汇报时有人插话，抱怨军区报纸把他讲的“北京事件处理得很好！很好！很好！”删掉两个“很好”，江青听后指责说：“廖汉生，你为什么不制止？”
江青又说：“啊！你不要欺负他了！”
廖汉生已经不止一次听江青说这个话了，他当即火气十足地回答：“今天在政治局召开的会议上，我要把话说清楚，我工作上有错误，但是我欺负没欺负他，政治局可以派人检查。” 当场把江青顶得瞠目结舌。
转眼间到了金秋十月，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党中央派了一架飞机将上海、江苏和南京军区的负责人接到北京，当晚开会通报：“四人帮”被扣起来了。听到这个消息，同机来的人有的欣喜若狂，有的沮丧万分。北京的秋夜已经很凉了，廖汉生的心里却感到了一股股振奋不已的热流。
当北京的事情解决之后，党中央立即把关注的目光放到上海，要廖汉生防止上海出乱子。
此时“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如热锅上的蚂蚁，一个堵塞上海与外界交通、占领广播电台的计划已经制订出来，有人叫嚣：“豁出去干了！”有人犹豫：“等等再说。”
两天后，廖汉生受命匆匆飞回南京，连夜召开会议，迅速部署防范方案，确保上海和整个华东地区的稳定。由于党中央及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没有放一枪一弹，没有出一点乱子，“四人帮”的阴谋就被彻底粉碎了。 我们的血没有白流（1） 转入人大工作，廖汉生从一个老兵变成了一名新兵，看到农民们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他高兴地说：“我们的血没有白流。”
进入改革开放和新的历史时期，廖汉生多次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提出退下来。1982年他终于如愿以偿，脱下穿了54年的军装，结束了四海为家的戎马生涯，定居北京。次年，他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连任两届，一干就是十年，由一个老兵转为人大工作的 新兵。
其实，他对人民代表大会不算陌生。从1954年的第一届到1993年的第七届，他除了第二届以外，前后当了三十多年的人民代表。不过前两届只是开会时谈谈意见，参加表决。“文革”中的第四届代表是临时确定的，当时有的同志到北京来参加大会时，还不知道自己是代表了。当中国走上民主法制的轨道之后，廖汉生专注地投入到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中。
每年，廖汉生都要用一半的时间到基层去考察，听一听人民群众的呼声。跑的最多的是老、少、山、边、穷地区。他从这样的地区走出来，中国革命也是从这样的地区走向胜利的。
十多年来，廖汉生差不多每隔一年就回到处于湘西山区的家乡看一看，这里早在1929年就建立了县苏维埃政权，是湘鄂川黔苏区的中心，是红二、六军团长征的出发地。站在这块浸染着烈士鲜血的土地上，他能真切地感受到每一点细微的变化，同时又常常慨叹：变化得太慢了，至今还没有完全脱开一个“穷”字。他着急、焦虑、发火，有时实在憋不住也骂人。特别是看到在家乡迟缓的发展变化中，领导干部却像走马灯似的换了一茬又一茬。他不去听、也不想听人解释这个原因、那个理由，不管碰到的是县、市、省负责同志还是中央领导，一见面就毫不客气地提出自己的意见：
“一个干部本事再大，不经过一段时间扎扎实实的奋斗是干不出名堂的。基层干部不要像走马灯似的换，即使是来镀金嘛，也要有个程序，不能像刷墙似的，刷一层白灰两天就漏底了。要当长工，不能打短工、当临时工。”
廖汉生有一个始终生活在农村老家的大女儿。这个女儿从生下来就跟着游击队到处跑，吃过苦，挨过饿，也坐过牢，却没有跟父亲享过一天福。即使跟随在廖汉生身边的四个儿女，他也没有讲过一句要求照顾的话。然而，贫困老区的人们找上门来，他再忙也要见一面，听�